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风暴
年维泗与时代的跃动 元老生涯折射中国体育55年历程

http://sports.sina.com.cn 2006年12月18日01:01 竞报
年维泗与时代的跃动元老生涯折射中国体育55年历程

年维泗回忆当年在训练局的点点滴滴

年维泗与时代的跃动元老生涯折射中国体育55年历程

年维泗回到训练局职工食堂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跃动

  1951年至2006年,训练局的今昔切割出一段中国历史其中的人事,皆具有深刻背景和浓郁的时代性。每一次的个人转折,既独木可见森林,又承前而且启后,彼此关联着构成了这段历史的大脉络。

  电影《六号门》刚刚上映的时候,一个19岁的少年每天都要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的一块沙土操场上面对两道门。火辣的阳光从头顶毫无保留地直射下来,没有树荫遮蔽,只有起脚时的尘土飞扬。

  少年在练足球,练得很拼命,尽管那时的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而是更羡慕那些偶尔从操场边经过的学生。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比较清高,驻足观看训练的人不多。时不时地,少年还能从学生那里听见“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嘲讽。

  但少年不语。每天早上走进操场时,他还是一样的精神饱满,一样会和队友边踏步边齐声高唱:“我们是热血青年,哪里需要就到哪里,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哪里需要就到哪里……”

  少年感觉到,歌声在空寂的校园里,一直能传到很远,很远。

  那时的日子格外单纯,单纯得就像他每天结束训练后总渴望喝到的一碗绿豆汤。在1952年的北京夏天,除了家人和队友,没人知道这个少年名叫年维泗。彼时,距他随中国青年足球队远赴匈牙利求经深造尚有2年,距他因意外重伤而结束运动生涯还有8年,距他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过国家队的教鞭还有33年,距他就任中国足协主席则有37年。

  19岁时的年维泗,刚刚被选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训练班,也就是如今的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这里,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国家队运动员,故事开始的地方。

  不怯重大使命

  1951年,在风风火火的“甲A联赛”拉开大幕的43年前,新中国举办了首次足球盛会———全国足球比赛大会。正是在这次大赛上,还在北京育英中学(现北京二十五中)读高一的年维泗,进入了华北队,并很快被选入国家集训队。

  那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两周年的时候,代表中国出访欧洲的八一足球队以1比9负于保加利亚人民军队,几天后又以更为悬殊的1比17惨败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队。这两个比分,不仅仅是

中国足球,也是当时整个中国体育世界地位的缩影。

  全国解放前,劳动者从根本上被剥夺了参加体育锻炼的权利。在天灾人祸的重重折磨下,中国人民体质虚弱,被辱为“东亚病夫”。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体育事业,必定且必需有着鲜明的政治任务,那就是为革命和建设服务,为群众体育活动的普及、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打下基础。

  这便是1951年训练局的前身———中央体训班成立时的第一诉求和最高纲领。在当时连块训练场地都找不到的条件下,中国体育的第一代人饱含着白手起家创宏图伟业的雄心和热情,同时也承受着几乎无法承受之重。而55年后正从雅典走向北京的中国体育迸发出的耀世光芒,也是当年的他们决然想象不出的。

  不惜重金取经

  刚进队的年维泗还不太明白这些道理。1952年的他还很小,远比现在19岁的孩子“傻气”得多。

  当时国内的政治氛围很浓。虽然已经处在“三反”、“五反”运动的尾声阶段,但运动员进队后都要补课,批判资产阶级体育观。通过一段政治学习,年维泗明确了两个思想:第一,体育不是玩闹,而是一个事业;第二,体育不但是个事业,还是个很崇高的事业,他要做的,便是为国争光。

  燕京大学时期,所谓的中国国家队,只有两支男女篮球队、两支男

女排球队、一支只有2个队员的田径队和一支只有1个人的举重队。当时每吸收一名新队员,大家就到操场上全体集合,唱歌迎接新队员。

  中国第一批国脚的身份,给年维泗带来了每月4元钱的收入,后来慢慢变成9元、12元、18元。工资涨到24元的时候,他和队友一起去匈牙利学习了。

  为了尽快得到竞技体育的训练经验,并对国际体育发展有个大致的了解,百废待兴时期的中国还是下决心将不同项目的几支运动队送到国外求学。足球和游泳队去了匈牙利,体操、举重和篮球队去了苏联。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旅馆,一名中国运动员一天的食宿费是90元人民币,而在当时的国内,他们一个月的伙食标准才45元。

  不懈追赶世界

  1952年秋,燕京大学开学后,由于宿舍紧张,所有国家队都被迫从学校迁出。年维泗和队友一起开始了“流亡生涯”,国脚们到全国各地巡回比赛,一方面宣传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一方面也是寻找更好的训练基地。

  在西南,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亲自接见了队员。听说国家队球员找不到训练场后,贺龙当即下令,一个礼拜便将重庆的一个山坳推平,用于国家队的训练。这块场地经数次改造,最后成为了中超球队重庆力帆的主场,名曰大田湾。

  1953年,训练局终于在天津买房落户,并陆陆续续设立了新的队伍。那时的年维泗晚上一有空,就跑到羽毛球队去看他觉得无比精彩的扣杀训练。

  1955年11月,大队人马从天津搬回北京,落脚于崇文区的四块玉,从此队员吃住训的大本营,始终围绕着天坛以东的体育馆路,基本没变。

  训练局成立1年后,毛泽东为体总二次会议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立2年后,吴传玉在

罗马尼亚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夺得男子100米仰泳的金牌,让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

  成立5年后,陈镜开在上海卢湾体育馆打破了最轻量级挺举的世界纪录,这是新中国运动员的第一个世界纪录。成立31年后,许海峰在洛杉矶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成立55年后,中国在多哈亚运会上以165枚金牌再次称雄,中国体育的新生代领军人物刘翔还在洛桑跑出了12秒88的110米栏惊世纪录。

  横跨两个世纪的55年间,以前绝对遥望不到以后,以后也往往难以想象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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