再说霍顿

　　编者按　中国足坛无数次的失败，总是无法成为“成功之母”，兵败的教训何在?究竟是输在哪儿?似乎一次也没总 结清楚。

　　在“保霍”与“倒霍”的争论中，我们实际不知道国奥队究竟发生了什么? 本报今天推出的独家长文《再说霍顿》 ，相信能为中国足坛提供一个真正了解国奥队兵败真相事实的机会。

　　虽然霍顿不是中国最好的洋帅，但谢强却可能是中国足坛最好的足球翻译之一，足球圈内外人都认同霍顿有“理论水 平”，这“理论水平”至少有一半正是谢强准确流畅翻译的功劳。当谢强冒着极大风险写下这些“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文字时 ，我们看到：惨淡经营着的中国足坛，多少还有这么一点真诚执着的声音。

　　谁知卑鄙地制造 论？

　　九强赛失利之后，我怀着沮丧的心情离开了国奥队和霍顿，又重新回到中国足协外事部，从事着“远离喧嚣”的案卷 工作。然而，这次失败仍然深深地刺痛着我，我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这支国奥队。

　　在国奥队冲击奥运未果和耻辱地兵败巴林的背景下，倒霍的力量已成胜利之势，保霍的声音已经微乎其微了。上星期 ，我在某报上发现一篇题为“霍顿应该留下”的文章，自以为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忙不迭地读起来，看完方知上当，原来 作者通篇写的都是反话，那意思是霍顿早该滚蛋了，是足协非要留霍顿不可。我不禁发了议论：“很多人都以为霍顿和足协穿 一条裤子，所以骂起霍顿来才更带劲!”竞赛部主任郎效农在一边开我玩笑， 接了个下联：“他们哪知道呀，现在就只有你 跟霍顿穿一条裤子了!”是啊，九强赛后， 我眼看着一个个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纷纷投向倒霍阵营，有些人的立场变得还很 快，觉悟得特别及时，我这里还没做好思想准备呢，那里已经反戈一击有功了。这恐怕也是大赛的残酷性之一吧?

　　其实，我自己也深知竞技体育中胜负的重要性。面对失败，霍顿的“去”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在这场争论和总结 中，我们都应该在事实的基础上，客观公正地评价霍顿。霍顿的去留事小，“动真格地总结”事大，这关系到中国足球能否理 智地吸取失败的教训，从而为今后摸索出一条成功的道路。这期间，一些朋友认为我掌握着国奥队大量的一手材料，建议我写 些东西。说心里话，我也真想写，写份对得起事业也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总结，但我有些顾虑。

　　近日，王俊生在前门烤鸭店宴请日本职业联盟主席川渊一行，我坐在那陪同吃饭。王指导向日本客人介绍了一下国内 倒霍的形势，然后用手一指 ，开玩笑说：“你瞧，我们足协就剩下他一个保霍的了!”川渊听了， 微笑着一字一顿地说： “翻译做长了，都会和主教练有一定感情嘛。”我其实就怕人家说这个。无论我说什么，人们都会讲我在带着感情色彩看问题 。上次写《我说霍顿》，一些评论就骂我是奴才之于主公，宫女之于皇上，汉奸之于洋人。这次，我要是再冒出来“顶风作案 ”，还不得从根儿上给骂回去!

　　然而，有一件事终于让我愤怒了。大家知道，这次许多国家队和国奥队的队员都坚决地支持霍顿，他们或是在报纸上 发表讲话、或是通过我转告霍顿，明确地表达他们继续信任霍顿的心声。我也每每为这些真诚的声音而感动。而在此时，有些 人指责霍顿不抓管理，放纵队员，这才是霍顿获得拥护的真正原因。这种错误的舆论进而影响到一些圈内的教练，有人在26 家教练会上公开讲：“霍顿不管队员，这帮队员能不拥护他吗! ”我不知道谁在卑鄙地制造这种舆论，编造这种荒唐的罪名?

　　我一直希望霍顿能够正常地“死亡”，即当人们不带任何私利地、在事实基础上地、公正客观地审视霍顿的工作之后 ，再作出让霍顿下课的决定。我害怕看见霍顿的“非正常死亡”。

　　为这，我想再说说霍顿。

　　教练组分工其实十分明确

　　跟随霍顿两年以来，我和一些记者及同事都发生过舌战。有意思的是，辩论的目的往往并不是为了“真理”而斗争， 而仅仅是为了捍卫某种“真实”。长期以来，霍顿被各种编造出来的事实所包围，我一直怀疑，人们嘻笑怒骂着的、缺席审判 着的、准备草草盖棺论定着的霍顿还是不是那个真实的霍顿?

　　从国奥队回到足协以后，不断听到同事们议论纷纷，着实令人感到奇怪。

　　“听说霍顿权力太大，领队和其他教练的话都听不进去，独断专行，特别固执。”

　　“李晓光在国奥队没地位，变成管后勤的了，这到底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呀!”

　　“人家说霍顿什么都不管，惯着这帮队员，从不批评队员，搞得这批人娇气着呢!”

　　我不知道什么人在不负责任地散布这些说法，也不知道编造这些谎言的人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我虽然只是个翻译， 但我最接近国奥队和霍顿的事实，我想告诉人们真相。

　　应该说，霍顿在中国执教的两年里，无论国家队和国奥队教练班子的分工都是十分明确的，尤其是国奥队，王俊生几 次向教练班子和队员讲“要团结在以领队李晓光为首的教练班子周围，而在训练和比赛方面要坚决服从主教练霍顿的安排”。 两年来，这两级国家队形成了一种主教练和领队的共同负责制，主教练主要抓训练和比赛，领队主要抓队员的生活管理和思想 作风。对于这一点，两支队伍的中方工作人员都达成了共识。

　　记得“泡吧事件”发生时，李晓光已经先去河内打前站，当时并不在广州，但他后来仍在教练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他 说：“我要对这件事负责任。今后，我一定杜绝此类事件发生，让主教练霍顿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训练和比赛上。”我还记得去 年亚运会时，由于报名名额限制，亚运队并未设领队一职。临行前，留守领队李传琪嘱咐助理教练金志扬要身兼领队的工作。 金指导是个十分敬业的人，对工作绝对一丝不苟。他曾对我说：“小谢，老李说了啊，我现在是半个领队，你小子可得听我的! ”亚运会中， 这支亚运队转战素拉他尼、曼谷和宋卡三地，遇到了很多困难，但金志扬和桑廷良两位老教练尽职尽责，恩威 并施，管理上没出一点问题，国家队的几个老队员都说亚运会是他们心情最痛快的一次大赛。全队离开亚运村回北京的那天， 要飞回伦敦的范志毅和孙继海与大家依依惜别，继海手里拿着面小国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通过以上事例，大家可以看出霍顿对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领队制是认同并且合作的。他曾几次撞见领队召集中方教练 开会，但都表示理解，因为他认为领队和中方教练在管理方面更了解中国国情，他们的工作也是在减轻自己的负担。

　　第三个巨人：王俊生

　　九强赛失利以后，舆论的火力集中到了王俊生和霍顿身上，下课之声此起彼伏。说实话，为了国奥队出线，挨骂挨得 最多的这两位真可谓到了鞠躬尽瘁的地步，而某些并未尽力的、说的比做的多的人士却策略地躲过了新闻界的“炮火”。上次 我写《我说霍顿》，称我在戚务生和霍顿两位巨人身边工作，着实被人讥笑了一番，这次我再拉上王俊生，称他为第三个巨人 ，戚务生被骂倒了，但武汉队保组和红塔冲A使其又站了起来。今天， 湖南台体育新闻已经为王俊生下课倒计时了，但我仍 执著地相信，即便王俊生和霍顿都暂时顺应了民意而“下课”，他们也迟早都会重新站起来。

　　今年8月， 《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在大连采访霍顿，问：“你作为一名外籍教练到中国执教，到底有没有压力?” 霍顿说：“我知道中国足球失败的历史太长了，广大球迷对我们这支国奥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球打不好，我对不起中国的球 迷，对不起共同努力的教练和队员，对不起王俊生，我的压力来自于此。”中国队客场负韩国和主场平韩国后，霍顿见到王俊 生后都一脸严肃地说：“对不起。”主场平韩国后，一些球迷围住东亚富豪饭店不走，球队连夜转移到松江吃晚饭，深夜三点 才又返回东亚富豪饭店。当时，王俊生迎候在饭店门口，与霍顿握手，劝他注意身体早些休息。这使我想起当年戚务生执教时 ，每场比赛后王俊生都要等到戚务生参加完新闻发布会，再一起乘小车返回驻地。记得在大连中国队2∶4输给伊朗后，王俊 生仍然等到戚指导从新闻发布厅出来，一同乘小车返回。当时，车外是球迷群情激愤，车内两人默默无语，对于王俊生来说， 这叫承担责任。很多球迷都对《足球之夜》中王俊生在巴林满脸沮丧的特写记忆犹新，但你想到没有，国奥队巴林一战，胜负 已无太大意义，王俊生完全可以不去巴林。为什么去?还是承担责任。

　　霍顿一直与王俊生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两人一有机会就坐在一起交换意见。10月3日中韩比赛的当天上午，开 完准备会，霍顿和王俊生坐在两把椅子上谈心。霍顿说，客观地讲，国奥队走到今天，取得了一些进步。这种进步不是我个人 的功劳，而是中国足球改革的功劳。五年来，这批队员留学巴西、德国和俄罗斯，增加了大量国际比赛的经验，尤其是近一年 来，他们又在职业联赛的环境里锻炼，这为国家队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根本保障。但是，足球比赛偶然性大，即使我们输了球， “联赛为本”和“走出去请进来”的思想也不能变。王俊生听了，一直不住地点头。现在回头看看，这次谈话的意义是很重要 的。

　　奥运失败后，霍顿曾从上海返回北京，与王俊生在中国足协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许多记者都打探会谈的内容，尤 其对两人是否有过争执格外感兴趣。应该说，霍顿和王俊生的谈话是平静的，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炒作的东西。由于两人在工作 上的目标和利益都很一致，连性格也有相似之处，因此两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彼此理解，从来没有什么大的争执。霍顿对我说， 他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任教，同城的对手就是拉扎罗尼带的队。霍顿自己俱乐部的主席是个王爷，经常请霍顿到别墅玩乐。他 曾对霍顿说，你不适合做足球教练，适合下国际象棋。霍顿问为什么?他说，下国际象棋只要把准备工作做好，对对方的每个 变招都能应对，这盘棋的胜率就大。你准备一场足球比赛细致得就像准备一盘国际象棋，但足球场上的偶然性太大了，该准备 的都准备了，这比赛也不见得能赢下来。看来，王俊生和霍顿都该改行。为了这次九强赛，王俊生从七年前就开始准备了，而 霍顿也可谓两年来一步一个脚印，但结果却输了。两人殊途同归，败了能说什么? 只能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尽了最大努力 ，我问心无愧。但结果让球迷失望，我对不起大家。这也正是霍顿在巴林最后一次国奥队教练会上讲的话，当时桑指导落下了 眼泪。

　　王俊生和霍顿合作愉快，因为他能尊重洋教练并且帮助洋教练。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王指导注意研究队员的心理， 想了很多办法解决具体问题。大家可能还记得王俊生在十强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关于做队员心理工作的一个讲话，听起来有些难 懂，但意思就是掌握给队员压力而又缓解队员紧张的火候，让队员在场上既能拼得出来，又要尽量放松。这次王俊生提出八个 字——拼字当头，智在其中；有记者称之为太　嗦，“智勇双全”四个字即可。其实不然，“拼字当头”更突出了大赛中思想 作风的重要性，这与霍顿几次讲“比赛打到这种程度，完全是心理的较量了”是同一个意思。今年5月在越南， 我到王俊生 房间汇报工作，瞥见他桌上放着一本书，名叫《心理咨询与研究》，可见他一直在努力揣摩运动员的心理，他在准备会上讲“ 本来不怕鬼，说的人多了，总闹得你心虚”，要求球员增强抗干扰能力；他讲“一个士兵过十次河，脚下的水每次都不同了” 来教育队员不能轻视同一个对手；他给霍顿讲孙子兵法和游击战争十六字方针，以此比喻球场上战术的灵活性。以上种种，都 给霍顿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王指导曾几次问我：“小谢，你说我要不要参加教练例会，这会不会让霍顿觉得我在具体业务方 面插手过多? ”我说，霍顿欢迎您去，我也希望您天天都去，这样您可以多了解些情况。坦率地说，我总是隐隐地觉得由于 王指导在国奥队的时间并不长，只是比赛前后来，他得到的一些情况并不见得是很全面的，而且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干部都能客 观地向他反映霍顿的情况。至今，他对霍顿的某些认识，恐怕也是有些变形的。

　　教练组中的“泄密”

　　除了与团长王俊生的合作外，霍顿还特别尊重中方领队和教练的意见，虽然对外(新闻界)霍顿保持着“固执己见” 的强硬形象，但对内(教练组)他却事无巨细，悉以资之，保持着共同讨论的民主作风。

　　记得九强赛期间，一段时间内队里的消息出去得很快，尤其是霍顿在每天教练例会上谈到的打法和用人的具体想法流 传出去后，给对手收集情报带来了很大方便。对此，霍顿的好友凯利(当时任守门员教练)曾提醒霍顿，说他没有必要在教练 会上把什么都讲得淋漓尽致，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霍顿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只有我把自己的想法都讲出来，赢得大家的理 解。这样我们思想才能统一，执行起来才能坚决啊!其实， 在霍顿执教中国队的整个过程中，都有人向他建议搞一个清一色 的英国教练组，而霍顿手头也有人，随时都能组成一个以托尔、布伦特为助理教练凯利为守门员教练的班子。但霍顿没有这样 做。他曾对我说，坦率地讲，我也曾这么想过。但全是英国教练，说同一种语言，自然不自然地就会往一块凑，这样就更会造 成中外教练之间的隔阂，容易影响团结，况且，中方教练更了解队员，他们的意见同样很宝贵。

　　大家知道，金志扬是最不服外国人的，但金志扬和霍顿在国家队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我目睹了金指导从怀疑到理解 到相信，到全力支持霍顿的全过程。在国奥队的基础上亚运队准备亚运会的过程中，金指导曾向霍顿提出，中国队的传统优势 是速度，但这批国奥适龄球员基本上没有快的。霍顿一直把这个建议放在心上，后来挑选国奥队队员时对速度格外重视。亚运 会后，两支国奥队合二为一，在亚运队基础上增加的中前场队员，像李毅、李彦、张玉宁、张效瑞等人全是快马。

　　霍顿对足球界老先生陈成达也是十分尊重，他经常向我询问陈指导在哪里，有没有可能到国奥队来看看? 九强赛之 前，霍顿曾想专门邀请陈指导到上海来观看我队对巴林和韩国的两场比赛，征询他对国奥队的意见。国奥队教练组曾考虑多调 几个边后卫进队观察观察。在一次教练例会上，霍顿对大家说，应该再给隋广陆一个机会。1998年国奥队组建初期，隋广 陆曾参加过大连集训，表现不错，而在’99联赛的赛季里，隋广陆在沈阳海狮队左边卫的位置上基本上打满了每一场比赛， 因此也一直是霍顿重点观察的对象。其实，隋广陆也是当年陈成达指导向霍顿推荐的一个队员。于是，霍顿给大家讲起了这样 一个秘密。原来，早在1998年6月国奥队昆明选拔期间， 陈指导参与了具体工作。当时，他自己估计了一个国奥队未来 的主力阵容，并将其画成一张草图交给霍顿和布伦特。随着国奥队最终阵容的形成，霍顿发现陈老先生的预测竟十分准确，这 份草图当中只有两人没有进入霍顿的视野，一个就是隋广陆，另一个是八一队的陶鹏。虽然这两名队员最后未能参加九强赛， 但陈指导这份划定江山的草图却一直留在了霍顿的心中。

　　相反，那些来自英国的霍顿同行并未得到霍顿什么特别的优待。当初，托尔与国际管理集团签约时，职务写明是国家 队主教练霍顿的助手，但他这个所谓的国家队助理教练却连降三级，从国家队掉到国奥队，从国奥队掉到国青队，而现在又面 临着与霍顿连坐的危险。看来，霍顿为了与中方教练的团结，对自己这个英国哥们并不太仗义。

　　在霍顿带国家队和国奥队的两年内，中方领队和教练都在参与决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九强赛前两周，在一次教 练例会上霍顿提出国奥队某个位置相对较弱，提出了几种改进方案，在人员配备上也有不动、小动和大动几种考虑，供大家选 择。当时每个教练都发言，李晓光第一个发言，他说，十强赛的教训告诉我们，越到大赛越应注意人员的稳定性，这时变，往 往一个人变，会对整支队伍的信心造成影响。所以，他建议大动不如小动，小动不如不动。其他教练的发言也基本如此，霍顿 在总结时明确表示同意李晓光的说法，确立了后来较为稳定的用人思想。

　　关于最后一场比赛对张效瑞的使用，霍顿也是采纳了中方教练的意见。九强赛中韩主场比赛前，唐鹏举曾在一次教练 例会后向霍顿建议对张效瑞的使用。他说，以往我们习惯用张效瑞做边前卫的替补，但由于我们这套打法对边前卫的防守要求 更高，而张效瑞的防守相对较弱，因此上场之后边路进攻有了一定起色，但边路防守薄弱了，张效瑞那一侧也容易形成对方的 突破口。因此，唐鹏举建议，当隋东亮状态一般时，我们可考虑用张效瑞做中前卫替补，既能发挥其中路组织的作用，一旦出 现漏洞也容易补救。恰好，隋东亮在中巴比赛前意外受伤，使得中场排行第五的张效瑞在中巴之战中得以以主力中前卫的身份 先发出场，这个决定恐怕也包含着中方教练的思路。

　　在霍顿的述职报告里，他高度称赞了以王俊生和李传琪为领导的国家队教练组，并称国奥队助理教练朱广沪是一名非 常优秀的教练员，他仅是对极个别的教练员点名提出了批评，认为其不适合担任国字号队伍的教练员。可见，总的来说，两支 队伍教练班子的合作都是基本正常的，霍顿以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而不是主教练的位置，树立了自己的威信。10月4日， 中国队负于韩国队后的中方教练总结会上，桑廷良和朱广沪表示自己前后跟过很多外国教练，霍顿是最好的一个。王俊生也借 此要求大家继续支持霍顿，维护霍顿，不能输了球就把责任都推给霍顿。他还说，伍主任讲过，十强赛后，国家队的教练班子 是团结的，越到失败的时候，越不能互相拆台，要多从业务角度认真总结问题。记得九强赛后期，一天晚上在东亚富豪饭店李 晓光的房间，李领队对我说，跟了霍顿一年以来，我确实觉得霍顿是个高水平的教练员。无论这次国奥队成败如何，他觉得都 应该让霍顿继续带国家队。那样的话，国家队冲世界杯准没问题。我当时就觉得，话虽这么说，但真出不了线，恐怕没这么简 单，那领导得顶住多大压力，负多大责任呀!

　　霍顿的权力大不大?

　　说起霍顿的权力过大，我也是弄不明白。尤其是我经历了戚务生和霍顿两届三支国字号队伍，自己心里也有个比较。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霍顿作为主教练，除了在训练和比赛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力之外，其他方面都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权力。即 便是在训练比赛方面，霍顿也是通过每天早上一小时的教练例会充分地交流彼此的意见，从用人到打法，从技术到战术，从具 体的训练内容到实际的比赛运用，都先由霍顿讲得通通透透，然后再征求其他教练的意见，最后形成集体的决定。关于每天的 教练例会，李晓光、金志扬和桑廷良都记了几本厚厚的训练笔记。而在组队、集训方式、热身对手的选择和生活训练管理等方 面的决策，也都是在教练例会上集体讨论形成意见，最终以书面形式上报，先由领队李晓光签字，再由协会相关部门审核，最 后经协会三名专职副主席审批，重大问题还要上报国家体育总局。两年来，霍顿基本上每事必报，经过以上的程序报批，而这 些都有足协外事部存档文件为证，从国奥队成立至今，只有一个文件越过了领队李晓光的签名直接报给了王俊生，那是今年年 初两支国奥队合二为一时，霍顿欲改组国奥队教练班子，他在美国集训时与李晓光就此事达成一致后，出于某种原因，叫我将 文件直接传真给了王俊生。大家可以看出，在国奥队的每个决策中，从教练到领队到足协相关业务部门到足协领导，对霍顿的 决定都有建议和反对的权力。

　　此外，虽然霍顿来自于拜金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但霍顿与其他外国教练不太一样，不太财迷心窍，对队里的财 权抓得一点也不牢，他倡导国字号队员为荣誉而战，从来没有向王俊生提过一个钱字。

　　从10月1日国奥队出战韩国到11月5日再战巴林，我们共打了四场比赛，队员们除了每天60元钱的训练补助外 ，再没有拿过1分钱， 这与队员在俱乐部里的收入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个别队员在国奥队两个月的经济损失超过10万元人 民币，霍顿也希望国奥队能再富裕些，但他逐渐认识到中国国字号队伍仍然处在专业体制下，不可能与市场功能发达的职业体 制相比较，伸手要钱也是不现实的。两年来，国家队和国奥队共分发过四次奖金，用以奖励球队的优良成绩，那分别是在去年 东亚四强赛和亚运会后以及今年的登喜路杯和奥运会小组赛后，出人意料的是，霍顿都采用“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法。记得 第一次商量奖金分配办法是1998年3月从日本回来后，参加者有领队李传琪、霍顿、还有金志扬、迟尚斌和桑廷良，地点 在中国足协小会议室。当霍顿提出平均分配的方案时，我现在还记得金指导当时吃惊的神情。

　　说实话，在主教练用人和战术的问题上，我们必须给予主教练足够大的权力，因为他要为队伍的成败负那种事关上课 下课的责任。如果领导相信我，就要放手使用我；如果领导不信任我，干脆轰我走人，千万别一边使用我，一边干预我。这恐 怕是对谁对什么都讲得通的道理。霍顿所率领的这支国奥队，从1998年6月开始选拔到1999年9月准备九强赛，中间 历时15个月，历经昆明、大连、北京、成都、广州、美国、澳大利亚、上海等8地12次集训， 打过超过20场的国际比 赛，队员从最初的80人经过重重筛选到最后的20人，这支参加九强赛的队伍可谓久经考验，这批人都是通过一次次的训练 比赛的磨练才确定下来的。此外，霍顿手里掌握着全国甲A、甲B超过150 名的全部奥运适龄球员的名单。每逢周末，他 手握着这份名单，或“出没”于各大联赛赛场，或横眉立目于电视转播前，盯着这批小队员苦苦地看。霍顿虽然是个外国人， 但全中国像他这样不错眼珠地观察，训练并通过比赛检验这批适龄队员的人能有几个呢?有人说，霍顿歧视敖东队， 不看这 个队比赛，这绝对是信口开河。1998年敖东队的两次风波，一次北京一次上海，霍顿都在现场饱了眼福。1999年霍顿 无论通过现场还是电视，观看延边队比赛不下5次，郑东七、王光伟等人进不了国奥队，无非是霍顿觉得他们水平一般而已。 当然，高珲通过新闻界的推荐也很正常，而其他教练通过足协渠道给霍顿建议的人选还多着呢。但用与不用，那是霍顿的权力 ，你高珲当主教练也有这个自由。一些私下里一定热爱民主自由的记者建议中国足协仿效韩国，在国家队主教练头上再设一个 “元老院”式的“监督干预委员会”，着实是有些自相矛盾。

　　作为一名主教练，在用人和战术方面，霍顿拥有的权力是很自然的，尤其霍顿也没有滥用这份权力，从来不压制中方 领队和教练的意见和建议；在财权和管理方面，霍顿把很大一部分权力交给了中方领队和教练；而在重要决定形成时，霍顿都 会叫我落实成文字，逐级上报，批准后执行。各位看官看得清楚，所谓“权力过大”，绝对是空穴来风，找不出一点根据。

　　那为什么霍顿明摆着权力不大，却有人非往大了说呢?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原因。跟随霍顿两年以来，我一直感觉到 我们这个五千年的古国确有一种顽固的保守意识，无论外来的观念是否有道理，自己那点儿老理儿是轻易放不下的。霍顿在国 家队反对单纯靠跑圈练体能，反对练非对抗下的技术，倡导实战技术和战术是训练重点，这点已经得到足球圈内广泛的认同。 但就是一场对巴林的比赛没打好，就有人非要回到老路上，忙不迭地把不练体能和技术定为霍顿一大弱点，这种守旧意识再加 上狭隘的民族意识，使得一些人看见外国的就不顺眼，尤其是当外国人抢了自己的地盘和饭碗，威胁到了切身利益时，他们就 肩扛捍卫国产教练的大旗，是坚决不允许外国人掌权压倒中国人的。可以想象，一旦失败，这股暗流就会翻涌上来，不顾事实 地指责霍顿权力过大也就不新鲜了。

　　其二，霍顿在管理队伍方面的严格使得一些人感到不舒服。据某位山东的教练讲，桑特拉奇当了主教练以后，要求很 细很严，能把我们这帮助理教练给累死。外国教练一般都很较劲，还是桑特拉奇，一次他让场地的工作人员浇浇场地，那人说 水管子今天开不了。桑特拉奇说，行，过会儿我拿个脸盆自己浇。这下，场地的人着急了，问题也解决了。我们有些人喜欢和 风细雨似的解决问题，有时候再来点无为与中庸，你看吧，人是一个也没得罪，事可也没办成几件。霍顿在管理上是有什么说 什么，有时候容易得罪人。记得一次集训前，第二天的训练场地到前一天晚上九时还没落实。霍顿气得在第二天早上的教练例 会上讲，张玉宁他们泡吧每人罚了五万，今天早上训练昨天晚上场地还没有落实，我们这些领导每人该罚多少钱! 还有一次 ，有人在教练会上讲某些记者把队员生活中随便讲的一些话做成大标题，在报纸上做成头条，影响不好。霍顿说，为什么记者 能听见队员生活中随便说的话，无非是记者能进入队员的生活区。我们讲了几次不要让记者进入球队生活区，大家都有责任管 起来，谁在队员吃饭和休息的地方看见记者，都应该有礼貌地把他们请走。而我就是因为不折不扣地一贯执行霍顿的这条路线 ，也不免开罪了若干记者。霍顿在管理上还有一些繁文缛节。比如他坚持训练，会议和三餐前先在楼道口集合，点清人数再走 ，这样能避免个别懒人在训练场和会议室造成“既定事实”的迟到。再比如霍顿坚持派人在重大比赛前到客场打前站，先期带 走队伍大部分行李，并把饭店钥匙送到机场，这也无形之中给先遣人员带来了很多麻烦。比如，霍顿在最后一场对巴林的比赛 前后提出善始善终，仍像以往一样把球队所有的装备和器材带到巴林，并提出要把球队的纪律性保持到上海解散为止，此举为 某些人诬为“扯淡”。另外，霍顿还十分强调单堂训练课的强度，因此格外重视训练的衔接和纪律性。九强赛前的那次当众发 火，其实就是整理活动过于拖沓组织松散造成的。霍顿的这些婆婆妈妈，容易给外人一种什么都管的感觉，似乎也是权力过大 的证据。

　　即使有下岗危险我也要说真话

　　应该承认，国奥队兵败巴林之后，队内教练组开始传出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我觉得，面对失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想法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但是某些人标榜自己如何如何与霍顿持不同政见，如何如何建议遭拒绝，甚至讲谢翻译如何如何对不 同意见不予翻译，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也都记在心上，“位卑未敢忘忧国”，谁敢动歪心眼子总结， 我都敢舍得一身剐，“动真格地”把他从马上给拉下来!

　　九强赛后期，桑指导常给我讲起徐根宝那届国奥队冲击失败后的情景。当时，徐指导心情不好，让桑指导带大家开总 结会。有个别队员先前与徐指导有些矛盾，以为借着总结的机会可以“痛打落水狗”了。谁知几句话一出，引起了公愤。桑指 导当时讲，大赛既是锻炼人的时候，更是考验人的时候，人的品质怎样，大赛也是面镜子。

　　关于霍顿去留，我个人的观点十分明确：如果我们只看结果，即大赛的结果是检验教练员水平的惟一标准，那么霍顿 该下。我们不但奥运未能出线，还耻辱地输给巴林，这确是我们谁也不愿看到的成绩。无论多少队员讲霍顿的水平有多高，无 论我们相信霍顿的打法和用人有多合理，无论霍顿在调整球员心理和状态方面下了多少功夫，无论我们对对手做了多么详尽的 分析……然而，面对失败，我只能低头。据报载，袁伟民在奥运会动员大会上严厉批评了国奥队，尤其指责国奥队在最后一场 对巴林的比赛中作风不硬，这与政治思想教育不力有关，领队也应负领队的责任。我想，如果大赛的成败成了检验一切的惟一 标准，根据袁伟民的讲话，这个责任的另一半——领队李晓光也完全应该对这个结果负责，也应该下课。

　　但是，我不清楚这个“惟成绩论”是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如果几年前的曼联也“惟成绩论”，弗格森现在还不知道 在哪儿猫着呢!去年亚运会中国队3∶0 灭泰国而韩国队却输给泰国时，如果韩国足协“惟成绩论”，许丁茂也熬不到今天 的风光吧!日本亚运队亚运会连八强都没进，如果日本足协也“惟成绩论”，特鲁西埃也就没机会带日本国青队拿世青赛亚军 了吧!1998年2月霍顿接手国家队以后，在东京2∶0战胜为世界杯热身的日本队，在汉城1∶1逼平第二天就将出征法 兰西的韩国队，在曼谷3∶0痛斩东南亚地头蛇泰国队，在上海3∶1力克中亚老大乌兹别克队。在霍顿执教国家队不足半年 的时间里，国家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如果我们确实真的以成败论英雄了，霍顿也有足够的理由继续执教国家队。我坚持 认为，看待霍顿的去留，必须坚持“两点论”，即既看结果，又看过程。而在看过程时，我们应该让那些了解这一过程的人们 也有投票权，即让那些长期与霍顿共事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不掺杂任何个人私利地、在事实基础上探讨霍顿两年来的得失，给霍 顿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让霍顿别在谎言中窝窝囊囊地死，死也要死个明白!这才是对中国足球负责的态度。

　　今年七八月间，一份北方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霍顿糟蹋中国足协多少钱”的报道。文章叙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但可以看出，作者并不真正了解内情，文章大部分与事实有一定出入。一天，我恰好在中国足协看到了文章的作者。我记得 当时自己情绪很激动，质问作者是谁在编造事实，故意歪曲真相。这位作者出于好心，劝我别太情绪化，问我为什么那么拼命 地为霍顿说好话，万一霍顿下课，我也要为自己考虑一下。其实，我理解作者的好意，我当然可以更识时务，明哲保身；当然 可以缩头缩脑，莫谈责任；也当然可以于霍顿在位时捧一捧，霍顿下课时踩一踩，专心保住我这个中国足协官员的位置甚至今 后的仕途。但我发现自己办不到，因为我想保住的不是霍顿和我个人的私利，我想保住的是不容篡改的事实，是霍顿带给中国 足球的那些我以为正确的思路。我今年才26岁，工作才3年，我有什么输不起的呢?为了中国足球的利益，讲真话得罪人， 大不了我不给霍顿当翻译，再回到足协当官员；大不了我从足协下岗，凭自己本事到社会上再谋一职业；再大不了我不在中国 混，到国外去学习发展。为了中国足球的利益，我又有什么舍不下的呢!

　　谢强简历：

　　谢强(右)，1973年10月12日生于北京，1996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1996年6月进入中 国足协外事部，多次担任国际足联官员访华、培训班翻译，曾参加亚足联管理人员培训班，从1997年5 月起任国家队翻 译全程参加了“十强赛”。1998年2 月起担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霍顿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