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于2001年杭州的“反黑”行动，至今仍有许多外界不知的秘密。陈培德也讲，有一些事情的真相他也不是很清楚。 陈培德在他的著作《该我说话了——谁搞乱了中国足球》一书中披露：“北京申奥成功后，浙江省体育局在温州做东召开华东六省一市体育局长协作会，会议根据我的建议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信，建议国务院以北京申奥成功为契机召开全国首次体育工作会议。国务院领导同意了这个建议，责成国家体育总局筹备会议。这样的座谈会，无论从上述缘由还是从我平时的影响，我都应在应邀之列。2002年新年伊始，为了准备全国体工会议，袁伟民要亲自到上海召开座谈会，华东六省一市体育局长中，除了浙江和另一个省的体育局长外都参加。”陈培德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提议召开的大会，最后竟不让自己参加，究竟是谁做出的决定？

　　“2001年12月29日这天，我的办公室人来人往，电话响个不停，有的电话是远在北京的球迷打来的，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他们告诉我，北京的报纸，我们自己省内的小报，还有网上都有对你不利的言论，是总局批评你的。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一点都不知道，连忙打开电脑，上中华网查寻。果然，“组织扫黑还是个人泄愤——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的醒目标题跃然于屏幕。”这篇消息的来源是“体育总局某人士”，陈培德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体育总局某人士”究竟是谁？其用意是何？

　　该书还披露，当年反黑行动，中国足协对涉案的17名边裁作了内部处理，“其中4个死不承认，被处终生禁哨。一只‘替罪羊’，加17个足协内部处理，这就是为时两年的轰轰烈烈的足球打假扫黑的最后结局。我不解的是，成天围着中国足协转的媒体，时至今日，都没有哪一家探得这个消息，足协的保密工作，这次算是做得最好的。”陈培德在书中感叹道：“法，至高无上的法律，再一次在人治面前退却了。”陈培德不愿意讲“人治”究竟是在那个层面上发生的。“反黑”如何虎头蛇尾，只能留给时间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