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之夜》推出特别节目《519 一个时代的缩影》

　　新浪体育讯　“1985年5月19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大规模的球迷骚乱，成千上万的球迷因为中国队1：2意外输给中国香港队而情绪失控……路透社 安东尼·巴克。”

　　这是路透社记者安东尼·巴克在5月19日那天晚上从北京发向全世界的电讯稿件，一时间世界各地开始关注中国的北京，关注刚刚进行完一场世界杯预选赛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在中国队1：2输给中国香港队后，中国球迷干了些什么？北京工人体育场周围发生了什么？ 519事件成为那个晚上所有事情的浓缩。

　　弹指一挥间，20个春秋已经成为岁月。今天是2005年5月19日，距离1985年5月19日已经整整20年了。519事件在不同年龄的人群里留有不同的记忆。519对于四十岁以上的球迷来说，那是他们人生成长的洗礼。519对于的35岁左右的球迷人群来说，那是他们心中的痛伤。对于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519只是一个符号，真正的内涵是他们所不了解的。519，对于80后出生的球迷来说，519就是一个数字，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在中国队冲击2006年世界杯失利的今天，我们回首20年前的往事，让过去的岁月给我们一个时代的借鉴。

　　《足球之夜》节目组寻访了11位当事人，曾雪麟(中国队主教练)，郭家明(中国香港队主教练)，路建人(中国队守门员)，李辉(中国队前锋)，赵达裕(中国队前锋)，孙正平(中央电视台现场解说评论员)，梁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记者)，王占军(现场球迷)，马克坚(时任国家体委足球处工作人员)，年维泗(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讲述了20年前那个晚上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还原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特点。(《足球之夜》 赵雷)

　　《足球之夜》5月19日晚上19：55分----21：25分隆重推出《519，一个时代的缩影》。

　　疑问——解读5·19

　　一、是谁推荐了曾雪麟？

　　1982年1月10日，在新加坡的国家体育场，苏永舜率领的中国队和新西兰队进行了一场世界杯预选赛的补赛，结果中国队1：2告负，无缘西班牙世界杯，中国队主教练苏永舜引咎辞职，飞赴加拿大。从那一天开始，给中国队选择一位新的主教练便成为了焦点。

　　中国队主教练的选拔工作一开始就进入了难产阶段，许多教练都不愿意接手，随后张宏根暂时代理国家队主教练的职务，并带队参加了亚运会，但是成绩不如人意。在多次会议之后，足球界的人士一致推荐中国足球的宿将年维泗再度出山，认为只有他才有能力重振山河，把中国足球带出低谷。

　　时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中国足球教练委员主席的年维泗却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据说，年维泗拒绝出山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年维泗觉得自己的家庭负担太重，上有七八十的两位老人，下面还有未成年的孩子，妻子的压力太大了；二是年维泗希望国家队的主教练从年轻一代中选择，不拘一格选人才。

　　不过，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年维泗在面对我们的镜头的时候，却否认了众人让他出山的说法，他说：“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训练局的局领导之一，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底下的各种议论可能都有，我搞了多少年足球，也可能会有人提到这个，但是我没有亲耳听到。不过，我觉得还是从在职的教练当中选拔国家队主教练更好。”

　　流传下来的民间说法是，当时选择主教练有一个硬指标，就是世界杯出线，而当时亚洲足球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没有人有信心一定能带领中国队出现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赛场上。

　　在多次会议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有人提议把选拔工作的范围从国家体委训练局扩大到全国，于是曾雪麟开始被人提起，因为1982年他刚刚率领北京队夺得联赛冠军，他的“小、快、灵”执教思想在当时足坛是一大风景。

　　其实，1983年上半年的一天早上，曾雪麟就曾经向年维泗毛遂自荐过。同住在国家体委宿舍大院的曾雪麟在楼下碰到年维泗，就向他打听国家队选帅的事情，并表达了自己想当中国队主教练的意愿。年维泗当时对曾雪麟说，这需要组织上考察和批准，并答应将他的意愿反映给国家体委的领导。

　　据了解，在最后的名单中有两个人，一个是曾雪麟，另一个没有被披露出来，当事人都不愿意再提起另外的这个人，因为都过去二十多年了。

　　奉命考察曾雪麟的是马克坚。曾雪麟对马克坚说，他非常有信心带好国家队，表示世界杯一定出线，哪怕只给他一年的时间都行，如果成绩不好，就下课。而其他教练的态度就没有曾雪麟积极，都说只要国家需要，就奉命接手。

　　在多次考察之后，曾雪麟在1983年的4月13日出任中国队教练组组长(官方的报道没有使用“主教练”一词)一职，戚务生和徐根宝是教练组成员，一起组建新一届国家队。一年之后，曾雪麟率队历史性地获得了亚洲杯亚军，从而巩固了自己主教练的地位。

　　点评：不可否认的是，所有做足球教练的人都希望有机会坐到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曾雪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虽然我们现在无法考证是谁推荐了曾雪麟，另外一个考察的对象是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时选帅各方面的力量最终造就了曾雪麟的命运。

　　二、是什么制约了曾雪麟申请到香港观摩比赛未果？

　　1985年2月17日，中国队客场和香港队0：0打平，此战的结果把中国队逼到剩下的比赛不能有半点马虎，对澳门队和文莱队必须两战全胜，而且在保证净胜球的情况下，必须主场平或者拿下香港队。

　　为了更好地了解对手，据曾雪麟说，他想到香港观看香港队和澳门队的比赛，为此，他提前几个月就向中国足球的管理部门写了申请。

　　曾雪麟的申请被退了回来，主管部门给出的理由是没有什么好看的，香港队不喜欢外人观摩，而且还要动用外汇(当时出国的外汇)。曾雪麟非常苦恼，他动用了自己的关系，请自己的侄子金利来集团公司的老总曾宪梓出资，不动用外汇到香港观摩比赛，但是这次申请又被打了回来，给出的理由是办理手续时间不够了，而且还强调，主教练走了，训练怎么办？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985年5月12日晚上，中国队和澳门队的关键比赛中，香港队的主教练郭家明却出现在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而且在无法买到回程飞机票的时候，中国足球管理部门的人帮他买了回程的机票，使郭家明北京之行只用了不到24个小时。

　　时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局长的年维泗是主管足球训练工作的，二十年后他解释说，郭家明是有回乡证的，他回来非常方便，而我们办理手续是非常繁杂的，因为当时足球是体委不同部门在管理，比如，外事司管理出国手续，青少部管理青少年工作，国家队训练由训练局管理，足球联赛有足球处管理，当时的体制就是这样，所以没有时间给曾雪麟办理手续，而且年维泗还特别强调了，曾雪麟的训练计划里没有这一项，所以无法保证他的要求。他还认为刚刚和香港队打完比赛，对香港队非常熟悉，也没有必要观看香港队的比赛。

　　关于时间的问题，据曾雪麟说，他前后提出了两次，一次是想观摩省港杯，一次是观摩香港队和澳门队的比赛，提出的时间都很充分。那么，是不是当时的经费紧张制约了这次观摩？二十年前到香港，还是要动用出国外汇的，在那个时候国家训练局足球方面的经费只有三百万元，而且是一年的预算，这笔钱包括国家队、联赛和青少年足球，同时还有女足的经费。虽然二十年后，年维泗一直避而不谈钱的问题，但是在当时钱的制约力无疑是最大的。

　　点评：二十年前的体制和观念制约了足球的发展，也成为了我们足球前辈们不能更好地按照足球规律办事的理由。

　　三、是谁制造了“盲目自信”的氛围？

　　在5·19比赛之前，中国队的队员和教练，包括所有的球迷甚至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主场拿下香港队一点都没有问题，而且还要大赢，赢一个两个不算赢，这种氛围一直持续到5·19比赛结束之时，预期和结果的巨大反差也是造成那场球迷骚乱的主要原因。

　　盲目自信的起源应该是1984年1月20日，曾雪麟组建不到一年时间的国家队在印度“尼赫鲁金杯”赛上1：0战胜了阿根廷队，这支国家队开始被外界和球迷所热捧。1984年12月，中国队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杯上，历史性地获得了亚军，狂热的氛围由此得到了延续。1985年年初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抽签，中国队和香港队、澳门队、文莱队同分在了一个组，更是使这种缺乏理智的狂热和自信达到了高潮。

　　在多本关于5·19的书中，都提到了中国队队员指着滇池说，如果不出线就跳滇池的细节，虽然二十年后，中国队的队员、教练和官员都认为这里面演绎和虚构的成分较大，但是他们并不否认队内的确存在“盲目自信”的氛围。

　　5·19之前的一个星期，中国队主场6：0干净利索地拿下了澳门队，胜利的喜悦和乐观的情绪四处蔓延。1985年5月14日，《足球》报登载了《竹密难堵流水过》的专栏文章，提出了“九一开”的赛前论断，认为中国队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而且是有“文凭”的亚洲亚军，中国队不赢两个球不算赢。

　　如果说“盲目自信”从1984年年初就开始了苗头的话，那么到1985年5月19日，已经演变成为了熊熊大火。那一天走进工体的中国队实际上已经是一支心理极度失衡的球队，一支已经失败了的球队。

　　二十年后的郭家明对曾雪麟说，“我知道中国队一定会大打攻势足球，因为你们在主场，你们打平，球迷和各方面都不会同意的，你们只有赢球，而且是大比分赢才能算是完成任务，这样就给了香港队防守反击的机会。”

　　点评：躁动的足球与躁动的社会背景是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7年后，中国社会的躁热、国人心态的躁热在足球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四、曾雪麟为什么会下课？

　　5·19比赛后，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球迷骚乱，使中国队的这场失败显得更加沉重，也使败兵之将曾雪麟处在了风头浪尖之上。5·19那天晚上，回到龙潭湖路国家队驻地的曾雪麟一夜没有合眼，他想到了未来，他的这支国家队是否还能保留下来，因为他不甘心，他要报仇，要重新证明自己。

　　曾雪麟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当中国队离开了工体的时候，愤怒的球迷开始在工体周围发泄自己的不满，拦截大使馆的车辆或者外国人的车辆，同时毁坏公共设施，和警察发生了身体接触，在第一时间，外电开始集中火力报道中国的球迷骚乱，并且把骚乱上升到了“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等高度。

　　第二天，当曾雪麟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他明白了自己想继续干下去已经不可能了，5·19事件已经不是单纯的体育事件了，而成为了社会事件。忐忑不安的曾雪麟突然得到了一个良好的暗示。那是在5·19比赛之后的第三天，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在办公室召见了曾雪麟，并没有提到解散国家队的事情，而是让曾雪麟接受教训，好好地劝诫球员，哪里跌倒了哪里再爬起来。

　　离开李梦华办公室的曾雪麟，就像突然从寒冬的冰窖里回到了阳春三月的暖风中，回到驻地的他开始给队员做思想工作，告诉队员要顶住，不要气馁。对于曾雪麟的去留，在当时国家体委内部也产生了两方面不同的意见：一方面的意见是曾雪麟必须下课，必须为失败负责，再说今后几年也没有什么大赛了；另一方面的意见是曾雪麟率领的国家队取得过亚洲杯亚军，是有一定实力和水平的，但是中港之战没有发挥出来，不应该解散，应该继续保留。在这两方面力量交锋过程中，5月26日，在辽宁的沈阳再次发生了球迷骚乱，使本来已经缓和的气氛再度紧张。

　　在扛了一个星期之后，曾雪麟彻底失败了，1985年5月31日，他向国家体委递交了辞职书，辞职书中写道：“我愿意以辞职来谢罪，平民愤，给中国足球换了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同日，国家队解散，队员回到各自省队备战联赛。

　　1985年6月1日，《体育报》刊登了曾雪麟的辞职书，原来把枪口对着曾雪麟的人突然失去了目标，开始替曾雪麟鸣冤，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的足球主管部门，认为他们才是导致5·19失败的“罪魁祸首”，曾雪麟只不过是一个替罪羊。

　　点评：败军之将只有辞职才能谢罪，这是中国的传统，曾雪麟是替罪羊，也是自毁前程。在那个年代，让曾雪麟下课是为了使中国足球平稳过渡，而不是为了明天的革新。

　　他们眼中的5·19

　　5·19是什么？有人说，5·19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中国球迷的心态：有人说5·19是一段历史的缩影，可以展示出那个时代的特点；有人说，5·19只不过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一个突发事件而已，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也许再过20年，5·19将在人们的记忆里逐渐消失淡化，直至被永久地尘封起来。

　　已经在广州番禺充当“孩子王”的赵达裕说，足球是一种娱乐，一种很开心的东西，不是说有负担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足球有很重的负担，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足球的理解的问题，球迷爱我们才发泄，如果不爱了，也就不用再发泄了，足球的理解应该反思。

　　在北京已经开了自己公司的路建人说，519的失败并不是最遗憾的，最遗憾的是解散了当时的国家队，这是我们体制的问题，足球的体制应该反思。

　　已经开始做教练，现在闲赴在家的李辉说，从学习的角度来讲，真正的学习其实是失败，没有失败你根本就学不到东西，“五.一九”那确实很痛苦，但是痛苦当中你才能够真正地去反思。

　　已经76岁的曾雪麟把519看的更豁达，他说，风风雨雨做了70多年，5·19只不过是他人生中的两个大事件之一，另一个是她爱人的去世，5·19已经成为过去，没有必要回避，要谈，大谈，从中吸取教训，不要在一条路上跌倒两次。

　　活跃在亚洲足球的郭家明非常感谢足球所带给他的一切，但是并没有提到5·19，他认为5·19是一场普通的比赛，现在大家都谈5·19，这是一个好事，不是坏事。

　　这是5·19当事人20年后对5·19的理解，他们巧合地选择了一个词或者表达了一个意思，那就是“反思”，5·19应该反思，从各个方面去反思。

　　作家刘心武在他的《5·19长镜头》结尾处写到，如果我们的球迷安静地有秩序地离开足球场，那么全世界和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民族该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呢？刘心武二十年前的提问在今天有了答案。2004年11月17日，中国队再次折戢于世界杯外围赛小组赛预选赛，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的球迷非常平静的接受了这个结果，安静而有秩序地离开了足球场。

　　519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在社会学家眼里，更本不值得一提。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郑也夫说，5·19发生的原因和意义不值得一分析，球迷发泄不满不是中国仅有，也不是在社会制度下的特例，而是不同民族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通病，闹事的球迷多数都是年轻人，这是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必备阶段，哪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做过荒诞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社会学专家王春光说，每个人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有各种各样，5·19是极端的一种，是非理智型的大众盲从行为。情感的表达是一个完善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它也是一个民主化的产物，它是中国社会不断完善的民主进程中的一个事件而已。

　　519是什么？它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个浪花，在那个时代看来是一个汹涌澎湃的巨浪，在今天看来，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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