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在我从事足球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我接触了许多足球圈内的人，并与其中的许多人成为了朋友。尽管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不同，每个人的性格也各不相同，但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些非常可爱的朋友。他们与我一道分享胜利的喜悦，也在遇到难题、挫折或者情绪低落的时候，坚定地伸出双手，互相帮助、支持，让彼此充分感觉到来自友情的一份温暖。我把与他们的友谊，称为“特殊的友谊”，因为，我们之间的友谊，都跟足球有关，是在足球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中产生的。

　　王幸又在旁边接了一句：“主席，你忘了去年的非典吗？”

　　他话还没有说完，就忙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但他这句话却提醒了我。

　　9月是北京的金秋季节。2004年9月，北京秋高气爽，在希腊的雅典，

　　中国女足在雅典奥运会首场比赛中，以0比8的悬殊比分惨败给德国，居然连小组赛都没有出线。这对中国女足是个灾难性的打击，对已经十分困难的中国足球是雪上加霜，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更为沉重的压力。也让我平添了一种“屋漏偏遭连天雨，船破又遇顶头风”的感觉。

　　中国奥运军团的攻坚战还没有打响，中国女足就已经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尽管如此，我还要安慰在家的足协同志：“胜败是兵家常事。这次女足没有打好，我们仍然要好好地接她们回来。”为此，足协专门组织了一个由赵金福、张健强牵头的工作小组。在女足回国前一天上午，我召集工作小组专门开会研究女足回国接机和安排问题。

　　在会议期间，我不时感到身体热一阵、冷一阵，头也有些昏沉起来。我以为是空调温度太低的缘故，就让金福把空调关掉。根据行程，队伍第二天上午九点钟落地首都机场，之后从机场直接开到香河基地进行总结。我从家里自己开车到机场，然后随队伍到香河。

　　晚上，我回家后，感到浑身疼痛、无力，饭也没吃就睡了。我并不知道，重度感冒已经向我袭来。到了半夜，夫人起来，发现我浑身发烫，还出了很多的汗。一量体温，已经到了三十九度八！夫人说：“你烧得这么厉害，去医院看一下吧。”我觉得没那么严重，说再吃点药，睡一觉就会好的。到了早上七点多钟，我勉强起床，感到头很晕、腿很重，但仍想坚持去机场接女足。

　　我正在昏昏沉沉地换衣服的时候，金福打来电话说：女足乘坐的飞机晚点，原定上午九点抵达首都机场，可能要到下午三四点才能落地。这时，我感到身体有点支撑不住了，便对金福说：“我好像有点感冒，既然队伍下午才到，你让王幸到我家来，送我到医院去看一看。”

　　很快，王幸把我送到了同仁医院。大夫一量体温，已经到了四十一度。大夫很吃惊地问我：“你怎么才来医院？”我勉强地苦笑了一下，没有作声。接着我去验血，半个小时后，验血结果出来了，白血球已经上升到了两万二。大夫提出要我马上住院检查。我说：“下午我还有事，能不能给我打打针，让我挺过去？等我办完事后再来住院。”

　　大夫态度坚决地说：“不行。现在你不是单纯的感冒问题，可能肺部已经有了比较严重的炎症。人在这种状况下是很容易昏倒的。既然你已经到了医院，我们就要对你负责。否则，我们是有责任的。”王幸也在一旁说：“主席，听大夫的没错，要不然你就成大夫了。你一定得住院治疗，好好检查一下。大夫不同意，我是不会拉你走的。”

　　王幸是个司机，已经在足协工作了十几年。他在工作中像头牛，对事从不摇头；对同事像团火，谁有事都乐于帮忙。我到足协工作后，与他有一些接触，感到他原则性挺强，什么事都是一板一眼的。就这样，我住院了。

　　我躺在病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下午两点多钟，护士叫醒我去拍片子。我问一直在医院陪我的王幸：“现在几点？”他说：“主席，你甭管几点，拍完片子等结果出来以后再说吧。”拍完片子没过多久，进来一大群医生、护士。一位大夫举着大片子对我说：“你是由感冒引起肺炎，可能还有结核。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哪也不能去了，就在这里安心住院吧。我们不仅考虑你的健康问题，还要考虑社会安全问题。”我没有听懂这句话，仍有些不以为然地说自己没问题。

　　王幸又在旁边接了一句：“主席，你忘了去年的非典吗？”

　　他话还没有说完，就忙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但他这句话却提醒了我。我让王幸拨通了金福的电话，便把我的病情说了一下，要求他不要把我得病住院的消息传出去，谁也不要来医院看我，否则又要弄得满城风雨。下午，请吉龙代表班子去机场接女足。大约一个小时后，金福走进了我的病房，看着我这副样子，金福说：“主席，足球的事情确实太累人了，你刚到足协来的时候，既显得年轻、身体也很好。短短两年时间，这已经是第二次住院了。”

　　第二天晚上，吉龙来了。一向开朗、乐观，爱说笑话的吉龙，这次沉闷了很多。他只是把从首都机场接女足到香河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老弟，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时间长着呢，足球的事也没完没了。如果你没有一张厚脸皮，没有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好心态，你会把自己折腾死的。”

　　第三天晚上，薛立和张海涛来看我。薛立一进门就说：“老阎，对不起，这次没有完成任务，害得你连雅典也没有去成，还住了医院。”张海涛站在薛立身后，我看到他清瘦的脸上有些倦容，眼睛里含着一种失意和愧疚的心情。

　　过了几天，女足教练组的高荣明也来到医院看我。高指导身材很瘦、皮肤很黑，但一副很精干的样子。进屋后，他站了好半天才说话：“主席，我们这次没有完成任务，确实害了你。”他接着说：“我搞了几十年足球，带队也打过不少比赛，有胜有败。但这次感受很不同。回国后，我拿出你在香河基地讲话的记录，反复看了几遍。你当时那些不讲情面的批评和严厉的警告，我们听完后很不舒服，甚至是有抵触情绪的。但在雅典输球之后，我就在想：如果当初多听一点你的劝告；如果我们赛前不进行这样的安排；如果我们这次备战，能够像备战日本

　　这次女足失利后，我感到有一种以前从不曾有过的自责和悔恨。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再坚持一下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和失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但历史是不能假设和重演的，这次女足也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我刚出院，就接到了老主席年潍泗给我写来的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给我以莫大的鼓励。并建议我：“你现在需要做的，一是要认真总结，尽可能弄明白每个环节以及细节，弄明白问题究竟在哪；二要能忍辱负重，在足球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必须勇于面对和承担责任，不怕委屈自己；三要招贤纳士，请一些一线工作又富有思想的人，听取他们实在的意见，找出问题的主要方面，并拿出确实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外面的说三道四，可以听但不必烦恼，关键的是要把自己的内部的工作搞好，大家齐心，多尽其职，就会逐渐改变，变被动为主动，扭转低落的局面”。

　　看着这封信，我非常感动。年老在足球界德高望重，他对我一直非常关心，每当一些重要的或关键时刻，特别是在足球面临压力的时候，他就会到我的办公室，或者写信来安慰我。我也是经常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向年老请教，年老虽然已经离开足球界很长一段时间了，但他一直是我非常尊重的老人，我的前辈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