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路平

　　体坛周报评论员，本刊总编辑。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供职于《燕赵都市报》，1999年加盟体坛周报，先后在国内足球部和《足球周刊》任职，期间曾短暂转会《足球》报。

　　在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动机各异的知识分子敢于公然向“政府”叫阵的，也就仅止于足球，由此不难证明，足球乃是当今中国最为开放的领域，而足协(暨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也是最为开明的一级“政府”。足协的施政名声很差，最近又有成打的高官被捕，但这丝毫不影响上述结论。

　　足协的“开明”是被媒体训练出来的，隶属于广州日报的《足球》报，是最早的“驯兽师”。这家发端于1980年代的中国首家足球专业报纸，当时有一个“办野报”的鲜亮口号，这摆明了是不再像其他媒体那样和光同尘，而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评判足协的言行。在当时的语境下，也许只有广州或广东，才能容得下这样定位的报纸。广州或广东，是“南方”的大本营，而“南方”，是一个号角，号召各类知识分子，对国家事业的兴衰发出不羁的言谈。“对社会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对国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足球》报自严俊君始，历任总编辑都恪守批评的本分。

　　足协的“开明”也是自作孽式的，正是它自己不断为批评者提供炮弹。假如它能像近邻日韩那样，每届世界杯都能进入决赛圈，媒体肯定会换一副巴结的面孔。即使不从，也有资格办它。事实上，在2002世界杯前后，足协就干过“一阔脸就变”的事。我2004年6月至2005年6月，曾任《足球》报编委兼国内部主任，那算是“后2002时代”，足协依靠韩日世界杯的余威，还在动辄对媒体予以封杀。2004年是亚洲杯年，它决定不给《足球》发采访证，而且严令国家队上下接受我们的采访。尽管旗下有李承鹏、赵震、姬宇阳、贾岩峰等诸员大将，但一样急得编辑部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之后，随着国家队、国奥队、国青队、国少队旷世罕有的败绩，足协还算不失道德感，不好意思再发什么淫威，从而听任媒体炮轰问责。

　　足协的态度构成了写手的写作律法。一方面置自己于忧国忧民的道德高地，一方面攀比着使用街头或网络粗话，对足协及其管理人员进行辱骂甚至人身攻击，“脑残”、“脑子被驴踢了”、“脑子进水了”、“TMD”，将整个舆论引入轰轰烈烈的自虐式“全民狂欢”。骂足协和捧快(超)女，是同一批人同一种动机下的两种表现，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已。剥去“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会发现他们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吃人肥己。中国足球越搞越糟，这些人也是整个罪行链条中牟利的环节之一。跟南勇杨一民陆俊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尚未触犯和已经触犯了刑律，道德层面彼此难分伯仲。

　　足协的内战外交，总能被一伙自认为真理在手的人，三下五除二，分析成“智商问题”，最近的一件是关于国奥打中甲或中超。以国外的社会经济理论、普世的社会发展理论以及社会公平与程序正义，来反对这一动议，显得很冠冕堂皇理直气壮，但这种罔顾中国社会现实的叫喊，无论多高的分贝，都毫无意义。国奥打中甲或中超的争论，其实不是在“对”与“错”之间，而是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当今之世，幻想纯粹的职业联赛，充其量只是一个乌托邦的糟糕摹本。

　　还有人指责足协搞政绩工程，却有意忽略和遗漏下列事实：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不搞政绩工程的领导。这显然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一个“无为而治”的人来领导足协，就跟一个不写稿的记者一样，三个月之后就是自动下岗的命运。重要的只是，官员的政绩是否跟民愿高度契合，足协追求2012年伦敦奥运会出线，至少不能算错。“出线”足球并不那么面目狰狞，它对“职业联赛”的正面带动作用，远在其它各种途径之上。对于媒体人来说，一个不容忘记的事实是，正是2001年十强赛和2002年世界杯，打造出了体育媒体的历史高点，现在独领风骚的《体坛周报》，单期发量262万份的纪录，正是诞生在十强赛期间。媒体的发行量意味着公众的关注度。我个人最引以为豪的历史，就是参与了2001年十强赛和2002年世界杯每一期《体坛周报》的制作。每一个通宵都那么亢奋。

　　中国足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只有最现实的问题才会成为决策者的议题。答案是：

　　一、以雷霆手段修复联赛，清除害群之马。足协已然或依然在做。

　　二、打造一次国奥或国家队的大赛出线。2012伦敦近在眼前，又在新一届领导的任期之内，无疑会成为着力的重心。

　　情势很闹，但卸下粉妆，每一个人都会露出世俗的本相，未必崔、韦就是最无慧眼的两个。都明白电视台靠“超女”赢得收视率的原理吧，要耸人听闻，要哗众取宠，要刺激观众的神经。骂足协也是同样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