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翔宇

　　1 "文革前，球场是孩子们的乐土"

　　在张路(微博)的讲述里，故事开始于1964年。中国足球在文革前经历过一段美好时光。

　　那一年张路刚刚13岁，出于对足球一直以来的爱好，加上比同龄人更好的天赋，张路进入了先农坛体校足球班，随后他又进了足球班里的提高班。

　　对于张路来说，那时候的生活圈子就是先农坛的足球场那么大，在先农坛食宿，每天白天上课，下午就训练，晚上在那边上晚自习。生活就是学习和足球，天真而美好。“这样的生活延续了半年多，我是1965年底进的提高班，1966年5月份就文化大革命了，提高班就解散了，当时全国的竞技体育就被取消了。”张路回忆说。

　　在张路的印象里，那时候北京踢球的孩子很多，而且学校足球开展也很好。“很多学校都有校队，小学，中学的比赛都有。”张路此前在四中，像西城区的其他几所重点学校31中、13中、110中等，好多中学都有球队，当时的校园足球比赛也不少，有区里的比赛，也有市里的比赛。“除了中学之外，每个区都有体校，东城、西城、少年宫、先农坛……足球在那时候是普及型很高的项目，所以可供选拔的人才是很多的。”张路说，而当时很多孩子喜欢踢球，就纯属是兴趣爱好使然，球场就是孩子们的乐土。

　　当年的中国足球大环境也不错，有全国联赛，十几支队伍去打，也有全运会。“文革前比较强的是上海、天津、辽宁、八一、北京。北京不算最强，最强的是上海、天津、八一。”

　　不过那时候的中国足球，多数时间是自己和自己在玩，和外界几乎没什么交流。中国足球当时被排斥在世界足球之外，奥运会、世界杯都参加不了，只和那些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些交往，“比如苏联，东德，捷克，南斯拉夫，朝鲜，经常和那些国家打一些友谊比赛。”每到友谊赛的时候，张路总是能够想办法弄到球票，“那时候看球的人不至于说爆满，但也不少，工体这样的场子能坐个七八成。比赛是售票的，两毛钱左右，当时两毛钱能买两块切糕或者两碗小豆粥……”张路笑着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场中国国家队对捷克队的比赛，其中捷克队的一名队员让他记忆犹新，“那个中场球员，是6号，叫宋，他当时玩了一个鱼跃，然后用脚后跟踢球，用现在的话叫蝎子摆尾。”张路已经记不起具体的比赛时间了，恍惚中只想起可能是1962年左右，不过他依然可以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的场景，那个动作让张路大为惊叹。

　　如今了解一场足球比赛可以通过很多途径，但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人们只能从广播中了解比赛的情况，“电视也可能看到足球比赛，但有电视的特别少，主要还是广播。”张路说，国内足球讯息尚且闭塞，更不用说国际足球讯息了。“国际足球的接触渠道很少，报纸从来不报道。”张路回忆道，他第一次接触到国外比赛的消息，还是在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李朗，他是西城体校的，他们学校组织他们看了一下1966年世界杯的电影。当时他看到了‘黑豹’尤西比奥、还有贝利，朝鲜队什么的，回来他就跟我描述，我听着觉得很羡慕。”张路说。

　　至于当时中国国家队的水平，由于和世界没有横向的交流，所以张路很难评价。“起初大家都觉得国家队很神圣，”张路描述说，不过后来由于老的一批国家队球员在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输得很惨，输给乌拉圭，被乌拉圭淘汰。随后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中国也不行，那阵大部分球迷对国家队都很失望。“年维泗年指导在1965年接了一支国家队，就是徐根宝他们那批，所有队员都很年轻。这支队出来，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张路说，可惜的是，年维泗重组的国家队，刚刚一起来，就文化大革命了……

　　2“那几年，球场种上了麦子(微博)”

　　张路进入提高班刚刚半年时间，文化大革命爆发，那时候的社会是混沌的，那时候的足球是空白的，张路的人生轨迹也在那时候发生了改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一切竞技体育停滞，学校停课，学生都成了闲散人员，张路也没了事做，当时对于这样的学生有个特殊的称呼：逍遥派。“当时先农坛早就没人踢球了，1966年底，红卫兵就在足球场上扎了帐篷，他们把球场都刨了，在球场上种麦子。运动员没事做就闹革命，打派仗，革联革战……”张路回忆说。

　　虽然社会秩序已经彻底混乱，但当时还是有体育活动的，以打篮球的居多，但没什么人踢球。在张路看来，当时没人踢球的原因，一个是没球，再一个会踢的人也少。至于很多足球教练，在当时都被下放了，“有的去了化工二厂，还有的去了国棉一厂，汽修，焦化……”张路说，也有一批留在了先农坛，“留下的都是闹革命的。”张路的父母在文革中遭到了迫害，他自己也成了逍遥派。

　　如今回忆起文革那段特殊时期，张路心生感慨：整个这一代人都被耽误了。“我那时候15岁，是一个球员长球最好的时候，但就偏偏没有足球了。一直到20岁，才开始有球踢。足球运动员最好的五年，就这样被荒废掉了。”张路说，文革耽误了一批人，这批人即使后来恢复了足球训练，但由于空下这几年，水平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1969年，张路被派到了陕北农村插队。像大部分知青一样，张路对那段历史难以忘却，那段时期的选择，也决定了大多数中国青年的命运。张路还记得自己在陕北时候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村里书记压麦子把手指头压掉了，几个年轻人背着书记到公社医院看病，结果路遇大水，张路先去河里探路，一口气游了过去，其他几人却眼看难以过河，多走了十几里路才到公社。张路由于抄了近路，比他们到的都早，但趟了水之后却弄得一身泥巴，年轻气盛的张路到了公社就开始在院子里冲水，结果刚好被国防工厂招工的人看着了，“当时那人就让我去工厂，我想了想，还是没去。”张路说，当时去陕北的知青是最早回来的，有的就去工厂了，有的则考了大学，如果自己当时做了另外的决定，整个人生的轨迹就会完全不同了。

　　直到1970年前后，全国才开始恢复竞技体育，队伍重新集中。北京队开始组队，当时还是王俊生他们。“我当时在陕北，北京队想要我回来，觉得我的能力没问题，不过当时需要政审，结果一政审，我父亲被看做黑帮，母亲是叛徒、特务，政审不合格，北京队就没要我。”张路说，后来陕西队向北京队打听，是否有好苗子推荐，北京队的教练就向陕西队推荐了张路，“那时候正好是冬天，农闲，村里没了事，我就回北京了。当时陕西队来了教练到北京看我，我在少年宫踢球，就被看中了。”张路回忆说，他最后加入陕西队也是一波三折，在陕西队的第一次政审中，张路也没合格，正当他准备收拾行李回陕北农村的时候，陕西队给他发了封电报，说又要他了，叫他“速去冬训”，就这样张路在陕西队踢了两年。

　　3“中国足球欣欣向荣的十年”

　　让人颇为惊讶的是，在文革的混沌与无序之后，中国足球却迎来了一段飞速发展的时期，甚至在张路看来，从1970年到1980年，是迄今为止，中国足球最欣欣向荣的十年。“这十年期间，足球在中国是很兴旺的。”张路说，当然，这也和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当时很多家长都不愿意让孩子下乡，所以让孩子搞体育，体校招生很容易。你如果不搞体育就去插队了，搞体育就能吃得好穿得好。当时进体校也很难，人才很多。而且大部分运动员经历过文革之后，竞技体育重新恢复，大家心底里还是喜欢这项事业的，所以都很有干劲。”张路说，他当时所在的陕西队，就有三十多人在队。

　　足球联赛是逐步恢复的，当时全国联赛已经开始，但赛制不稳定，最开始全国分区赛，随后又进行改革，但不管怎么改，总有球踢。到了1973年，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召开，那也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大型球类比赛。从那之后，开始逐渐走向正轨。“当时是有刚刚复苏的朝气，当然也有极左的东西。比如提出了‘10到15年的时间，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张路说。

　　由于文革时的荒废，虽然联赛已经恢复，但中国国家队的水平并没有提高，与外界的交流也并没有很多，主要和朝鲜队踢。“1972年，我当时在陕西队，在广州冬训的时候，在越秀山看过一场国家队和朝鲜队的比赛，那时候咱们就踢不过朝鲜队。当时教练就是年(维泗)指导。”据张路回忆，广州是文革后足球兴起的地方，涌现出了容志行等一批好手，当时足球也很受欢迎，那场比赛令越秀山足球场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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