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将《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发展模式总结》的文稿送交教育部有关部门后，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秘书长游松辉深感责任重大，“上海校园足球联盟成立两年，由教育部门主导管理，现在看来，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有不少难题需要我们解决，我想，今年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身份。”

　　记者在相关部门查阅的数据显示，在上海校足联盟成立前，2010年上海市注册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仅为1571人，参加上海市校园足球联赛的学生约为1800人，只占上海市130.52万中小学生的0.14%——素来以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示人的上海，足球人口竟然低得不可思议。因此，当社会意识到足球必须回归体育教育层面时，上海校足联盟便应运而生了。

　　“我们的校足联盟成员单位，包括15个区(县)的15所高校、37所高中、83所初中和123所小学，去年注册学生人数为6511人，‘晚报杯’的参赛球队超过2000支，‘联盟联赛’一共有373支球队、5526名学生参加，比赛一共打了1025场，覆盖了全市230所学校，和联盟成立之前相比，已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游松辉说，“更可喜的是，我们组织的校园联赛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还有赞助商来和我们谈合作，愿意投资几百万元帮我们一起运作校园足球联赛。”

　　但赞助商的热情最终没有反映在校园联赛的赛场上——如今，“联盟”社会团体登记注册尚未落实，虽然“联盟”由市教委和市体育局携手打造，并在过去两年中得到了各区县教育局、体育局、“联盟”学校以及社会的认可，但联盟的具体社会身份一直处于“非法”状态：既没有以主管部门文字的形式明确联盟的组织身份，也没有完成其独立社会法人地位的登记。

　　“联盟没有独立法人身份，就不能以行政手段布置工作，社会公信力也有欠缺，赞助商就没法和我们谈具体合作，我们既不是公司，也不是法人。”游松辉说，“现在联盟由同济大学体育部托管，办公经费由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划给同济大学，再分拨给校足联盟，感觉上隔了一层。”

　　因此，校足联盟秘书处建议，以联盟现有的15所高校和16个区县分联盟挂靠主体，共同作为发起会员单位，在社会团体管理局办理相关登记申请及手续，注册成为社会团体法人，以获得独立法人资格。

　　“我们行业主管单位是市教委，依照社团章程行使对成员单位的管理，我想，注册应该能获得批准。”游松辉说，“只要我们有了独立法人身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展各种活动。”

　　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是教育部门接手校园足球的试验田——在联盟11名工作人员中，来自体育系统(上海市体育局)的专职人员只有两名，在众多专家看来，上海校足联盟的试行经验，或许可以成为国内各大城市效仿的样本，毕竟打造校园足球的完整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大多数城市学校距离“校足联盟”还有不小的差距。

　　“现在我们正赶上教育制度改革，看趋势是要给学生减负，让他们加强体育锻炼，但各种补习班还是不少，孩子在学校基本上没有踢球的机会”，北京海淀区市民李琪的儿子李科今年上初二，李科从小学三年级便开始在少年宫踢球，他所在小学的校长对学生踢球也没意见，校队前年还参加了“小西甲”北京校园足球联赛。小学毕业之后，李科按照北京市教委“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的政策升入一所初中，不过，这所中学没有足球队，学校领导也不鼓励学生踢球，李科只有在寒暑假时才能去球场过把瘾，身为球迷的父亲对此也很无奈，“我挺想让孩子踢球的，但这学校没有足球队，孩子马上就初三毕业了，我们没打算跨区考重点中学，可是自己区内的学校录取分都挺高的，要想上个好一些的高中然后考大学，现在的时间只能用来学习。”

　　正如李琪所言，“应试教育”的压力正在逐层向下侵入初中和小学校园，像李科这样愿意踢球的学生在小学校园并不少见，但“小升初”的政策限制，却让李科们在初中阶段无法继续接受培训，据记者了解，除足球传统学校和“校园足球”试点学校，大多数中学并未向足球“敞开大门”。

　　“如果想普及校园足球，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这项运动，教育部门就应该创造一个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都能让孩子们踢球的良好环境。”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刘海元告诉记者，“具体到目前的情况，现阶段可以考虑给足球特长学生一些特殊关照，比如地方教育部门和招生学校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小升初’时打破‘划片’界限，让家长和孩子选，有足球特长的孩子可以选择足球传统学校继续提高足球水平。另外，中考和高考的录取对足球特长生也要有优惠政策，否则就没有人踢球了。我们的教育制度确实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对足球而言，要让踢球的孩子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这样才能吸引孩子踢球，才能使家长愿意让孩子踢球。”

　　本报北京4月3日电 郭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