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两球员在香港遭终身禁赛 中国足协反差引思考

　　新浪体育讯　5月30日，香港足总纪律小组对联赛、杯赛中出现的几起违纪行为进行集中处罚，其中对来自广州日之泉二队的两名球员李睿、陆晓东的处罚最重----终身禁赛。香港足总是基于二人在5月5日香港足总杯的比赛中出现追打裁判的行为而做出这一处罚的。面对这一处罚，已经在本赛季中甲联赛报名的李睿坦言没有想到处罚会如此之重：“我以为最多也就是罚我停赛五六场，但现在却是终身停赛。”事实上，在今年足协杯第一轮武汉黄鹤楼队与上海九城队的比赛结束后发生的追打裁判杨志强的事件，中国足协做出的最高处罚也就 是停赛8轮，与终身禁赛差距甚远。不过，针对香港足总的处罚，广州日之泉俱乐部不仅没有提出上诉，反而对这两名年轻队员做出了追加处罚：20岁的李睿被开除出队，18岁的陆晓东虽然获准留队，却也必须停赛一年兼一年不发工资。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日之泉俱乐部做出这样的反应？广州日之泉俱乐部副总经理刘孝五在接受记者采访但不仅做出了正面的回应，而且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三人行必有我师，透过这次终身禁赛的处罚，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出，中国足协在很多方面其实值得学习香港足总。”

　　问：最近几天舆论对于广州日之泉二队两名小队员在香港被终身禁赛的处罚议论比较大，对此你怎么看？

　　刘孝五：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甚至尝试着在网上输入两个人的名字进行搜索，发现相关网页已经超过两万个，看来这真是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注意到，相关报道关注的焦点几乎都是只有一个，就是“终身禁赛”。一些对中国足球意见极大的媒体甚至用上了“国内丢尽了人，现在又到境外丢人”这样的词语。老实讲，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用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来对待香港足总的这次处罚，所以，这个时候，我并不想特别说这次处罚如何如何，而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来说一说我所了解的香港足球，并希望让那些真正关心中国足球的人们能够从中得出一些有益启发。

　　问：那么你就首先给我们简单说一说香港足总吧？

　　刘孝五：香港足总的全称为“香港足球总会有限公司”，它成立于1914年，已经拥有90多年历史。从它的名字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出，它是一家公司。当然，这个公司是有别于其它公司的，作为国际足联认可的香港地区唯一代表，它在国际足联甚至拥有着和中国足协平等的地位，它在香港也同样是拥有着垄断地位的，所有的足球赛事都必须报足总批准，就连政府想搞足球赛事也必须由足总操办。2003年非典过后，特区政府邀请皇马前往香港比赛，最大的赞助商是政府，但具体的操办还必须由足总负责。香港足总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官员们是不可能吃皇粮的，公司赚多少钱、用在哪里、工资多少，每年都要向董事们公布，透明度极高，所以，足总的十几位工作人员可以说几乎每天象蜜蜂一样辛勤工作，其敬业精神令人称赞。

　　既然是一方足球的“总管”，组织联赛当然是香港足总的“份内事”，除了我们所知道的甲组联赛，香港也同样有乙组联赛和丙组联赛。在香港这座总共只有600烁居民的地区能够组织起如此多层次的联赛，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香港的甲组联赛开始于1945年，至今从未间断过，在60年代到80年代甚至几乎成为亚洲第一联赛。现在的南华队有95年历史，福建队有80年历史，杰志队有75年历史，就连愉园、流浪、公民也都有四、五十年历史，历史之长也就证明其生命力长！攸久的历史也证明香港甲组联赛，绝对是有可取之处和可以借鉴学习的联赛！每个赛季除联赛外还有联赛杯、银牌杯、足总杯赛，每支球队一个赛季至少要打24场以上的比赛。

　　问：但是香港足球的现状确实让人难以恭维。你又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呢？

　　刘孝五：这确实是一个现实，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日本、韩国以及中国联赛崛起，香港联赛开始衰落，最“凄惨”的2001-2002赛季甚至仅剩下了四支职业队。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香港足总为了振兴香港足球，特邀请广东、上海各一支球队赴港参加香港联赛，由于手续复杂，最终只有肇庆的名峰足球俱乐部以香雪制药队名义首次参加香港联赛，虽然这支内地球队的水平并不高，但第一次赴港参赛的确引起轰动。2002-2003赛季广州二队以香雪制药队名义第二次参加香港联赛，这一次将省港之间足球进一步扩大化，分为主客场，广州的香雪制药队把香港甲组联赛的主场分别设在黄埔、花都、番禺、中山、江门、大亚湾、高明、增城，不仅使香港各支甲级队历史性的有了主客场感觉，更重要的是锻炼了队伍，培养了温小明、冯俊彦、卢琳、黎志星、杨熙昌、贺毅辉、唐德超、梁仕铭等一批广州年轻职业球员。

　　香港足球的这种现状应该说与香港经济的地域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老板投入足球的热情降低，球队的数量自然就会不断减少，职业球员生存的空间也随之缩水，而职业球员收入的下降又直接影响到青少年投身足球的兴趣。在香港这样一个市场经济观念意识极其发达和强烈的地区，足总官员和裁判都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潜移默化间，大家都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投资人是最大的！基于这样一种思维，因此在方方面面不涉及重大原则和法律的情况下，“让着点”投资比较大的球会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结果！

　　问：你的意思是说，在香港也存在着“官哨”或者“黑哨”的问题？而造成日之泉队两名年轻队员被罚的那场比赛，对手恰好就是愉园队。这是不是说，在那天的比赛中，裁判确实存在问题？

　　刘孝五：担任那天比赛的裁判确实有些过，但是，这并不构成球员可以上去追闹的理由。至于香港联赛的裁判问题，也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香港本来就小，足球圈更是小到惊人，教练、球员、裁判可以说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裁判如果吹错了，难免会受到当面或者背后的指责，如果这种错出现在愉园、流浪这样的大球会身上，指责更是少不了。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裁判在面对本地球队与内地球队的比赛时，几乎本能地都会偏本地球队一些，原因很简单：吹错了内地球队，反正你们一打完比赛就返回内地，错了无没有大的所谓！更何况，由于香港足球水平不高，比赛激烈程度不够，裁判水平也不可能“水涨船高”，因此像广州队的打法在国内被人称为“软脚蟹”，到了香港反而被视为了“作风硬朗”！再台上广州队中的一些小球员不会讲粤语，比赛中动作稍稍大了点，对方到裁判那里大声一投言语沟通有问题，当然免了不多吃亏。另外香港各队外援都很多，这些“鬼”大多属于街头球霸，小动作尤其多，鬼的很！他们先动手搞小动作裁判看不见，等你回手报复则刚好中计，裁判罚你没商量！因为这种种原因，近月年来因为香港裁判“偏心”而引发的省港球队之间的磨擦并不算少2003-2004赛季东莞南城队和流浪队之间发生球场打架事件，结果南城队被罚的几乎难以继续组队参加接下来的比赛！

　　问：但是，印象中广州队在香港联赛中曾经获得“体育道德风范奖”，为什么一下子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违纪行为呢？

　　刘孝五：我们确实得过这个奖，还领到了3.7万港币的奖励。但我们队的这种变化也是有原因的，以前我们对二队参加香港联赛没有名次的要求，所以每当场上出现“偏哨”之类的问题时，大家也就不去计较了。这个赛季不同，现在日之泉在香港有公司和产品市场，对名次和成绩有了一定的要求，因此教练与队员的心态难免会有所变化。不过，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不会怨天尤人。就当是我们交的又一笔学费和受到的又一个教训好了。

　　问：你刚才说了不少香港足球存在的问题，这与你所持的“中国足协在很多方面应该学习香港足总”的观点似乎并不一致，这又是为什么呢？

　　刘孝五：这并不矛盾。尽管香港足球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但是，它也很多方面确实还是值得我们来学习。比如观念。虽然香港也有“全民健身”这个口号，但是在香港足总那里，他们并未因此便将足球上升到怎样一种高度，而是始终坚持将足球当作娱乐业看待，能产生许多就业机会，能满足市民的需求，这就够了。再比如经费方面，香港足总不仅不会向各球会索要经费，反而下拨不少费用，足总经营所得的冠名收入全部按名次奖励给各球会。由于香港足球现在的娱乐成分大了一些，所以在香港打甲组联赛大可不必太认真，就把他当成锻炼队伍和商业比赛就行了，一支球队有150万就足够一个赛季“班费”；二、三十万就可以冠一个杯名，香港十大报纸都会随着足球比赛天天报道，真是既经济以实惠。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很不理解内地的一些地区，为了在香港招商，动不动就花费几十万登报纸卖广告，有这个钱何不赞助一支球队或冠个杯名？！

　　问：你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总是忘不了为足球的商业开发唱赞歌，而更多人关心的是，对日之泉二队两名队员如此之重的处罚，香港足总究竟是怎样做出来的？

　　刘孝五：香港联赛每场比赛当执裁判的背后都有两位“师爷”，也可以称为裁判导师，出了什么事情便由裁判和裁判导师书面上报“裁判及纪律专责小组”，这是一个相当于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的机构，所不同的是，这个小组并不是由足球界的人士来组成的，而是由法律界、纪律部队及政府部门人士组成的。这个“足球法庭”也是不受香港足总制约的，小组中的成员甚至根本不到现场看球，只凭录像和裁判导师书面报告就按足总条例逐一判罚。这种判罚方式不仅可以大大降低足总的工作量，减少麻烦和矛盾，而且也使得裁判的权威变得更加“至高无尚”。客观地说，虽然这样的处罚程序有时难免会出现错杀无辜的现象，“合法不合理”的例子并不少见，但它的公正性还是不可动摇的。虽然这个“法”有时无情，但你还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在法制社会里，当人们必须在“合理”和“合法”之间做出取舍时，香港足总的选择是：宁愿不要“合理”，而要“合法”！所以，香港足总对李睿、陆晓东的处罚虽然在国内很多人看来可能确实太重了一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香港足总的处罚是有其依据的。说得再现实一些，两位小球员不仅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要明白这就是两地处罚程序的不同，并在接受处罚与教训的同时告诫所有干我们这一行的：裁判的判罚你只能无条件地服从，这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问：如此强调“依法办事”的香港足总毕竟只是一个公司，那么在日常的工作之中它又如何体现出“民主”的一面，从而形成自己的凝聚力呢？

　　刘孝五：香港足总的民主体现在凡事都要开大会讨论通过。董事局是最高权力机构，董事则基本是各大球会的老板，所以每次开会都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争吵，但最终还是要少数服从多数。过去的四年间，我参加几乎所有的球会秘书大会，这相当于中国足协召开的俱乐部总经理会议，有时甚至会因为对他们的某些议题不理解而笑出声来，因为其中好多问题在大陆是根本不会有讨论余地的。也正因为如此，这时他们也会很认真地听我讲大陆足协对类似的事情如何处理，所以我觉得我在好多时候还真的起到了“劝架”的作用----让持不同意见者都能听一听我这个来自内地的俱乐部经营者的意见。

　　问：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刘孝五：就说香港足总邀请湖南湘军二队赴港参加甲组联赛这件事吧。在中央领导人都提出了泛珠三角理论的情况下，香港足总跳出“省港”两地这个圈子，邀请湖南的球队参赛，这当然是一个突破，在香港足球圈的人士看来这也肯定是一件好事情，香港足总竞赛总监林诚驹先生也专门赴北京和中国足协所有副主席交涉，并获得大家的一致同意。但就在第二天他上飞机前，突然接到电话通知：阎主席不同意，理由有三点……对此，香港足球圈很不理解：足球是必须走市场之路的，湖南组队参加香港联赛，没花国家一分钱，产生了就业，产生了税收，培养锻炼了球员，丰富了球迷生活，一举而多得，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可以说，这就是他们对中国足协了解不够才会出现的困惑。在我向他们解释了中国足协与香港足总在性质上的区别之后，他们很多人才豁然开朗。

　　问：其实关于中国足球，你可以说一直都是“广州模式”的推崇者。你究竟是如何看待目前的中国足球环境的呢？

　　刘孝五：广州足球最近这些年似乎一直都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但在我看来，这种遗忘只是“外面的人”，并不包括真正的广州球迷。说起来我甚至钦佩广州足球人和许多高素质的广州球迷，，他们并不要求广州足球一定要冲超或达到什么高度，只要你在职业联赛中保持一定水平，输了赢了我们都支持你。现在，广州每场比赛都有二万余名球迷涌进越秀山体育场，这在国内可以说同样是并不多见的了！我们俱乐部的一直观点也都是：冲上中超当然好，但花钱一定要合情合理还要合法！有人曾经批评这种现象是广州人“小富则安，目光短浅”在足球市场上的体现，我们同意前面半句话，是“小富则安”，但并非“目光短浅”！广州市政府、市体育局、市足协从来都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真要想冲超并不难，政府让五大市属国企随便一家拿出十分之一利润买入几名高水平的内援，并引进几名高价外援，不要说冲超，甚至夺中超冠军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样好玩吗？至少我们还并不认同足球是靠“市长”而非“市场”这个观

　　事实上，目前国内现在还有整整15个省没有职业足球，整整半个中国没有足球市场，这使得中国的“足球人口”还不如过去体委领导下的专业足球多，真正意义上的“足球人口”上不去想让中国足球在日新月异的国际足坛上所有进步是不可能的！凡是职业体育项目，首先要有市场，普及一定要好！而中国的“举国体制”只是对非职业项目有用，且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所以中国足球要走国际化一定要虚心学习，我们没有任何比别人强的地方，千万不要搞“中国特色”，这种口号是提都不能提，如果要提“搞中国特色的足球”绝对有掩盖自己无能之嫌！因为足球不是乒乓球！最近广州在国内首次挂牌成立了公立的政府开办的全日制足球学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提倡的东西。将全国爱好足球的青少年尽可能多地吸引到广州来报考足校，这一点广州足球又走在了中国足球的前面。

　　问：今天你的好多谈话已经超出了日之泉队两名球员被终身禁赛的本身。最后一个问题：透过这两名球员的终身禁赛，我们应该得到怎样的启发？

　　刘孝五：穗港或省港足球之间的交往，千万不要因为这两名小球员的“终身禁赛”而“因噎废食”！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媒体的炒作至少有一半是为了报纸本身的利益，甚至是“宁愿不报不能漏报的结果”！但如此报道起到的负面效应甚至很可能导致没有进入市场的中国足协重新看待两地足球的交往，起码会很慎重地看待、不再轻易批准你们之间的交往！也许阎世铎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后会说：“你们穗港之间都发生这么多事，好在我没批准湘军二队去香港！”但我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1978年底开始的首届省港杯，它可以称之为中国体育改革的里程碑，当时的非议和压力更多，我很钦佩当时的领导人会批准省港杯，因此我不希望中国体育在开始走向市场的今天，有人用行政命令将体育市场扼杀在摇篮中，走回头路。 (南方体育 许绍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