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沈足坛，许多人认为王鑫一直是有"前科”的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辽足二队因故解散，王鑫去了北京部队足球队。1991年，他转投沈阳东北六药队。我们记者张松走访许多圈儿里人，后来我和张松交流，王鑫触犯法律受到制裁，罪有应得，但每个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罪犯的，王鑫亦然。

　　我和宋京飞也谈到自己的想法，比如，像王鑫、尤可为这样的人，他们实际代表的是一个群体，一个中国足球职业化催生的失去经济保障的群体。记者张松那两天经过走访调查，写一篇关于退役球员生存状况的稿子，内容翔实，在反赌扫黑风暴喧嚣的舆情里是一篇视角独特的稿子。

　　退役球员生存状态是残酷的。我一直认为，球员和演员一样，都是吃青春这碗饭的。不是所有球员都能成为球星。踢了几年球，又没赚到钱，本来没上几天学，做生意可能缺少知识，摆摊儿又不情愿，怎么办？把自己的爱好和生存结合起来，赌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能一夜暴富的一条“出路”。

　　近几年，数十名老沈足退役球员为自身的养老保险、人事编制问题四处奔走求助，甚至要打官司告状。在这个群体中包括因赌球而被刑事拘留的尤可为。

　　按常规，若由单位为员工办保险，员工首先要拥有所在单位的正式劳动编制，而包括尤可为在内的一大批沈足老将发现，自己为沈阳足球效力半生，没想到退役后自己的“编制”却没了！

　　老沈阳队当年将球员的人事关系落在“五里河体育场”。在尤可为等球员的人事档案上，白纸黑字写着“全民固定工人编制”，另外还有可以“转干”的补充说明。由于不知情，有关方面当时也未及时告知退役球员，这批沈足老将退役后就“自谋生路”了。他们的档案后被转到人才中心，个别退役球员的档案甚至自己保管，这是完全不符合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的。

　　由于国内足坛生存环境日益恶劣，这批退役球员平均年龄已过40岁，拖家带口，生活负担渐重，像尤可为这样能在圈内立足的尚属少数。

　　最初，零星退役球员找相关部门交涉，希望给安置工作、办理保险；到最后，境况类似的十多名球员集体上访，“1992年国家出台退役运动员安置保障文件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根本看不到文件，那些负责人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现在不给我们安排工作也可以，但养老保险得给我们办啊！为什么未经我们同意，就把我们的档案转到人才中心，我们的编制哪儿去了？”尤可为曾这样据理力争。

　　由于时间久远，这批球员的原所在单位、当时负责领导均发生重大变动。原五里河体育场被拆后，如今迁至沈阳浑河南岸，改名为“奥体中心”，并委托一公司代办对外业务。

　　五里河体育场充满悲情。14年前，曾创造十连冠辉煌的辽宁队在这里降级；8年前，中国足球虽然在这里冲进世界杯，可几年后，五里河体育场在城市改造中被无情摧毁。五里河是一条悲伤的河，谁又曾想到因为这个体育场的拆迁，老沈足一批球员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终日为自身权益奔走呼号？

　　小偷因为饥饿偷盗，饥饿不可能成为宽恕小偷犯罪的理由。犯罪唯一的理由只能是自我毁灭。对尤可为这个老沈足的球员也一样，即使有一千种犯罪的理由，过多的寄予其同情，甚至理解，这都是对邪恶的宽容。

　　“协助调查”成“问候”语

　　谁也不能否认，2009年11月上旬，有一个词像当初的周老虎、躲猫猫、俯卧撑一样迅速蹿红，这个词就是“协助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各家媒体上到处是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的人，这样的人不到半个月时间，已经突破五十多人。

　　我正在路上开车，黄健翔的电话打了进来，“老郝？这两天没啥危险吧？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已经被协助调查了……”

　　“你不是被带到沈阳了吧？”我开着玩笑。“估计快了。上海有记者已经拐弯抹角地暗示读者我已经被调查了，你可以让辽宁警方正式召开个发布会，公布一下案情，把我正式公布给全体球迷朋友吧！”

　　我回到报社，在MSN上遇到好友贾志刚时，他问我：“老大，你怎么上线了？听说你在打黑过程中推波助澜，给社会添乱，被警方盯上了，已经被带走协助调查了？”“我刚被放出来，现在不来上线找你嘛，警察让我通知你，自己买好机票，买件好西服，扎着领带，主动来沈阳协助调查。”我开玩笑地说道。

　　逼近真相的涉赌线索

　　厦门队 三年前就被举报了

　　直到现在我还一直认为，在这场反赌扫黑风暴中，央视与新华社相比，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自11月4日媒体披露辽宁警方控制王珀等犯罪嫌疑人后，央视新闻中心记者宋飞京一行就飞往沈阳，直到11月25日官方正式在中央电视台公布反赌扫黑消息，20多天的时间里，央视对这场风暴的追踪报道让百姓看得很解渴。

　　继14日央视午间新闻报道之后，16日下午13时，央视《新闻直播间》节目再一次对足坛反赌进行了报道。摘编如下：

　　“这一次，央视记者来到了这次反赌核心地带之一的辽宁沈阳，采访的对象正是在反赌风暴中走在前沿的《辽沈晚报》体育资深记者郝洪军。”

　　郝洪军介绍了《辽沈晚报》在2006年一篇题为《神秘人踢爆赌球黑幕》的揭露中国足球赌球内幕的独家报道，“我们当时调出的交易记录将近3米长，查了一下，最大的有接近百万，五六十万的非常常见。”郝洪军说，“我们的爆料人说，‘上海这位球员，我亲手送给他20万，我就为了我们能赢球。’”

　　“以06年为例，中甲是最黑暗的，几乎所有的球……(都是假球)。比如说，南方某队冲甲，他们十多场球都是假的，全是买来交易来的，直接参与交易的就是我们那位举报人，他把所有证据都拿出来了。”

　　央视记者问：“哪个球队你知道吗？”

　　郝洪军直言，“就是厦门，(媒体)都披露出来了。”

　　据介绍，《辽沈晚报》把当时所获得的证据都交给了中国足协，但现在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如今，当年的举报人已经杳无音信，郝洪军本人表示，当时调查结果见报后，他接到过恐吓电话。“我接过电话，因为在三年前，我在直接指挥我们记者报道。他们说，‘你们报得很好。’他们用一种幽默的口气说的，‘你们要注意了，你小心点，郝洪军我认识你。’”

　　《新闻直播间》节目介绍，现在国内赌博集团的真正庄家是在澳门或境外，同时他们在国内都有代理人，也就是小庄家，小庄家直接联系球员或教练，从而达到控制比赛的目的。由于赌球牵扯到的人太多，赛场内外关系复杂，光靠足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司法机关的介入才是解决之道。

　　郝洪军说：“多年来，很多人都在期待司法主动介入，这次司法真的是主动介入了。所以我想，挽救中国足球可能不是中国足协，而是中国警察。”

　　中央电视台也在节目中提到了意甲“电话门”假球事件。对于意大利联赛的假球事件，意甲资深记者董希源分析称，“自从这件事之后，球员对涉赌的事情越来越慎重，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目光在盯着他们。”央视的评论分析称，重罚事件对意甲联赛伤筋动骨，但大家都明白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抓王珀 新加坡是突破口

　　其实，11月3日刚刮起这场风暴时，我一直在想，它和2008年春天发生在新加坡的那场赌球案有多大关系？这场风暴是由王鑫案引起的？还是因尤可为、王珀案引起的？那么，吕东那个案件又牵扯到谁了？或者说，这几个案子是否有“交集”？如果有的话，哪个嫌犯能把这几个案同时串起来？

　　我揣摩明白的有一点，那就是这场风暴和《辽沈晚报》三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反赌扫黑的“交集”是尤可为。三年前，举报人提供的许多线索里，尤可为始终是个关键人物，而三年后他落入法网，这意味着三年前那些“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因为尤可为被牵扯出来。

　　正因为警方三缄其口，涉嫌参与赌球的线索又很乱，我觉得只有弄清新加坡的赌球案，才有可能慢慢理出头绪。好在我派往新加坡采访的记者刘志向顺利到达目的地。他找到一个华裔商人叫王津辉，他是新加坡足球圈里叫得响的人物，从他的嘴里，不仅王鑫等人在新加坡赌球的秘密终于被揭开，我们还能看到在新加坡赌球案中王珀的身影！

　　王津辉是个足球人，他和新加坡足球、中国足球都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多年前，他曾短暂地给中国国家队当过翻译，也曾经亲自运作新麒队参加了三个赛季的新加坡职业联赛，还为新加坡国家队输送了两名国脚——邱礼和施佳懿。

　　王津辉在2006年的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从国内千里迢迢找他的不是旁人，正是曾经与他合作过的教练，也是老沈阳队的丁哲。

　　当时丁哲在山西陆虎队担任助理教练，而他的老板就是王珀。王珀是不是想把赌球黑手伸向东南亚？据后来知情人透露，他真是这个想法，只是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回想起来，王津辉至今依然唏嘘不已，“我跟丁哲还是很熟的，但是跟王鑫基本没见过面。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照片，我觉得他纯粹是自寻死路。在法制化这么高的新加坡，操控比赛打假球，不是往枪口上撞吗？他们这么搞，真给中国足球丢脸！”

　　王津辉随后婉拒了丁哲，但是王鑫和丁哲率领的辽宁广原队还是来到了新加坡。事实上，在2006年，曾经与新麒合作过的赞助商也组织了一支队伍，与王鑫和丁哲组织的辽宁广原队一起参加了新加坡足总的考评，最后足总方面考虑到王鑫丁哲的广原队比较成熟，结构也相对合理，而且球队的实力相当，还有多名相对有名气的球员在队，所以就将准入证发给了广原队。

　　广原队在2007赛季表现与最初的热身赛相比大相径庭，后来陈波和张海峰等球员先后离去。不久，队伍就被查出参与赌球。总经理王鑫第一个被捕，在交纳了8万新币的保释金后潜逃。据相关的知情人透露，当时警方其实并不想让王鑫保释，曾经拒绝了他的保释请求，但是其代理律师以人权应该得到尊重等理由为王鑫争取到了机会。

　　这段历史如今似乎早已不是秘密。当时，王鑫向警方表示，一桩财产纠纷案需要他回国出庭，否则会有100多万元的损失。经过律师的工作，王鑫重获自由，但随即弃保潜逃，新加坡警方也发布了通缉令，最终王鑫被辽宁警方拘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