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在我从事足球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我接触了许多足球圈内的人，并与其中的许多人成为了朋友。尽管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不同，每个人的性格也各不相同，但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些非常可爱的朋友。他们与我一道分享胜利的喜悦，也在遇到难题、挫折或者情绪低落的时候，坚定地伸出双手，互相帮助、支持，让彼此充分感觉到来自友情的一份温暖。我把与他们的友谊，称为“特殊的友谊”，因为，我们之间的友谊，都跟足球有关，是在足球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中产生的。

　　来看我的人更多了起来，病房门几乎关不上。护士长有些着急，便对我说：“我们准备给你换一个房间，并准备采取‘禁止探视’的措施。”

　　2002年韩日

　　“必须重视训练、狠抓训练，在全国开展足球技术大练兵，并将在今年年底召开足球训练工作会议”，这是世界杯大反思后得出的一个结论，也是中国足协作出的一个决定。训练工作会议的主报告由我来做，主报告自然也由我来写。

　　在多年的工作中，我养成了一个自己动手写讲话稿，并在凌晨写讲话稿的习惯。我到足协工作后，会议很多，事务性工作也比较忙，但仍然没有改变和放弃这个习惯。我在足协所有会议、所有场合上的讲话、工作汇报，以及工作报告都是用自己的指头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入计算机的。五年来，在我的电脑中先后累计储存了五十多万字。这是我的工作记录，也是我学习足球的

　　11月末，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我开始了训练工作会议主报告的起草。12月1日是星期天，早上五点多钟，我起床在电脑前写报告。到了上午十一钟左右的时候，忽然感觉自己右侧腹部又开始疼痛起来。这次疼痛比过去强烈得多，持续时间也比以前都长。腹部的疼痛使我感到头晕，浑身发冷，还出虚汗。我便走到

　　夫人建议我去医院检查一下，我感到这次的疼痛不同，是该到医院检查一下的时候了。

　　我拨通了办公厅武华的手机，请她帮助我联系到医院检查的事。武华在总局是负责机关干部医疗工作的，也是我在办公厅工作时的同事。她很能干，也非常热情，对别人的事总是有求必应。她在电话里说：“阎头儿，你就做好去医院的准备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几分钟后，她打来电话说：“我已经与同仁医院联系好了，用不用我接你？”我说：“不用了，夫人开车送我去。”到了同仁医院，我看到武华已经站在大门口等我。很快我就被送进了同仁医院的住院病房。

　　这是我第一次住院。躺下后，不时有大夫和护士出出进进，有的向我询问病情、做检查；有的是给我量血压，有的是打点滴、送药。晚上，吉龙和金福带着一大束鲜花来看我。我很吃惊地问吉龙：“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住院了？”吉龙开玩笑说：“现在是信息社会，这么重要的信息传得还能不快。不过你早就应该来检查一下，这段时间我就看你的脸色不对。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病哥哥就开始关注我们了。”我和吉龙同岁，他比我大几个月。我们俩在一起，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他总像一位兄长一样关照我。

　　第二天，来看我的人更多了起来，病房门几乎关不上。护士长有些着急，便对我说：“我们准备给你换一个房间，并准备采取‘禁止探视’的措施。否则，这么多人来，不仅你无法静养休息；我们这也不好管理。”我表示同意。就这样，我被换到1213房间，门外又挂上了一块“禁止探视”的牌子。这块牌子还真发挥了作用，从那天开始，我的病房恢复了安静。

　　3号晚上六点多钟，护士长敲开了我的门，轻声说：“米卢先生来看你。”我还以为听错了，正迟疑的时候，看见米卢、蔚绍辉，还有李响先后走进了我的病房。

　　米卢还是老样子，穿着一件短呢子大衣，围着一条红色围巾，头发仍然有些散乱，满脸是无穷无尽的微笑。他进门便说：“我刚从广西桂林回来，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你。你不仅是我的老板、朋友，也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我知道米卢此时说的信誉是指那幅画像的事。我已经兑现了几个月前在机场答应送给他那幅画像的承诺。米卢以为当时我的承诺是一个玩笑，没想到当他再次到中国来的时候，我托人把画像送给了他。他说：“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这反映了你的人品。”我说：“事情不论大小，承诺的事情就要千方百计地做到，这是我做事的原则。”

　　2002年6月在韩国西归浦足球训练场与球员交谈米卢询问了我的病情之后，又聊起了中国足球。他说：“你一定要着眼长远，抓好青少年和教练员的培养。中国足球不能急，急是没用的。中国足球发展到今天，你应该是一种乐观的态度。”米卢还给我讲了他这次来中国后的一些见闻。我送米卢出来时，他建议我们合一张影。这样我又多了一张和米卢的合影，只是这一次的背景是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了，大夫告诉我腹部的疼痛是胆囊炎所致，而且炎症比较严重，必须手术，也就是要切除胆囊。我说：“如果非做不可，手术能不能推迟一段时间？因最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开。”

　　大夫说：“开什么会，先开刀吧！目前你的这种状况不能拖，必须尽快做。”我又问：“手术后，多长时间能出院？”大夫告诉我：短则十天，正常情况应该两个星期。我算了算，训练工作会议我是参加不上了。

　　第二天，一民来看我时，我对一民说：看来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要由你来做了，这个报告我还没有写完。这时，我让夫人把我写了一半的有关训练工作会议的讲话稿交给了一民。我说：会议的主要思想，班子已经讨论过，后面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来明确。一民说：你放心养病吧，我来完成后面的工作。一民的爽快让我感到欣慰，在困难的时候，关键的时候，大家总是这样互相支持着。

　　12月9日上午，我被推进了同仁医院十五楼的普外手术室，手术室里非常安静，里面的七八位医生和护士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一位带着大口罩的麻醉师走过来问：“你打过针吗？”这声音很轻很柔，但非常清楚，我点点头。后来不知不觉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是中午十二点钟，并且我已经躺回到病床上了。大夫告诉我：手术很顺利，十点钟手术就做完了。到了下午，疼痛开始发作。我一直没有做声，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咬紧牙关、忍住阵痛”。

　　12月14日，也就是手术后的第五天，我提出要出院。大夫不同意。我说：现在主要是恢复，家里会比医院更舒服一些。实际上，我是想参加12月16号在香河召开的全国训练工作会议。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南勇，南勇也坚决反对。他说：“现在天气这么冷，一旦你感冒了，麻烦可就大了。”我说：“目前足球工作是一个非常时期。在困难时期更应该显示中国足协的团结与坚强。我在会上一句话不说，但是我要去参加这次会议。”在我的坚持下，15日晚上，我出院了。

　　出院后，我让司机王幸直接把我送到了香河基地。第二天会议开始，我坐在了主席台上。会议室很大，温度不是很高，这时，我确实感觉到身上有些发冷，总想咳嗽，于是我轻轻地做着深呼吸，使劲闭着嘴。上午的会议终于结束了，下午，我没有参加分组的讨论会，躺在床上休息，晚上我便被送回了北京。

　　躺在家中的床上，用手捂着仍然隐隐作痛的腹部时，我才恍然想起：我的胆，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