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丰文：难了青少年足球情结 坚决谢绝进职业联赛

　　足球圈的人问题不大，朱平、付玉斌这些过去的学生们都是主动打电话过来。马林、唐尧东、高升这些已经当上一线队教练的人肯定过不来了，因为18日他们还要准备比赛，但他们都说好要给老爷子发来贺电。除了弟子，一些老资格的教练高丰文干脆没通知，他叹着气说：“真是都老了，上一次见到年指导(年维泗)，老多了。现在大家的身体都不好，如果往我这折腾一趟，真是怕大家折腾不起啊！”

　　媒体圈的朋友也没有什么问题，老爷子当年待人真诚，在全国媒体圈没少交朋友。北京有一批记者要过来，辈分全是圈子里师爷级的人物。惟一让老头操心的是，原定带队的资深记者周铁侠突然心脏病发作住了院，老人一边重新安排人选，一边和我慨叹：“岁数都大了，现在身体都不好了。”

　　整个庆典都是由老头一个人操办的，前几天一个老朋友给他打电话说：“让你的班子帮你弄弄不就行了，你忙点宏观的事情。”老爷子一下就乐了：“我所有的班子就是我一个人。”他又对记者说：“这些事你让别人去做不行啊！就说请人，别人打电话和我亲自打力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真正难请的人还是省市的领导。前几天老爷子刚刚敲定下省里的领导，一位副省长会在庆典的这一天过来，但在请市里的领导时却遇到了麻烦。当年足校落在沈阳时，市里的班子非常支持，但10年过去了，沈阳市的班子早都换了几届。不巧的是，学校的庆典正赶上沈阳市在举办韩国周，市里的几大领导都在忙着从韩国招商引资。老人拿着一摞请柬不知怎么送。

　　关键时刻还是朋友帮了忙，老人在政府的一个朋友亲自指点他到教委去开了一份红头文件，然后亲自去约市长的秘书，将请柬直接递到了秘书的手里。为了忙活这个事，高丰文一天都待在了市里，午饭只急匆匆地吃了一口盒饭。回来后他心里依然没底：“现在努力都做完了，我估计一把手可能够呛有空，毕竟咱这是一个私立学校，到时候能来个主管的副市长就是功德圆满啊。”

　　同样的事如果放在当年老人还在国家队主教练位置上的时候，就要容易得多了。当年高丰文带队在广州集训备战亚洲杯时，球队只能住在东较场的看台底下，晚上连觉都睡不好。看见这不是个办法，高丰文带队搬到了二沙头附近的一个宾馆里，但这样一来连吃带住的费用就没人埋单了。高丰文直接去找了当时非常红火的万宝冰箱老总，他穿着训练服就去了万宝公司，老总一看是高丰文就告诉他一句话：“你们球队在那里尽管吃好、住好，结账的事情不用你们管，由我来就行了。”

　　经过了那一次，高丰文与万宝的老总还成为了朋友，在那段冰箱供应最紧张的时候，万宝特意给国家队赞助了两台冰箱。这两台冰箱在高丰文下课后一台留在了训练局，一台留给了徐根宝的国奥队。当时万宝还送给了高丰文一张冰箱票，这在上世纪80年代是值几百元的，高丰文一转手送给了附近一对卖咸菜的个体户夫妇。

　　就是这一次的十年庆典，最出力的也依然是当年的老朋友，广东的蓝带啤酒是老人没当国家队主教练时就认识的朋友，当年足校成立时就没少给他拿钱，这次又给老人赞助了不少实物。老人想在学校里立一个光荣榜，一个电话也是老朋友从市里给订好了拉来的。

　　10年时间，老人在周边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一个胡台镇的派出所长已经调到了新民市，还专程跑到学校来和老人落实当天的庆典开始时间。早上散步时，高丰文还特意去请了旁边商店的老板，两个人都是这个开发区最早的住户，在这里已经做了10年的邻居。

　　对于整个庆典一向节俭的老人却并不准备铺张，只在学校里举行一个两个小时的仪式，午饭就在学校里面吃，老人说：“这些人什么场面没见过啊，人家真想吃什么就不到我们这里来了，来的都是为我捧场来了。”

　　在高丰文的办公室里书架上摆着当年柯达杯八强的纪念银盘，看着银盘高丰文说：“当年就是我们队打进了八强之后，小平同志给足球题了词‘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因为之前我一直是在搞青少年足球的，当时我就有想法想继续去抓青少年的足球工作。后来在为柯达杯进行总结时，我还特意提出了，如果让我个人进行选择的话，我更愿意去执教青少年队。当时我已经是国家队的主教练了，别人还以为我是在唱高调，再后来从国家队退下来之后我就准备搞青少年，先是健力宝找我，那个事我退出之后正好赶上全国在办足校，我就决定自己搞一个足球学校。”

　　于是在过了50岁之后，高丰文成为了国产教练当中的一个另类。他是近几届国足的国产教练当中惟一一个退下来之后不搀和职业联赛的，就连曾雪鳞都在深圳队顾问过一段，但高丰文却一直在办足校。

　　机会并不是没有，1994年在高丰文正在筹备足校的时候，大连万达的老板王健林就找过他，让他到球队出任主教练。高丰文说：“当时我对王健林的好意表示感谢，但我对他说，第一是万达的主教练张宏根是我的师哥，我不能抢自己师兄的饭碗。第二我还是想搞青少年，如果万达对足校有意我是可以考虑的。”

　　从那天始，老头就开始着手自己的梦想，在办足校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有人请老人出山。辽宁队在请苏永舜之前先考虑的就是高丰文，后来的红塔和深圳都向高丰文发过聘书，但老头的回答都是“不去”。

　　当年建足校的时候，高丰文和老伴俩走了不少地方，包括北京、大连甚至南方，但最后还是选在了沈阳。有两个原因，一是这里的足球氛围好，第二是因为两人都是沈阳人，回到这就等于回了家。

　　于是老人用10年的时间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为自己营建了一个足球的桃花源。每一个刚到足校的人都会被老人领着在校园里参观，占地80亩的学校已经让老人经营得有声有色。那座四层高的小楼几乎是老人最得意的，那是他和老伴亲手建起来的。回忆起旧事时，高丰文脱口而出一句古词：“十年重寻旧事，回首山高水深。”

　　“当年建这座小楼都是我们自己买的料，一方面是手头的钱不多啊，自己买料可以省钱，另一方面自己买的料也可以放心啊。最初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啊，我老伴就一点点地学，什么三角钢、螺纹钢都是当时现学的。当时的苦是没少吃啊，但这个楼建得绝对好，可以抗得住八级的地震啊。”

　　现在的校园里不但有主楼，旁边还有一个给外队住宿的招待所。不但有三块土场，还有一块草皮场，一块风雨操场。学校已经很有规模了。站在教学楼门前的柏油路上，高丰文笑着对记者说：“你信不信，10年前这里就是一个大土坡子啊。”

　　早起散步时，走到开发区入口处，高丰文指着一处破败的平房说：“看见那里没有，10年前我们刚过来的时候就住在那里，当时张宝峰、曹明、杜震宇、王栋、陈兴这些孩子都在那一拨，训练就在那边的胡台中学练。每天训练完之后连澡都没地方洗，就拿盆打点水坐在台阶上洗洗脚。那时候真苦啊，但每天看着自己的校园在建设，心里始终有希望啊。”

　　当年第一批学员的家长印象更深，就在11日这一天，当年学生陈兴的父母和杜震宇的父母一起到学校来看高丰文，看着门口的那几棵大树，几个人感慨地说：“这还是当年学校刚建好的时候我们帮着栽的呢！”

　　10年下来，整个校园里最让老头得意的就是他栽种的各种各样的树。老人最为津津乐道的是楼前的一排水蜡子树墙，“这是那年人家送树苗的时候从车上掉下了一捆，就让我种在这儿了，你看现在的这一排树墙多漂亮，原先光秃秃的难看着呢。”老头的心也细，哪棵树掉了一个树枝都能发现，在足校里所有的小孩都知道这些树是高爷爷的命根子，没人敢折一根树枝。10年里老人的植树只有一次失败，那就是在院子里种的几棵松树和柏树都死了，那次之后高丰文又长了一次知识：“沙柳、泥杨、石头松啊！这地方的土质长不了松柏。”10年过去了，高丰文的足校在远近特别好找，你就看着一大片的绿色就肯定没错。

　　老人不仅仅是对自己学校里的树关心，每天早上外出散步时，他就开始唠叨树经。胡台开发区去年进行了一次扩道，原先道两边栽种的一些大树都被砍掉了。老人指着一个个树墩子心痛地对我说：“这些树都长老高了，一声令下就都给砍了，一开始还要砍我校园墙外的树，硬是被我老伴拦下了。”这一次砍树行为让老头真的动了气，这一次十年的庆典，他连胡台镇的普通工作人员都请了，就是没请镇长、书记，老爷子因为树记了仇。

　　为了种好树，从建校的那一天开始，高丰文就雇了一个当地的老庄稼把式，除了看门主要是负责种树。早上散步时，他突然发现隔壁的工厂里新种了不少树，马上又和看门的老头聊起了树经。聊完之后他感慨地说：“还是人家厉害，会伺候啊。”

　　在钱上，两位老人的要求并不高。沈阳市里的老人有不少在退休后都选择到乡下生活，一是物价便宜，二是环境比较好。高丰文和老伴俩在足校的生活几乎与这些老人没什么两样，两人一年四季和学生们一起吃食堂的大灶，惟一的一点特权是每顿饭都有一份东北的蘸酱菜，再有就是偶而做点粗粮吃。两个老人与学生们一起住在教学楼里，他们房间里惟一的特别之处就是带一个独立的卫生间，里面可以洗澡，这几乎是两个老人惟一与城里人接轨的地方。老头每天惟一奢侈的享受是晚上洗完澡之后待在房间里看看新闻频道，这段时间也是他一天里惟一不让人打扰的时间。

　　两个老人对于钱的态度是我这个年龄的人难以理解的，足校办了10年，两个人至今没有买一辆小轿车。已经在日本定居的大女儿曾经给了高丰文一笔钱，让他买辆小车，结果他却买了两辆中巴，理由是可以拉着学生进城里打比赛。直到现在，两人想要进城还得到附近租车，或者是搭公共汽车。

　　但在另外一个方面两个人却又显得出奇的大方，像这样规模的私立学校一般是尽量减少添置过多的固定资产的，但两个老人每年都拿出点钱来添置东西。只有一块草皮场的学校却有两架割草机，贵的那个是从美国进口的，一架就值7万多。为了平整土场，两个老人专门买了一个压路机，记者去的那两天这个压路机正在借给旁边的工厂平整土地。害怕学生喝水不卫生，两人特地给学校装了一套矿化水的装置，这一套设备就是十几万。两个人在这方面的哲学完全是老派人的想法，老太太对我说：“这种东西虽然一年用不了几回，但我总是觉得向别人借不舒服，为一点小事就求人，我张不开这个嘴，所以每年我都张罗进点有用的东西。”

　　足球职业化以来，这个圈子里对钱的观念几乎是呈几何数字增长的。老两口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听见谁谁谁挣了多少钱，心里也难免有点酸酸的，但两人会自己开导自己。老伴常对老头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知足了，儿女们现在都不用我们操心，就是我们两人的退休金也够花了，更别说办这个足校还有剩余呢。再说了，我们现在每天吃饭吃现成的，吃完之后抬腿就可以走人，碗都不用收，这样的日子就算相当可以了。”

　　在高丰文的足校里有一条近乎不近人情的规定，带队的教练们不允许接受家长的吃请，更不允许接受家长的礼物，真遇到有处得特别好的家长要请客，教练们都是集体行动。这里的工资并不比其他学校高多少，但有一点值得信赖，那就是从来不拖欠工资。遇到冬训，高丰文还提前把两个月的工资发到教练手里。

　　高丰文说起挣钱的事不想弄得那么高尚，他说：“我可没有那么崇高啊，钱谁不想挣啊，但前提是把这个事情办好啊，而且现在这个行业不景气，我不能光顾挣钱啊。”

　　但毕竟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北京的那个家最让高丰文牵挂的就是四岁的孙子。当主教练时，队员都有点怕高丰文，因为他一般都很严肃。但在小孙子的面前，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高丰文对这个隔代的亲人喜欢得有些溺爱。只要他在家里，小孙子是没人敢说的。说起自己的孙子时，老人的笑意从眼角都溢出来了：“那小子长得真漂亮，谁看谁都说长得好看。小子的身体条件也特别好啊，腿很软说劈叉就劈叉。只要我一回家，他就不找别人，有什么事肯定第一个叫我。”老伴的说法则是：“老头能陪他玩啊，我可没这个精神头，他是一回家整天就和孙子泡在一起。有一天他睡觉了，小孙子求我和他玩一会儿，我才替老头值了一会儿班。孩子和他比和我亲。”

　　大多的时候，老人的亲情只能放在学校的孩子身上。在学校里，两位老人依然是爷爷和奶奶，每个学生都叫“高爷、高奶”。小孩子没人管不行，一般恶人的角色都由老太太去。篮球运动员出身的王秀文是典型的东北老太太，敢说敢做，刀子嘴豆腐心。高丰文说：“学校里的孩子们都怕他高奶奶，没有几个怕我的。”

　　只要发现有小孩子犯错误，老太太都要处罚，处罚的主要措施就是打扫卫生。在这里老太太给孩子们定了不少规矩，不许染发、不许留长发、不许抽烟喝酒、不许去外面网吧打游戏、更不许谈恋爱，上文化课还要认真听讲，我去的时候有两个孩子就因为在文化课上打闹被罚扫院子。

　　到足校踢球的孩子家里都有几个钱，孩子手里的零花钱也都不少。为了方便孩子吃东西，老太太在学校里开了一个小卖部。但怕学生乱花钱，小卖部每天只开一个小时，中午半个小时，晚上半个小时。老太太给每个学生规定每天不能多花钱，大点的孩子不能超过5块，小点的不能超过2块。这两天因为忙着校庆的事情，老太太不是每天都在，一个小孩一天就花了6块钱，晚上老太太再看见这个小孩子时板着脸说：“我一不在你又放开了，一天花了三天的份，再这样罚你几天不让你花钱。”

　　我发现小卖部里没有卖洗头、洗澡的东西，老太太对我解释说：“以前进过，人家这些小孩嫌不好，都要买高级的。我给他们买的这些东西都是到批发市场进的，没有超过两块钱的，一般都是五毛一块的，怕他们多花钱，到这学踢球已经没少花钱了，他们这么小不能惯他们这个毛病。”

　　像所有北方的家长一样，老人最关心孩子们的吃。老太太有一批专门的供货商，知道老太太在办学校，给她的肉和菜没有敢给不好的。中午和晚饭都是四个菜，孩子们管够吃。老太太说：“这孩子都是长身体的地方，我也是从当妈的时候过来的，这个时候嘴上可不能亏了他们。你看我在别的事上对他们挺厉害，吃上从来不对他们含糊。”足校的教练们和高丰文两口子也和学生们一样吃大锅菜，大锅饭。记者特意抽空去了一趟厨房，比一般人家的家里厨房还干净。老太太对我说：“我这个人爱干净，每天都督促他们收拾好卫生，买来的肉做之前都要烫几遍，我们自己都在这个灶里吃饭，这就像家里一样啊！”

　　离开足校之后，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要想念高爷爷和高奶奶，陈涛临去德国之前在安检口上还给高丰文打电话。在饭桌上记者提起陈涛和记者说过高奶奶对他不错，老太太马上认真地问：“他真这么说了？这孩子有良心啊，那时候他回家的钱有时候都是我给的呢！”

　　两位老人的名声传出去之后，不少送到他们学校的孩子不仅仅是为了学踢球，很多是父母长年在外做生意，把孩子放在家里不放心，干脆送到两位老人这来，交给他们带着省心。有的实在不是踢球的料，高丰文最初不肯收，但经不住家长的软磨硬泡，最后只好留下。老头把丑话说在前头：“你的孩子踢球没什么发展啊！”家长的回答更干脆：“不管将来能不能踢球，在您这学不了坏。”

　　后记

　　2005年对于高丰文的另一个意义是他和老伴结婚40周年，但他说不想搞什么纪念了，对他来说，足球永远是第一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衰老已经不可避免地来到这对老夫妇的身上。足校的土地高丰文买断了50年的使用权，他笑着对我说：“我是肯定干不了这么长时间。”

　　老两口想让惟一的儿子接管学校，但有自己事业的儿子表了态：“你们现在办足校像是在搞公益事业，这样的事情你们俩办行，我可不成。”所以两位老人现在甚至不敢去设想下一个10年，毕竟时间对于这个年龄的老人来说不再是慷慨的了。两位老人惟一能决定的就是：“即使足校不办的那一天，也要等最后一批学员毕业安顿好了再说。”(赵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