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为篮协寻找出N个将浙江广厦俱乐部划入北区的理由，例如考虑到八一男篮已经在筹办落户宁波建立真正俱乐部的事实，例如江苏南钢男篮是老牌南区劲旅之说的借口，但无论理由多充分，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最重要主角的浙江广厦俱乐部竟然没有“合法”的身份在CBA联赛会议上为自己谋得说话的权利。

　　用南区某俱乐部负责人的一句赤裸裸的白话来形容这一场仅是形式的划区讨论，“

能带他们玩算不错了，他们凭什么挑肥拣瘦？”尽管说得很不客气，却是事实的最真实刻画，在那场会议中，一群唯恐自己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企业家们摆出诸多理由，最后“霉头”落在正往他们这个圈子里挤的“小老弟”身上——这恐怕是会议之前他们不谋而合的想法。

　　并非想说明在利益面前俱乐部的相互倾轧，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何况是对于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实体，南区球队划到北区，不仅意味着经费的增加，其他一些方面诸如比赛软环境之类的问题也让南区球队唯恐成为划区的受害者，这种于情于理的想法应该能够被理解。

　　不被理解的是为什么广厦没有得到应有的话语权，即使他微薄的声音并不能改变其被划入北区的命运，但对于目标职业化的CBA联赛来说，起码在程序上意味着民主的进步。而现在，即将进入CBA联赛的广厦俱乐部却只能由别人来讨论甚至是决定自己的命运，正是影射出了联赛委员会的职能本质之一——以民主的形式来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事实上，联赛委员会真的实现民主了吗？不，我从来不这么认为，话语权控制在篮协和少数强势俱乐部手中的局面并没有有效的改变，弱势俱乐部不能用他们的声音实现他们想要得到的权利，而在广厦身上，甚至连这点微弱的声音都无法发出，他只能在意料中的结果被宣布后故作大度的无所谓状。

　　而这种民主状态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制度的不够透明，究竟是以俱乐部所在地划分还是主场所在地划分，正是由于分区标准的不透明，导致了在讨论会上的纷争，导致了本来应该由别的俱乐部承受的损失，转嫁到相对弱势的广厦俱乐部头上。而假如相关标准有明确的规章，首先应该按照规章来执行，而不是由联赛委员会以民主的名义去讨论决定，退一步说，即使联赛委员会对规章制度有所异议，第一步应该做的也是按程序去修改规章制度，而不是直接越过规章制度，随意的滥用民主，这是一个关于程序正义的问题。

　　在写这条评论的时候，看到报纸上关于周迅祝福李亚鹏的报道，在闭口三年之后，在李亚鹏有了个兔唇女儿之后——如果说虚假的祝福是如此恶毒，那么，虚假的民主呢？

　　本报记者史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