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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世芳申花回忆录连载:最困难时 也未曾失去球迷

http://sports.sina.com.cn  2009年11月23日15:38  东方体育日报

  一天发了十万张球星卡

  2002年5月,就在韩日世界杯的前夕,第二届中国足球博览会在上海举行。由于国际足联和亚足联都有重要官员出席这届博览会,上海足协特别关照,要求上海两家俱乐部高度重视布展工作。

  尽管球队在联赛中输给了中远,但在俱乐部建设方面,我们丝毫不甘人后。

  足球俱乐部不同于往昔的体工大队,除了球队的日常管理以外,还有俱乐部(企业)的文化建设等等。为了展示申花的品牌,我们费尽心思,在展台的形象设计和创意方面,尽可能让参观者把申花和传统的上海联系起来。最后,在几十个方案里面,我们最终选择了石库门和弄堂相结合的形象设计,而把展台里面布置成厢房和客堂,既展示了上海民居的传统风格,以示申花足球在上海的传统地位,又方便来访者坐下来喝茶,洽谈。

  除此以外,我们按照旧上海火柴盒的火花和香烟牌子的样式,设计了一套申花球星卡,一共16张,把我们的主力队员的形像依次做到球星卡上,届时请球员现场签名,发给热爱申花的球迷。

  5月18日,第二届中国足球博览会正式开幕。我们的展台前人头攒动,来访者络绎不绝。大家对我们的构思与设计充满了好奇。尤其是申花球迷,把展台围得水泄不通。一天之内,总共有6000多名球迷有秩序地排队,等候领取申花球星卡,或是申花球员的签名。下午3时30分,一名工作人员高兴地告诉我:“几乎每个球迷,都从我们这里领走了一套球星卡,按照这个数字,我们一天就发放了约十万张的球星卡。”除了发放球星卡,申花队球员还在四五个窗口前签名留念,这更引起了球迷们的兴趣。“最拥挤的时候,队伍从我们展台排出去,一直排到大门口。”这名工作人员高兴地说。

  即使是在当年最困难的时候,申花也没有失去自己的球迷。

  那天,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以及上海市体育局领导也来到了我们展台,对我们的创意大加赞赏。中远的展台就在我们斜对面。见领导来了,徐泽宪和王国林也来到我们展台,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当着徐泽宪的面,市领导要我们好好向中远学习;同时也希望中远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成绩面前保持低调。上海两支球队要搞好团结,共同进步。王国林对领导说,“阿拉是兄弟,同城兄弟。”接着,我跟着市领导走到对面的中远展台参观,送领导走了以后,徐泽宪再次说要请我去打球。我自然答应得快。

  据我熟悉的朋友介绍,徐泽宪高尔夫打得不错,虽然不是职业选手,但与职业队员差得不多。从成都会议到博鳌研修班,再到上海,几乎每次见面他都说请我打球,我也有意想领教他的球艺,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念头慢慢淡化,最终成了泡影。

  我所知道的“老阎”

  第二届中国足球博览会闭幕后,中国足协在济南的山东鲁能俱乐部召开“落实中超俱乐部标准现场交流会”,讨论中超的准入条件和规划。全体与会者都住在山东电力培训中心。

  第一天晚上,准备会议结束以后,已经10点多了。我离开会议室时正好和阎世铎打了个照面,他问我几点休息,我说还早,晚上睡不着。“嗨,我看你心思太重,老放不下。这样可不行,要注意保重身体呀。”他边走边说。

  确实,由于联赛第一阶段的成绩很不理想,球队主教练和俱乐部压力都很大。到了房间以后,我毫无睡意,看看时间,还不算太晚,于是想到老阎那里聊聊。可又怕影响他的休息,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最后还是决定打一个电话试试。行,就过去,不行,改天再聊。没想到打通电话后没说几句,他很爽快地叫我立即过去。

  进了阎世铎的房间,他正准备着第二天会议的发言稿。我一看,觉得来的不是时候。他却让我先坐下,然后沏茶。接着从包里掏出一本笔记本和一包香烟。拆开后递了一根烟给我,我说,不会抽烟。“来一根吧,提提神。”说着他打开笔记本,开始闲聊起来。

  平时开会的时候,一般总是老阎主讲,我们做笔记。今天我们随意地聊天,老阎却打开笔记本,这让我在一刹那感到受宠若惊,也对老阎产生出一丝敬仰之情,随之又觉得,这是个非常良好的学习习惯。

  我主要想跟他聊聊球队和主教练的问题。因为成绩不好,俱乐部和主教练都面临着球迷和媒体的压力。5月2日他在我们康桥基地已经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但那天太晚,好像言犹未尽。这次两人面对面地聊天,既随意,又便于肺腑之言。                  

  他先听了我对球队情况的介绍,然后,帮我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认为成绩不好,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不能简单地把责任一揽子推给主教练。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换帅。“董罡(山东鲁能足球俱乐部前总经理)刚当总经理的时候,球队不也老是输球嘛?球迷和媒体都闹着让他下课。现在不也挺过来了吗?”我点头称是。言谈间,他问我爱人在那里工作?是不是爱看球。我说,原先不看,现在也很关心足球。他抽了口烟,缓缓地说,“干这一行,家人都跟着操心,赢球还好说,输了球,她们的日子更不好过。”这些话,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由聊工作,渐渐转入了聊家常,我们谈佛,谈禅,论因果,辨善恶,几乎无话不谈。他时常略有所思,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点什么。然后聊起了他的父亲:“我老父亲年事已高,但怎么也闲不住,心地儿特善。”他站起来,提起暖壶往我茶杯里续了点水,接着说:“他整天介儿在家拾掇些个菜叶啊,果皮啊,然后剁碎,和上小米、面粉搅拌成饲料。你猜怎么着?——天麻麻亮,他就提着自拌饲料上车公庄官园那儿,干吗?去喂鸽子!”

  我知道,在北京有许许多多与老阎的父亲一样心地善良的老人,在余生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行善积德,默默无闻地完善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但这故事从老阎嘴里说出来,自然是我开始聊天的时候所不曾料到的。

  虽然夜深人静,但聊天还没有结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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