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分有很多种，有一种缘分，我将其称为有缘但是无分，比如，在我三年多足球老总生涯里，就曾经和同一位教练两次失之交臂，进而擦肩而过。这位教练，就是来自上海，却至今无法叶落归根的朱广沪。

　　初闻2001年秋

　　就在一个秋雨迷蒙的下午，董事会最终决定放弃朱广沪，这是我记忆中，他与申花主教练职务第一次擦肩而过。

　　2001年秋天，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酝酿改组，上广电(SVA)集团和上海文广集团作为两大股东入主申花。当年联赛还未结束，申花的名次尚在三甲之外。尽管此后取得了联赛亚军，但由于当年联赛中期的六连败，董事会高层在决定接管俱乐部时已打算更换主教练，股东单位比较集中的意见，更倾向于国内的本土教练。最后确定了两个人选，除了徐根宝之外，另外的一个，名字就叫朱广沪。

　　和阎世铎一样，对我来说，朱广沪这个名字也颇为陌生。进入足球圈以来，圈内一些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旁人张口就来，而我常常要问个明白才能记住。

　　从北京东路外滩的文广集团总部，到斜土路枫林路口的

　　于是，就在一个秋雨迷蒙的下午，董事会最终决定放弃朱广沪，这是我记忆中，他与申花主教练职务第一次擦肩而过。

　　两年之后的2003年岁末，在回沪探亲期间，我终于和朱广沪有了第一次长时间的交谈，在那次交谈中，我们聊了很多，但是关于足球的并不多，在谈话最后，我和广沪提起了两年前他与申花的那次擦肩而过，他只是笑笑。他的回答多少让我感到意外，他说，那时其实并没有申花方面的人直接找过他，如果申花真的有诚意，“合同”应该不会成为障碍。

　　再闻2002年春

　　那时，深圳平安队的主教练正是朱广沪，是当年赛季的半程冠军。说实在的，那时我内心很是羡慕顾凯，能有朱广沪这样的主教练。

　　2002年联赛第一阶段。申花队的成绩不尽如人意。那阵子主教练和俱乐部压力都很大，时常连夜开会，晚上又睡不好，所以经常搞得灰头土脸，面容疲惫。2002年4月22日，第4次甲级俱乐部总经理联席会议在重庆力帆俱乐部召开。报到时，我恰好与顾凯(时任深圳平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在电梯里相遇，他见我脸色不好，便问起了球队的一些情况，然后安慰我：“没有关系，我刚到俱乐部的时候，球队成绩也不好，搞得我很上火，腰上发了一圈带状疱疹。差点被整死。后来换了现在的主教练，成绩还说得过去，压力就小多了。”那时，深圳平安队的主教练正是朱广沪，是当年赛季的半程冠军。说实在的，那时我内心很是羡慕顾凯，能有朱广沪这样的主教练。

　　4月24日下午会议结束，我连夜从重庆坐大巴赶到成都。第二天去毛家湾足球训练基地看望在国奥队训练的吉祥兄弟以及于涛和杜威。在那里，邂逅了基地的主人陈先德先生。此公是地道的成都人，平素待人豪爽，急公好义。且熟谙《易经》八卦，颇有山林遗风。据媒体报道，“他为人淳朴，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心系困难群众，捐助希望小学、孤儿院，慰问孤寡老人、残疾人，帮扶贫困家庭，支持革命老区建设，为边远山区修路筑桥，修建敬老院……就是这样一个基本不懂足球，平时也很少看足球比赛的人，居然投资建成了毛家湾这个全国一流的足球训练基地”。

　　当晚，陈先德请我在成都城里晚餐，两人边吃边聊。话题自然离不开《易经》与中国文化。然后又转向足球。从国奥队到俱乐部，从球员到主教练。几乎无话不谈。他特地向我介绍了朱广沪的情况，并真诚地作了推荐。但因为当年联赛才进行了四场。以后可能会有许多变数。所以我没做更多承诺。但表示可以作为来年的主教练候选人。

　　回到上海以后，我在医院探望当时的《文汇报》体育部主任马申时，他也在有意无意中提到了朱广沪，并愿为之牵线搭桥。我也重复表示了在成都时的态度。此后，时常有人在我面前提起朱广沪的名字。我都当即予以否认，为的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2002年8月19日，申花主场迎战八一，朱广沪突然出现在虹口足球场的贵宾包厢看球。一时间舆论大哗，许多媒体纷纷推测，朱广沪将来申花执教。因为我也是从媒体上知道了这件事，所以只得以沉默应对。

　　初见2003年冬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刚从深圳回到上海的朱广沪显得神清气爽，精神矍铄，看上去气色很好。虽然我们彼此第一次坐在一起，但丝毫不觉得陌生。

　　2003年11月30日下午，甲A的最后一轮比赛开打。上海申花客场挑战深圳

　　那场比赛结果，我们以1比4败北。虽然取得了末代甲A联赛的冠军，但以大比分落败于对手，我的心情确实不爽。深圳队虽然仅得第四名，然而场下的他们似乎更像冠军队。朱广沪被他的球员高高地抛起，球迷们也四处欢呼，我站在主席台上，看着球场上的这一幕，内心五味杂陈。

　　我们真正第一次面对面交流，是在2003年度联赛结束不久的上海，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刚从深圳回到上海的朱广沪显得神清气爽，精神矍铄，看上去气色很好。虽然我们彼此第一次坐在一起，但丝毫不觉得陌生。两年来，太多的推荐与介绍，太多的传说与附会，而对于我们来说，却始终没有任何一次沟通，哪怕是节假日电话里最简单的问候。看着眼前的朱广沪，想起两年前申花选帅失之交臂的细节。不由恍若隔世。我旧事重提，但他却一脸茫然，毫不知情，继而又十分坦然。他笑笑说，“合作要有缘分，也要有运气，时运不到，强求也没有用。”

　　我们一面喝茶，一面拉着家常。他太太和儿子都在上海工作。平日里，太太既要照顾和赡养老人，又要上班。由于长期两地分居，对于自己的亲人，朱广沪内心充满了愧疚。

　　然而，在当今社会里，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比计划经济年代容易得多，但有时必须放弃自己的职业选择。我做了一个假设，如果不做职业教练，回上海工作，那不也一样么？“那不行，”他说，“从80年代初期，一直到现在，我的职业生涯从来没有离开过足球。而对于我来说，现在已经年近60，我怎么可能放下足球去干别的事情呢？”我早就听说过，健力宝这些主力队员从少年队到青年队，甚至远渡重洋，到巴西集训，朱广沪始终和他们在一起，有些队员还是朱广沪一手带大的。真可谓恩如父子，情同手足。

　　我们说好不谈足球，却又情不自禁地聊起了足球。在朱广沪足球生涯中，曾跟随霍顿等多名外籍教练。他觉得与外教在一起，自己才有了长足的进步。说着说着他就站了起来，比划着不同的训练方法，指出了中外教练的异同，并投入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由于文化的差异，对于外籍教练的东西，固然不能全盘接受。但是，中国足球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接受

　　再见2003年岁末

　　那天下午，我透过窗外，看到的依旧是绵绵的阴雨。在得到确切的结果之后，我打电话将这一结果告知了朱广沪，并对此表示了遗憾。

　　2003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晚，上海球星祁宏的婚礼在上海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作为证婚人，早早就来到贵宾休息室。原本这只是一次轻松的见面，但是没想到，南勇却忽然将我叫到一边，他告诉我，中国足协拟借调申花主教练吴金贵去国家队当助理教练。不知道俱乐部是否能给予配合，我感到意外的同时，也对南勇谈了三点意见：一，球队刚刚夺冠，现在正是用人之际，马上抽调主教练恐怕不妥，俱乐部也会承受很大压力；二，如果中国足协把申花主教练作为国家队唯一人选，非去不可，那我必须上报董事会研究决定；三，此事必须征求当事人意见，征得当事人同意。

　　南勇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就在祁宏婚礼当晚，他就急切地找当事人谈了话。

　　说来也巧，就在这间隙，我走出贵宾室打电话，正好看见朱广沪站在走廊的阳台前。交谈中，我悄悄地问了朱广沪一句，新赛季与深圳的合同签了没有？他摇摇头说还没有。我说，那你就先不要签。

　　2004年元月6日上午，经过反复研究和磋商后，申花主教练吴金贵上调去国家队任职。当天下午，董事会高层开会讨论新赛季主教练人选。时隔两年之后，作为候选人，朱广沪第一个被提了出来，但最终经过几番讨论。董事会的意见似乎更倾向于外教。就这样，申花再一次和朱广沪擦肩而过。

　　在我印象中，这是朱广沪距离申花主教练的位置最近的一次，如果说第一次擦肩而过有其必然性的话，这一次的擦肩而过，则更多的是充满着遗憾。

　　巧合的是，那天下午，我透过窗外，看到的依旧是绵绵的阴雨。在得到确切的结果之后，我打电话将这一结果告知了朱广沪，并对此表示了遗憾。

　　2004年6月9日，国家队在天津4比0大胜马来西亚的当晚，我送张健(时任深圳健力宝俱乐部总经理)和郑智上车去北京前，又一次聊起了朱广沪，那时的张健已敏感地预计到健力宝将发生变故，他又一次推荐了朱广沪，作为一个俱乐部合作多年的伙伴，张健觉得朱广沪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表示，自己的去留已无所谓，他牵挂的却是朱广沪。

　　谁能想到，就在那年年底，朱广沪带领着深圳队登上了联赛冠军宝座，拿到了自己执教生涯第一个联赛冠军，次年春天，他离开深圳队成为国家队主教练，命运的安排，总是让人感慨万千。

　　话别2005年春

　　2005年春节刚过，忽然接到了老朱的电话，他打电话向我拜年，电话中，他告诉我说，中国足协要调他去国家队担任主教练职务，他想听听我的意见。作为朋友，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如果可以不去，最好不要去。如果实在无法回避，那最好能把合同的条文定得仔细一点，到时候至少可以有个说法。他同意我的看法，也说会找有关专业人士咨询。我还是提醒他：在中国的一些特定领域里，如今的问题不是没有“法”,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啊。

　　此后，由于朱广沪在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上事务繁忙，我们一直再没有机会见面一叙，我对他的关注更多的是通过媒体和朋友的转述，但是我能清楚地感觉到，时至今日，在国家队主教练那个火山口上，朱广沪的甘苦，一定只有他自己最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