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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调研:金牌绑架了市场 体制不改南勇不绝

http://sports.sina.com.cn  2010年05月13日15:07  新华网
体育产业调研:金牌绑架了市场体制不改南勇不绝



体育产业调研:金牌绑架了市场体制不改南勇不绝



  南勇(资料图)

  新华网5月13日体育专电(记者李丽 胡锦武 汪涌)南勇等多名足协、足管中心高官涉嫌腐败被捕,美誉在外的“金哨”陆俊也被拿下……中国足坛的假、赌、黑已不算新闻,“当家人”乃是幕后黑手才令人震惊。

  中国足球仿佛成了巨大的黑洞,曾经的“好人”都被卷入深渊。罪魁祸首是谁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足球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一个官商一体、由视政绩重于联赛利益的行政管理者所主导的“伪职业”联赛。

  在中国,职业足球,不论是作为职业体育的先行者,还是问题丛生的“沦陷区”,都可以成为解剖中国体育产业发展问题的最典型标本。

  南勇双重身份恐免死刑 涉国家机密或不公审

  据可靠消息,由于整个案件都由辽宁省公安厅负责侦查,所以审理也将在辽宁省内,审理地点在铁岭中级人民法院。

  南勇受审日期未最终确定 双重身份或让他免于死刑

  但是本报在经过多方核实之后了解到,南勇案件目前检察环节才刚刚开始,何日公诉尚无定数,至于开庭日期已经确定更是空穴来风。

  南勇的四张“名片”

  南勇和陆俊由红脸变白脸,让许多资深球迷和专家感叹自己还是“太傻太天真”,但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体育研究专家易剑东说,南勇事件一点也不奇怪。“作为足球运动的管理者,由于直接介入了足球联赛的市场行为,就有市场利益在里面。又管又做,犹如会计和出纳是同一个人一样,很容易监守自盗”。

  易剑东说,中国足协等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更像“一套班子、四块牌子”。它们实质上是行使体育管理权限的机构,具有机关法人性质。其次它的正式身份是事业单位。再次,各项目管理中心还成立协会,扯起了社会团体的旗帜,但协会的领导也是项目管理中心的负责人。第四,各管理中心又有经营权,自己搞公司来分利,即所谓“官商一家”。这四种法人身份给钻空子的人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他们可在这四种身份中来回转换,有好处就捞,有风险就躲。

  南勇就是典型的“身份不明人士”。足协副主席、足管中心主任,还曾是中超公司董事长。南主席、南主任、南总,哪个名片好用用哪个。其身份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早在2002年的“黑哨”事件中,裁判的“身份问题”就成为司法介入的难点。当时引发了诸多争论:裁判员算不算国家工作人员中国足协的身份是什么足球裁判受足协指派而吹哨算不算执行公务此案的复杂性固然与我国法制建设有待完善有关,但体育系统法人身份的混乱也是一大原因。

  这种情况在国家体育总局每个项目管理中心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意味着,大量的体育资源被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所垄断,客观上给社会和民间力量进入体育产业造成了障碍。同时,在这种混乱的管办局面下,体育产业的发展很难得到高速良性发展。

  金牌“绑架”了市场

  2009年,美国最赚钱的职业棒球大联盟创收63亿美元,中超收入据报道为逾1·5亿人民币,不及前者的千分之四,却已“力压”CBA成为中国第一联赛。中国职业体育市场化程度之低可见一斑。

  易剑东认为,体育产业的体制障碍主要表现在对体育赛事和活动审批权、经营权的控制。行政管理部门以抓金牌、要成绩为终极目标,没有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的动力,反而用金牌“绑架”了诸如联赛等体育资源。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依然是“几块牌子”的问题,这几块牌子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官”,一旦发生冲突,一切都得为“官”让路。而“官”的政绩就是选手们的国际比赛成绩。

  还是以足球为例:负责中超运营的福特宝公司到中超公司一脉相承,都是“足协制造”,事故不断,备受诟病。易剑东形容为“自己搞得不好,也不让别人搞”。2004年中超元年福特宝接手联赛,翌年中超“裸奔”,2006年中超公司取代福特宝,结果拉赞助拉出了著名的爱杆斯案……

  中国的职业体育不仅天生畸形,而且“发育不良”。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发展职业联赛是为了提高国家队竞技水平,市场目标始终被金牌目标所压抑。“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是以此为目标来发展职业联赛的,”易剑东说。

  正因为此,联赛给国家队让路、“豪赌国家队”就成了常态。当年阎世铎停止联赛升降级,就是挥舞着金牌指挥棒做政绩工程。而在欧洲五大联赛,足协只能请求但无权强制俱乐部为国家队做出牺牲,要破坏联赛正常秩序更是痴人说梦。中国要“一切为世界杯让路”,而南非世界杯之所以史无前例地成为“冬季世界杯”,就是因为赛程要给各国联赛让路。

  职业体育是以竞赛表演为核心,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但目前的体制,把本该是市场化的产业做成了政绩型的事业。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总结说,目前以金牌为取向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限制了以营利为特征的职业体育的发展。

  他还指出,体育目前的体制并不是真正的举国体制,举国应该是集中全社会的力量,而目前的模式仅是在竞技体育的发展中集中体育系统管辖的力量。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也说,现行体制其实是“体育部门的体育”,和老百姓关系不大,和职业体育也不兼容。

  竞赛表演业(核心是职业体育)和健身休闲业本该是体育产业两大支柱,而中国却是体育用品制造和销售业占了体育产业增加值的七成以上,在美国,这个数字只有26%。钟秉枢说,这种本末倒置反映了离体育本体越近的,营利的空间越少;越远的,越赚钱。易剑东认为,这正说明,离体育系统掌握资源越近的,受到的体制束缚越大。

  错轨的规律

  针对目前足球等“假、赌、黑”现象的蔓延,有人质疑中国国情是否真的适合搞职业体育。但专家和业内人士普遍批驳了这种开倒车的说法,认为中国足球的问题并非职业体育的问题,而是没有按照市场规律、职业体育规律解决问题。

  鲍明晓说:“中国足球出问题就在这里,没有那么多国情,国情被夸大了,按照职业体育的基本规律一个一个环节地去做就可以了,但现在没有人做。”

  行政主导令俱乐部没有市场主体地位,经营者利益也难以得到尊重,导致联赛财政收入萎缩,挣钱的正常途径没有,就会从赌球、收受贿赂打假球这些方法换钱。这样一来,谁还来发展什么体育产业!

  易剑东认为,目前投资足球的企业不少有投机性,动机不单纯,正是由于联赛没有真正职业化。“要让资本看到赚钱的可能性,才会有人愿意进来认真做市场,”他说,“国外的俱乐部也有亏损的,但中国是没有一个赚钱的,这就很不正常。”

  前不久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消除和防止对体育市场资源的限制和垄断。”易剑东认为,“四分开”最为振奋人心,应该作为改革的方向。

  那么,类似于足球管理中心这样的行政管理部门具体在体育业务上更应该注重国字号运作、青少年发展以及项目的群众普及工作。而在体育产业包括职业体育里,他们除了宏观的领导,更应该扎扎实实地把监管工作搞起来。

  前英国《每日邮报》记者、现英超曼城俱乐部新闻办公室的彼得·弗格森介绍,作为行业管理机构,英足总制定联赛规则和进行纪律监管,并负责英格兰队和基层足球的发展;英超联赛则由俱乐部成立的英超公司运营,英足总不能插手。

  从经营中剥离,才能更好地行使监管职能。反观足管中心,放着监管和发展两大职责没有用心管理,不该管的经营倒是乱管,“与民争利”、“不务正业”。

  此外,专家还指出,职业赛事需要构建监管体系。英超联赛就存在四重监管,足协、司法、媒体和社会舆论。彼得说,在英格兰,一旦警方直接或间接(包括媒体披露)得到联赛可能存在腐败或作假的线索,就有义务直接介入进行调查。专家认为,中国司法对职业体育、体育产业的监管应更加主动。

  拿什么来拯救中国足球靠什么来振兴中国体育产业关键是制度。好制度能防止好人变坏,坏制度却促使“好人”变坏。

  对于一个行业甚至社会来说,不能指望仅凭个人修养来抵御巨大诱惑,从体制上加以保证,才是打黑防腐、做大做强中国体育产业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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