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门对中国足坛整顿的同时，也在加大力度打击地下赌球网络，嗅觉灵敏的人已能感到“赌球”合法化的新动向。

　　任杰正准备去睡一觉，昨晚一夜没睡，白天又陪着各地来的球迷领袖喝酒，他有些支撑不住。

　　这个38岁的重庆男人在北京回龙观开了一家烤鱼馆，餐馆的名字很特殊—哭球。“你再晚来两分钟我就走了。”任杰看起来有些疲惫，但是遇到记者采访，他还是强撑着接待。

　　2002年世界杯赌球改变了这个男人的命运关口，从那之后，他几乎不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从李清照“生当做人杰”的词里取了一个化名，现在这个名字被他印在名片和菜单上。任杰至今记得那个让他“下水”的地下走廊，两边是住户，走廊的尽头是一台老式电视，所有人都挤在里面，一边看球，一边下注。他是被一个“带盘人”(庄家下线)领到那里的，玩法很简单，赛前下注，只赌输赢。

　　在那届世界杯，第一次进入决赛圈的中国队三战皆败，净吞九蛋。任杰却大获其利，虽然每次只赌1000元钱，但一路飘红，盘点下来，居然赚了4万多元。从此之后，尝到甜头的任杰几乎逢球必赌，工作忙的时候，他就打个电话通知“带盘人”下注，“在我们的行话里，这叫一诺千金，口头上一提，你赢了有人来送钱，你输了庄家就会来要债。”任杰说。

　　赌球的载体五花八门，可以是欧洲各级联赛，也有中超、中甲的比赛。不过，与世界杯、欧冠赛相比，任杰对中超、中甲的下注更为谨慎，“内部消息”成了能否赢取赌注的关键。因为涉及到中国联赛，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本土的“大庄家”就会通过收买球员的方式操纵比赛结果，中国足球的“怪现状”由此而来，而于2009年刮起的足坛打黑扫赌风暴重点也集中于此。

　　2009年10月28日是11届全运会闭幕的日子。全国各地的体育记者云集在山东济南，一个不经意的消息开始在人群中蔓延，“有人因为赌球被抓了。”

　　随后两天，各种消息扑面而来，“被协助调查”一时成为足球圈内流行语，并藉由网络，在社会上蔓延。2009年11月初，由公安部督导，辽宁省公安厅经办的足坛扫赌行动正式公开信息，共计30余足坛圈内人被捕入狱。辽宁省高检的杨海保检察官透露，真正被抓捕的人数超过100位，有些人名尚不便公布，为此次行动所做的准备工作，长达一年之久。

　　在此之前，湖南冯碧飞网络赌球案告破。涉案6亿的冯碧飞曾被称为“大鱼”，但没过多久，山东11亿赌球案告破，不过这依然是“虾米”，因为辽宁抚顺70亿赌球在逃犯也落网了。

　　然而嗅觉灵敏的业内人士，依然闻到其中一丝别样的气味：就在公安部门加大对中国足坛整顿和打击地下赌球网络的同时，在2009年4月，中国体彩中心的官方信息发布平台——中国竞彩网改版上线了。竞彩，这个与“竞猜”同音的新词成为这家网站的关键词，而旗下的两个新产品——“竞彩足球”和“竞彩篮球”，也随之浮出水面。

　　“以我的经验，每回要发行新公彩，就会严厉打击私彩，只要打击私彩，一定有公彩发行，要不然就没人去买公彩。”熟悉行业内幕的《足球》报总编辑刘晓新，如此解读竞彩出台的时机。而这，也在中国博彩专家王薛红、著名足球记者冉雄飞那里也得到佐证。

　　竞彩“犹抱琵琶”

　　2010年1月6日，亚洲杯预选赛，软弱无力的中国队，一如既往地没能实现赛前的取胜目标，平淡无奇地与叙利亚握手言和。

　　这是一场了无生趣的比赛，却因为被纳入“中国竞彩”的单场投注而热闹许多—这是中国队的比赛首次进入“中国竞彩”的单场投注。

　　竞彩，与“竞猜”同音，是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的简称，在这一新词组背后，两个新产品—“竞彩足球”和“竞彩篮球”开始上市。它们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叫“单场彩”，彩民可以就某一单场比赛进行投注，这个用于固定赔率的“彩票”，已经十分接近“赌球”。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合法的，只是奖金额度相对保守，不够刺激。

　　2009年4月，“中国竞彩”低调上线，试运行以来销量一直不错，2010年元旦假期，更是连创新高，单日卖过400万元。在足坛抓赌打黑的背景下，竞彩网与1100多家遍布全国的竞彩专卖店，承载着彩民对合法体育博彩的渴望。

　　由于“中国竞彩”的介入，此战不仅关系到中国队亚洲杯预赛出线的前景，也关系到众多彩民的“钱景”。比赛当晚公布的开奖验证了比赛结果很无趣：竞彩(每注2元)胜平负开奖每注奖金赔率为3.51倍，波胆(0比0)赔率为10.44倍，总进球数(0球)奖金为9.99倍，中奖彩民在中国队身上获益不小。而竞彩为这场比赛开的中国队固定胜的赔率是1.60倍，负的赔率是4.8倍。中国竞彩网对此的分析是：“中国足球近年来的糟糕表现，已让彩民对投注国足信心不足。”

　　与“中国竞彩”出现的同时，2009年5月，中国首个《彩票管理条例》出台，这个条例在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参与下起草通过。在制定的过程中，王薛红说，有不少专家提出把打击私彩写入立法原则，但是最终并没有写入。

　　“现在私彩和赌球的泛滥，某种程度上说，跟合法彩票的不作为有关系。”作为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的执行所长，王薛红一直赞同“合法赌球”，开放博彩。在她的办公室小架子上，一本红色封面的作品——《博彩业发展与中国政府政策选择》，整整齐齐摆满两摞，一些签了赠言尚未送出的书显示，很多财政部的大领导和各司、处干部都是这本书的读者。

　　在中国，博彩体系的主管部门是财政部，而彩票体系的两大执行部门，是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中国体彩中心和民政部下辖的中国福彩中心。两大中心呈现竞争关系，“目前来看，福彩占有一定的优势。”王薛红介绍说，“就2009年来看，体彩中心一些产品被压制得不行，他们年底的会议正在总结经验教训。”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体育彩票销量首破500亿元大关，全年销售568亿元，而中国福利彩票为755亿元。

　　地上一千亿，地下一万亿

　　在王薛红看来，赌是一种人性，能同时满足人在冒险和娱乐两个方面的需求，禁赌并不能消灭人们对赌的需求，而是迫使其通过地下赌或出境赌的方式得到满足。“而博彩可为政府提供大量税收收益，轻而易举赚取大量外汇，这样的好事，我们为什么不做？反而要把自己的大量资金拱手送给外国人。”

　　回望1970年，那时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有赌场，短短数十年间，博彩业将地球颠了个个儿，没有赌场的国家竟变成了少数。美国学者古德曼说，世界正引发集束式的“赌博爆炸”。

　　中国正是少数几个禁赌的国家之一，但围绕中国赌客的博彩产业却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从广袤的俄罗斯边境，到邻近中国西北的中亚四国；从台湾的离岸赌场，到韩国的华克山庄，再到金三角地区的猛拉小城，一条博彩链条封锁正环绕中国形成包围圈，其主要客源来自大陆。人口庞大、尚未开放赌博业的中国在国际赌博集团看来，简直就是一座金矿。

　　三四年间，虽有过一次赢过75万元的经历，但任杰最终还是把苦心积攒的100多万元存款、一家会展公司、两套房子和一部汽车输了出去。走投无路之际，他开了这家“哭球”餐厅，一来养家糊口，二来劝人戒赌。

　　在“哭球”餐厅的西墙上，任杰详细画出了地下赌球的脉络图。脉络图上，可以清晰看到赌球如传销般的“上下层”关系：通常情况下，境外赌博公司会在国内扶持代理人，这些人逐渐在竞争中成长为“大庄家”，然后发展下线，扶植“中级代理商”和“小代理者”，最基层的就是任杰刚开始时接触的“带盘人”。

　　通过任杰介绍，一位马来西亚操盘手向记者介绍了地下赌球常规玩法，比赛开始前，庄家会开出一个盘口以便赌球客下注。举例来说，一场鲁能对广药的比赛，假如它们开出主队让半球的局，那么这个“半球”就是盘口，当你下注到鲁能这边，如果鲁能取胜，你只能赢得你投注金额的彩金，而当鲁能平或负于广药的时候，押注鲁能的金额将全部输掉，反之押注广药的将获得全部彩金。盘口和水位会根据不同状况调整，比如最近鲁能状态奇好，他们会开出让“球半”，所谓“球半”，就是鲁能要赢两球以上才能获得彩金……

　　与合法彩票相比，地下赌球产品线丰富，组织效率相对较高，刺激指数更是彩票无法比拟的。所以在产业规模和受欢迎程度上，都远远超过合法博彩。2008年，中国体彩和福彩的总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而地下非法赌资无法算出精准数额。“地上一千亿，地下一万亿”是王薛红给出的对比数据。“我到南方去调查，所有人都觉得我估的数字偏少了。”

　　这样的数据，也曾在《中国赌球狂潮》那本书中出现：“赌球狂潮已席卷全球，仅世界杯期间，全球的投注额就创出30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而且还不包括东南亚地区非法赌博集团所接受的地下投注。在中国，从香港、澳门到北京、上海、从沿海的广州、深圳到内陆其它地方，几乎凡是足球氛围较浓的城市，都是赌球较猖獗的地区。仅广东一省，世界杯期间的地下赌球投注额就有200亿元之巨；每个周末由香港流向澳门的赌球金额就高达几亿元。”

　　为赌球合法化清障？

　　作为商业博彩的最大资金受益者，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博彩这块庞大的市场。1987年6月，民政部在人民大会堂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中国要发行彩票了？”国际社会投来好奇的目光。为了缓和影响，接到试点任务的河北省民政局局长荀贵中甚至都没敢叫“彩票”，而是用一个拗口的“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代之。

　　从荀贵中在石家庄工人文化宫门前举起第一张“募捐奖券”，到2009年底席卷全国的打黑扫赌，22年间，中国博彩事业在谨小慎微中走过，逐渐形成了体彩和福彩并驾齐驱的局面，其间还爆发了“陕西宝马案”、“深圳篡改案”等丑闻，使得中国彩票公信力在逐年下降。由于私彩泛滥和国际博彩业包围。中国彩票业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局，进一步放开合法彩票的尺度，成为行业中人讨论的重点之一。

　　“这个世界，无利不起早，政府整治足球，也有自己的利益选择。”体坛周报记者冉雄飞说，这次有关部门加大力度打击赌球，可能是为了足球博彩的合法化。

　　但是，在王薛红看来，“严打”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如何让赌球合法化这条路走得更长，要从制度和根源上挖掘。2005年，公安部曾发起“利剑行动”打击非法赌博，耗时一年半，却最终不了了之。更可怕的是，“利剑行动”还导致北京等地的棋牌室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现在，王薛红担心的是，事情会重演。这次反赌风暴宣传力度这么大，很多以前不知道还能地下赌球的人这次知道了，也会加入到赌球的队伍，这反而起到了反作用。

　　在王薛红的研究所里，每年都会召开一些省级彩票干部的培训项目，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王薛红认为是体制出了问题，本来是市场行为，却成了政府垄断发行。“这些人是干部，待个三五年就走，卖多卖少，跟他关系不大，体制决定了他们不去思考。”

　　除了不愿思考，更多的体彩工作人员还背负着道德压力。也是在这个“多事之冬”，黄健翔应邀去体彩中心的竞彩部门做了一次交流，那里的职员给他留下了奇怪的印象：“见不得人，都有点儿偷偷摸摸不好意思的样子，好像他们的项目是诱拐广大人民群众学坏似的。”

　　不过，对于足球博彩的合法化，王薛红与冉雄飞一样持肯定态度。“2003年11月，中国香港开放赌球，当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击非法赌球，我相信继中国香港之后，内地也会逐渐放开限制，那种固定赔率的赌球也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产品。”她预测道。

　　此前中国足彩一直拒绝把中超纳入竞猜，相关官员接受采访时称中超不符合准入标准。直到今天，体彩中心仍然坚持只猜一流比赛的原则。对于国内合法赌球的环境，王薛红也有同样担心。她在先前接受北京《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我们确实难以立即对中国职业联赛进行竞猜，要想在合法环境下发展体育赛事竞猜，必须确保赛事和下注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必须杜绝假球与黑哨，才能确保诚信度。下注的过程需要一个合理的商业安全系统，要设计出平衡发行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模式，这里面的难度很大。

　　“打击非法赌球与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之间的幕后联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之道，我们必须研究非法赌球现象背后蕴含的巨大市场需求，正视这个特殊的消费群体。”王薛红这个呼吁，在2010年初，似乎已现端倪。

　　2010年初，国务院送给海南的“国际旅游岛”大礼中，包含了试水博彩业的条款。在此之前，香港《大公报》曾爆出财政部低调成立“国家博彩公司”的新闻，首任董事长正是财政部彩票处处长娄曲果。据当事记者唐刚强介绍，这篇消息出来之后，在内地的网页上没待多久，即被清除干净。

　　然而，曾为赌球所害的任杰，还是最反对赌球的那个人，不管“非法”还是“合法”。他说，“我还是觉得不行。” 特约撰稿_潘滨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