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比较分析学”思考录：举国体制是出路吗

　　《战国策》里，魏王准备攻打赵国首都邯郸，大臣季梁用这么一个故事来劝慰他：“臣过来见大王时，在大路上碰到一个人。他正朝着北面驾车而行，并告知‘我要去楚国。’臣曰：‘您要去楚国，怎么往北面走？’他称：‘我的马好。’臣答：‘马虽好，但这不是去楚国的路。’他复称：‘我的盘缠多。’臣答：‘盘缠虽多，但这不是去楚国的路。’他又称：‘我的驾车者技术好。’但这几条愈好，距离楚国也就越遥远。”

　　本报近日刊出有关“中国足球青少年人口锐减”的专题，读来令人唏嘘不已。辽足教父张引一句“别看现在中国足球不行，再过两年还不如现在呢”，尤其令行内识者鼻酸。

　　根据英足总2008年的数据，目前英格兰活跃的青少年球员在400万以上，为英格兰总人口(5000万)的8%。相比之下，中国青少年足球人口2007年只剩下3万，仅为中国总人口的十万分之二！这样脆弱的青训人口基础，必须得到改善提高，这个“到楚国去”的战略目标，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然而，看到中国足协为此开出的药方，却又很难不让人生出“犹至楚而北行”的南辕北辙感。报道说：“足协和39省市体育局主管局长的一致意见是：青少年足球培养要发挥举国体制的功效，要把原来靠市场自生自灭的青少年培养模式，改为由政府有关部门控制和管理。”

　　在我看来，中国足球青少年人口萎缩，问题恰恰不是出在市场机制“导致自生自灭”，而在于现有足球管理体制“非驴非马”的现实，导致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条件被抑制，市场无法充分培育，长成为畸形怪胎。

　　在充分的足球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俱乐部都会有培养自己青少年球员，乃至资助发展俱乐部所在地区社区足球的内在动力。为什么？因为对俱乐部而言，这是最理智、最经济的发展策略：在本地培养后备力量，从成本上来说最为经济，也方便培育本土球迷基础；为所在地区投入足球建设基金，更有利于俱乐部在当地的公关形象和及早发现青训苗子。

　　然而，我们的足球市场是怎样一个现状呢？2004年，徐明等中国足球投资人曾发动一场“革命”，结果就像是一块扔进池塘的石子，仅仅泛起微小的波澜。虎头蛇尾的结果，是中国足球旗舰产品“中超”成立了一个怪异荒唐的股份公司：足协一家独占36%股份，其余64%由16家俱乐部均分。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这种体制安排必然导致足球投资者的热情挫折。中超本来是学英超，但英超的管理机制是：20家俱乐部平分股份(每个赛季末升超球队自动接管降级球队股票)，英足总只是作为一个不持股的特殊股东参与会议，对英超主席和升降级等少数限定明晰的议题有投票权。

　　这样，英足总作为管理者的身份清晰，对市场的参预调控有度。英超也每年心甘情愿上交1500万英镑(足总、政府的文化和体育部也同样出这个数目)，一同建立“足球基金会”，着力发展草根足球和青少年足球。反观中国足协，“又当裁判员，又要以最大股东身份伸手分利”的结果，是市场信号被扭曲，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佳。

　　按照最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精神，足协作为半政府组织，账目预算和决算都应该逐步向民众公开。英足总和英超的年度财务报告，就能直接从网上下载到。但现在，我们不知道中国足协凭借36%股份从中超收走的利润，究竟用在哪些地方？有多少是花在全中国青少年球员培养上？我们小民既缺乏基本的数据，当然就无从查考。

　　在这样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重回举国体制，惟一可能的结果是：有关部门以“举国体制”为由，从宝贵的政府预算中要来资金，但这些资金对青少年足球究竟有多少帮助，则又将成为一笔糊涂账。与此同时，“举国体制”也不会妨碍足协在秦皇岛的官办足球学校，继续以“培养成本”为由，收取每月1.2万元的贵族学费。

　　足协为青少年培训可以做的事情，不胜枚举。比如从自己的36%利润中拿出真金白银，建设一个类似法国克莱枫丹和英格兰拟议中的伯顿“精英学院”；比如，承担起严厉打击赌球、假球和黑哨的责任，而不是消极躲避，让中国足球的市场健康发展，把中国足球的蛋糕做大，青少年足球的培养基金和投资热情也容易得到解决；再比如，真正搞好国家队工作，让国脚们不要整天涉黑涉黄涉毒，真正成为青少年的偶像……种种种种，都要远胜于重回举国体制的提议。

　　吃了半碗夹生饭，还没吃饱呢，就说吃饭不管用，还是回头去吃石头划算，这是一种史前逻辑。(楼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