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运动在我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但是被寄予厚望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在进行了十几年后，耗费无数，却让国人失望至极。一方面运动成绩与市场运作双双陷入低谷，另一方面“假、黑、黄、赌、毒”等丑闻缠身。日前，新华社陆续发出《“国企足球”调查》一组稿件。本报节选刊登其中两篇，希望借此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思中国足球，促使中国足球早日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以往恶果

　　国企烧钱哄抬了物价

　　自1994年中国足球实行职业化改革以来，国有资本尤其是国有企业在投资职业足球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职业足球因耗资巨大、产出有限而被称为“烧钱机器”，国有资本背景的俱乐部在其中的作用备受关注，被冠之以“国企足球”。近年来，“国企足球”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为了获得好成绩，一些国有资本在投资足球时往往相互攀比、不计成本、挥金如土，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客观上抬高了整个中国足球的运作成本，这种“烧钱”行为导致中国足球的发展环境越来越恶劣。

　　“国企投资足球方面占据绝对优势”

　　从1994年推出的甲A到现在的中超，国有资本背景的俱乐部一直占据着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主导地位。山东省体育科研中心研究人员王立红说，甲A联赛开展之初，参赛的俱乐部基本是从各省市的专业足球队转变而来的，其组成方式和资金来源五花八门，大多是找一家企业冠名，然后由球队原属的省市体委系统派员负责俱乐部的运作，并选择教练班子担负球队训练、比赛任务的实施。而冠名俱乐部的企业，基本上是国有公司。这是“国企介入中国足球”的起始和特殊的背景。

　　此后，随着足球市场开拓和国际化程度提高的需要，中国职业足球的体制不断发生变化，企业与足球的关系，也从企业“冠名”球队，逐渐过渡到企业直接介入俱乐部和球队的管理，成为俱乐部、球队的投资人和经营者，使得俱乐部和球队的经营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不过，国有企业在投资中国足球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却并没有同时发生变迁。这一是因为大部分俱乐部和球队属于国有企业所有；二是因为几乎所有实力雄厚、成绩突出的大俱乐部，背后均有大型国企支撑。”王立红说。

　　搞足球到底投入多大？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常金月研究过“国企足球”现象，他认为，在职业足球中投入的国有资本达到上百亿元。

　　“中国足球选手迎来了暴富时代”

　　“斗富”、“比阔”，对“国企足球”来说，屡见不鲜。

　　曾经担任上海

　　1997年，前卫寰岛开创国企“烧钱足球”之始，为了立竿见影追求好成绩，前卫寰岛队以明显偏离正常性价比的价格吸引国脚转会，斥巨资引进了国内著名球员高峰、姜峰、韩金铭、姜滨，并聘请前中国国家队主教练、德国人施拉普纳担任该队主教练。随后的1998年赛季，前卫寰岛队又以235万元的创纪录价格买下了彭伟国、以200万元买下符宾。

　　王俊生说，前卫寰岛队这种偏离足球规律的“烧钱足球”，为日后困扰中国足球的球员高薪、俱乐部高成本运作导致严重亏损埋下了伏笔。从1999年到2003年，中国足球选手迎来了暴富时代，到1999年赛季，个别球员的收入已经超过了300万元，这只是年薪和奖金两项的收入，还不算球员转会的所谓“签字费”。2002年，上海中远队分别以950万元和900万元的天价转会费从上海申花队“挖”到了祁宏和申思，这两人的年薪都超过了350万元；2003年，上海申花以1000万元从辽宁队引进了张玉宁，后者3年合同收入第一年就达到300万元。

　　“从每年100万到几千万增长”

　　记者采访的多家俱乐部均表示，中国职业足球的成本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快速提高，职业化之初几百万元就能养活的球队，已经发展到没有几千万元根本无法维持正常运转的地步。记者也了解到，像山东鲁能

　　足球越来越成为“豪门盛宴”，非豪富莫入了。

　　曾任四川全兴俱乐部总经理的许勇说，四川全兴集团从1994年开始和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共同组建俱乐部，每年赞助四川足球队100万元，签了8年合同。从1998年开始，全兴集团全面介入俱乐部的经营和管理，这时开销越来越大，每年投入从一个100万变成十几个、几十个100万。这家酒厂终于不堪重负，已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搞足球，否则将严重影响主业。2001年，这家俱乐部因为不堪巨额投入而转手，“从每年100万投入到几千万投入，企业玩不下去了”。

　　许勇表示，俱乐部的高额运营成本有很大一部分花在球员引进与工资上，俱乐部之间互相抬价，恶性竞争。许勇说：“比如买外援，这一家谈好了是25万（美元），却被另一家弄成30万（美元），前一家一生气，就弄成35万（美元）了，搞成拍卖了。价格体系非常乱，大家相互间抬杠，花了很多冤枉钱。”

　　■未来前景

　　国企退出中国足球会不会垮掉？

　　假如国企退出足球界，中国职业足球将是什么模样？

　　有人认为，中国足球将从此走上挤干“虚高”价格的健康发展之路；有人则认为，这将导致中国职业足球垮掉。

　　国企阻碍民企投资足球

　　不止一个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表示这样的担心：中国职业足球靠着国企的扶持才成长起来，如果这些国有垄断资产相继退出，中国职业足球可能随之垮掉。中国足球职业化历史不长，已取得一些成效，如果国企退出，又找不到有足够实力的私企接手，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可能消失，老百姓不会答应。

　　曾任四川全兴俱乐部总经理的许勇说，没有国企参与足球也不行，“没钱玩不了足球，中国民营企业真正有实力来支撑一个足球俱乐部的不多，足球需要持续投入，如果没有一家巨无霸的企业，是很困难的。”

　　支持国企退出足球的人士则表示，从宏观上看，正由于国有企业不计回报的投入，才提高了整个中国足球的成本，让一些民营企业“敬而远之”。如果这些国有垄断资本能够陆续退出，那么，整个中国足球的环境将会得到很大改良。民营企业所需要的，正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

　　一直呼吁“国企退出足球”的全国人大代表常金月认为，成功的民营企业都愿意赞助体育，因为这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东西，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品牌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但国有资本特别是垄断国有企业抬高了体育产业的门槛，把别的企业都给憋死了，这不是好事。

　　曾任上海申花俱乐部市场总监、现任迷球网总经理的王俊生也认为，国企主导职业联赛，对民营企业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竞争。

　　由民营企业投资的陕西国力俱乐部当年虽然曾经创下西安“金牌球市”，但随着足球运行成本被哄抬得越来越高，国力俱乐部最终难以为继，从中国足坛消失。曾任国力俱乐部总经理的叶保增告诉记者：“与民企相比，参与职业足球的大型国企的经济实力处于绝对占优的地位。介入了职业俱乐部运作的民企，也很难真正与国企进行平等的竞争。”

　　民营企业家“花钱心疼”

　　足球职业化之初，范志毅还骑着自行车往返家里与训练基地，而拥有一辆助动车的成耀东，每次进出基地，都要惹来齐刷刷的羡慕眼神。十几年过去了，中国足球选手远远超过寻常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一个个暴富起来。

　　王俊生说，中国足球的“物价”被“哄抬”起来后，俱乐部之间进行恶性竞争，其直接得益者就是球员。球员迅速成为了暴富阶层，这种脱离市场规律的现实除增加俱乐部的成本外，更负面的东西就是足球的社会影响渐渐走向消极。而本身就没受到多少教育的球员，骤然迈入暴富阶层，开始渐染恶习，主动或被动地疏远了与球迷间的距离，使中国足球选手的形象大打折扣。

　　他说：“足球的核心是人，这些国企俱乐部在球员身上大把花钱，球员拜金主义盛行，这些年一直喊减薪，但已经骑虎难下了。如果是民营企业，肯定是一开始就很慎重，量力而行。毕竟，花自己的钱心疼。”

　　山东体育科研中心研究人员王立红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不到一万元人民币，而一个球员的年薪可以达到上百万元，购买一个球员也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这就是各家俱乐部竞相炒作的结果。据统计，甲A球员的年薪是中国人均年收入的130倍，而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世界顶级足球联赛，球员收入与普通人群的收入差距最多也不过30倍。

　　王立红说：“国企的介入让一些投资人花着国家的钱不心疼，拿着国家的钱哄抬物价。如果由民营企业老板来经营球队，那么，他们在花自己的钱之前一定会三思而后行，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恶意炒作。”

　　国企退出需要一个过程

　　自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经营过足球俱乐部的企业或单位约有40家，如果再算上那些冠名球队的企业，那么，与甲A、中超职业联赛有关系的企业超过了100家。近年来，不断有国企退出足球，例如红金龙集团、红塔集团、华晨集团、

　　常金月说，足球职业化之初，国有资产确实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因为那时候的足球还带有公益性质，但随着职业化的发展，“国企足球”的大规模爆发也成为一种表现在足球领域的腐败现象，所以现在应该开始进入国有资产退出中国足球的阶段了。他建议国有资产尽快从中国足球中剥离，但他同时承认这不是一件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事情。他表示，国有资产退出中国足球要分阶段施行。

　　王立红表示，国有资本会何时和怎样退出中国足球呢？按事物的发展规律看，无非两种方式：一、像云南红塔和青岛颐中那样直接退出，由民企接手；二、像山东鲁能泰山俱乐部正在做的那样，即逐渐减少山东电力输血式的投入，向俱乐部自负盈亏的方向转化，在不远的将来，使俱乐部成为真正独立经营的股份制企业。

　　她说：“代表着中国足球未来的，应该是后一种方式。总之，国有企业退出中国足坛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三年，也可能是五年，但最终退出从而完全与国际足坛接轨，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