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19日之夜，中国国家足球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受挫于香港队之后，中国足球从此跌入低谷，而恰恰在这样的困境中，生产国产第一块手表的天津手表厂却作出赞助天津队的义举———天津男子足球队冠名为天津海鸥队的重大决策。天津队的老领队、当时在市体委足球办公室工作的李汝衡是穿针引线的“红娘”，他一趟又一趟到天津手表厂进行洽谈，最后天津手表厂党委书记王志敏、厂长马映图果断拍板，这件轰动全国足坛的大事才决定下来。市体委和天津手表厂双方在1985年6月1日那天签订协议：天津手表厂每年赞助天津队2
0万元作为球队经费，天津男足被冠名为天津海鸥队。
20万元现在看起来对一支职业足球队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但是在二十年前，这20万元绝对称得上是一笔巨资，要知道当时天津海鸥队主教练严德俊每月工资才不过100多元，像左树声、吕洪祥、陈金刚三位国脚每人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赞助天津队后，海鸥手表厂的领导看到队员们仍然穿着样式陈旧的梅花牌运动衣，于是专门拨出外汇在香港为全队购买了“阿迪达斯”训练、比赛服装，在这一年的全国甲级联赛中，当天津队穿着“阿迪达斯”队服出现在赛区时立即会引起其他球队队员们的羡慕，当时的沈阳部队队队员关正斌逢人便说：“海鸥队真牛，都穿上‘阿迪’了。”
天津海鸥队打的第一场比赛还是一场国际比赛，时间是1985年6月4日在民园体育场迎战荷兰职业联赛第7名的芬达姆队。这张照片就是在这场比赛的前一天，天津海鸥队全体教练员、运动员在天津手表厂院内同赞助商们的集体合影，主教练严德俊，左树声、陈金刚、王广泰、段举、吕洪祥、施连志等海鸥队队员均在列。
这场国际邀请赛最终以天津海鸥队4：0大胜对手而结束，这样的大比分取胜让天津手表厂员工非常高兴，感到很提气。前不久，已经退休的马映图厂长还说：“当时天津手表厂拿出20万元赞助足球队的确不是个小数目，但是天津队冠名为海鸥队之后也为天津手表厂的产品进行了宣传，起到了很好的广告效益，当时的报道总用‘海鸥获胜’、‘海鸥力克上海’这样醒目的标题，那是花多少广告费也换不回来的广告效应。”
这20万元的赞助费海鸥队主要花在伙食补贴和营养品上，那时候的全国甲级足球联赛还是实行赛会制，1986年的全国足球联赛是在安徽蚌埠进行的，各支参赛球队都住在一起，每天晚上最让其他球队口水长流的是闻到天津海鸥队煲的甲鱼西洋参汤的香味，转天在赛场上再看到海鸥队队员们在球场上充沛的体力和顽强的斗志，不少球队的眼中都充满着羡慕：“看看人家海鸥队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咱们谁能跑得过天津队啊！”
1988年4月，中国足协为了进一步推行中国足球的改革，在昆明海埂召开座谈会，探讨国内专业足球队如何改制为俱乐部。中国足协特别邀请了天津、辽宁、广州、北京、上海、解放军等省市体委、解放军体工大队领导共同座谈，探讨国内专业足球队实行俱乐部化改革。当时的体委副主任刘建生和天津手表厂办公室李主任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作为《球迷》报的记者，我是全国唯一一名到会参加座谈的记者。天津手表厂办公室李主任带来成立海鸥足球俱乐部的设想和初步方案，会上，刘建生的发言也是针对建立海鸥足球俱乐部的架构和方向向中国足协领导们做了详细解释、说明，当时的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泗十分重视来自天津的两位代表的发言，并认真记录有关海鸥足球俱乐部构架的每个细节。记得当时我和解放军体工大队大队长吴皖湘同住一个房间，他听过有关天津建立足球俱乐部的构想的当晚，在房间里很感慨地对我说：“你们天津的海鸥队要做中国足坛第一个吃螃蟹的。”
不曾想到的是，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足球深化改革方案拿回天津后却受到有关领导的冷遇，直至方案最终夭折。随后天津手表厂退出了与市体委的合作，天津海鸥队成为一段历史。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方案极具超前意识，六年之后，中国足球才开始实行职业化、实行俱乐部管理体制，但是在1988年，天津手表厂的设想不仅大胆而且超前。回想起这段历史，马映图厂长说：“按照当时的设想，一旦海鸥足球俱乐部真的组建成功，天津手表厂每年要拿出50万元的赞助费，这可是过去每年手表厂要掏的赞助费的2倍半啊！这么多资金注入天津足球队无疑是为球队打下一剂强心针，天津队的水平还要提升不少，但是尽管手表厂内部已经下了决心，一旦体委同意之后我们肯定会掏这50万元，然而这事儿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这样的事情是永远也办不成的。”
(张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