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中国足球：长官意志决定一切 外行指导内行

　　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可是这个世上，并没有那么多哲人，我们大部分都是庸人。

　　所以，当100多年来那段令国人刻骨铭心的灰暗历史，在中国足球的某些领域以惊人的相似演绎着荒唐和反讽时，哲人报之以叹息，庸人报之以围观……

　　如果把中国近代史再粗读一遍，我们也许可以牵强地把一些东西联系起来对比……

　　【洋务运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死循环

　　十几年前，当徐根宝的国奥队在韩国人近乎野蛮地冲击下仅仅9分钟就溃不成军时，中国足协终于按捺不住对本土主帅的失望情绪而毅然走上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路，一时间各国外教如过江之鲫一般纷纷涌来，而他们的头衔也是形形色色：低级别联赛暴发户施拉普纳、国际足联讲师霍顿、走到哪里哪里亮的米卢、出身管理岗位的阿里·汉……加上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拉德和临时抱佛脚的基斯布伦特、定位尴尬的克劳琛等，除了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米卢实现了中国足球历史上想不成功都难的一次突破之外，其余外教一概逃脱不了高开低走的宿命与背黑锅的结局。甚至米卢本人在离开中国半年后，也在一番评定功过是非的陈词滥调中被定了个三七开，这种典型的中国式的轨道，与曾经在150年前开始轰轰烈烈，并在长达半个世纪始终成为中国政坛主旋律的洋务运动是何其的相似：从曾国藩到李鸿章，从恭亲王奕忻到晚年被迫推行新政的慈禧太后，无论前卫或保守的中国人，想到的都是变法图强的救国之道，但是，一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却让近代中国的改革都以无关痛痒的擦边球结束，政府认可国外的先进方法，却始终对海外的先进理念心存芥蒂。很显然，追求公平公正的经济原则的最终目标是把决策者的权力予以分散，并以严格的监督机制对决策予以评判和修正，这一要求自然是习惯了发号施令的统治集团所深恶痛绝的，于是满清有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强大海军，却也有一个能把海军军费当作生日贺礼笑纳的昏庸君主，这无疑是对“现代化”的莫大反讽。

　　中国足球的现代化历程同样如是，一方面在引进国外竞技体育先进技术的投资上不遗余力：从兴师动众地满欧洲考察洋帅，到每年斥资不菲的国际A级友谊赛、飞行拉练和一板一眼的YOYO体测，中国人学习西方技术的劲头永远不知疲倦，从中国足协到地方球队概莫能免，连富可敌国的皇马来到云南都惊叹于训练设施的豪华和先进，但是结果却是高投入低产出，以及其核心品牌(中超和各级国家队)竞争力的每况愈下。究其原因，无非是来自西方的先进技术在落后的机制下不伦不类地发挥着走样的作用，要么矫枉过正，要么隔靴搔痒，总而言之，任何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足球“洋真经”，到了中国总要打折扣，究其原因，无非是决策层始终希望在“引进”二字上烙上强烈的个人政绩色彩，以剽窃甚至篡改的方式完成了所谓改造，而在外来技术的推广上，要么以行政命令摊派地方，甚至不惜以重典重罚“以儆效尤”，决策层的理念依然习惯于发号施令和枪打出头鸟，而不是洗心革面从自身完成救赎，这种仅仅维护一家一姓的成败得失，而不从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着眼的纯粹政绩主义，决定了即便照搬来足球发达国家的经验技术，其得以应用的空间仅限于谈资和炫耀，与业内人士翘首期盼的初衷俨然是南辕北辙。换汤不换药的洋务运动最后被日本人脱胎换骨的明治维新赶超，而在经历了多年聘请外教不成功，走上彻底本土化的足协如果再次受挫，相信一个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死循环又将重新上演。最近的国足西行拉练虽然有点改头换面的样子，但是联想到前段时间足协给朱广沪下达的指标，以及豪赌奥运的长官意志，这支国家队的前景，不由得又在向上述的悲剧靠拢。

　　【甲午海战】

　　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内行被外行指导

　　窝里斗与任人唯亲，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常见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满清官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地方大员曾国藩湘军一出，老绿营就吵着嚷着自己吃了亏，而从湘军中分离出来的淮军和新湘军的领袖人物李鸿章与左宗棠，彼此也是勾心斗角水火不容，几位当政大员的内耗仅仅是个开始，此后地方巡抚因派系斗争而导致的任人唯亲更是严重，最典型的莫过于马尾海战前李鸿章一纸调令，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张佩纶仅以李鸿章女婿身份就堂而皇之地成为了福建水师的统帅，结果却是经营了十几年、初见规模的福建水师在张佩纶的瞎指挥下自乱阵脚，被法军瓮中捉鳖，一战全军覆灭，马尾船厂成为法国人肆意倾泻炮弹的靶子……而在战后张佩纶在李鸿章的多方护短下，仅仅被革职了事，而在越

　　南谅山，同样外行指导内行的前线主帅徐延栩也让清军一败再败，狼狈回境……如此外行指导内行在当时屡见不鲜，“选贤与能，天下为公”永远是一句口号，所谓“贤能”，无非门生故吏、师兄师弟，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要么被束之高阁，要么被打压排挤，命运之凄惨令人扼腕捶胸。

　　中国足协以多名专职副主席分管不同业务的模式无疑给现代中国办公室政治的延续创造了温室：200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之前，中国足协为小组抽签辗转斡旋不遗余力，最后打赢了中国足球外交历史上最漂亮的一战。其中张吉龙无疑是'02世界杯中国队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头号功臣，但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功高震主的张吉龙异军突起，让他反而受到排挤。中国女足遭遇历史上最惨淡战绩，各级男足国家队在2004大赛年如雪崩一般全线溃败，就连被给予厚望的国青队也在亚青赛决赛中显现了“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特点，以“陈力就列，不能者止”的观点衡量，引咎辞职是这一批彻底的外行向全国球迷谢罪的惟一方式，但在年终述职报告中，各位主席和副主席自我评价都是称职，这在当时一度引起了广泛的非议。尽管众矢之的阎世铎已经平调，但两位业绩一塌糊涂的副主席却得以留任，他们的直接上级又是另外一个外行——新上任的足协掌门人。一只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能打败一只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外行的拍脑袋甚至拍屁股决策除了让动荡中的中国足球动荡得更加不堪之外，还能带给中国足球什么？

　　【公车上书】

　　先欺骗、后打压改革派

　　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益萌动的民间资本终于不甘战争赔款的强行摊派，转而在政治舞台上寻求话语权甚至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代表民间资本的维新势力的崭露头角也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在中国足协决策日益昏聩的今天，代表民间资本的改革派俱乐部资方也已经不是职业联赛成立之初的吴下阿蒙，坐拥垄断几省的型材生意、甚至拿到了成品油生产许可的徐明以实德系在中国足球圈兴风作浪，加上完成多笔颠覆性交易的张海和官方资本的强硬代表罗宁等人去年屡屡向足协发难，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急形势是足协多年来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数不尽的投资人会议和足球产业论坛也颇有当年公车上书引发知识界浪潮的气势，只不过这种浪潮发端于投资人更大的回报诉求和多少不甚光明正大的私欲，并颇有造势之嫌；而与历史极其相似的一点是改革派俱乐部和康有为们都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和手腕；与历史不同的是改革派俱乐部最终选择了妥协，而维新君子们则选择流血……

　　中超元年的混乱无序以及球市的空前惨淡，不仅让以中超为主打品牌的足协汗颜，其惨不忍睹的回报也让在足球上烧钱的大佬们光火，而在联赛中这群出头鸟站在足协的对立面所受到的明枪暗箭，则成了赛季结束秋后算帐的导火索，习惯了以舆论力量煽风点火的投资人们营造的革命风暴让足协感到了空前的危机，不只是来自投资人的挑战，还有舆论和球迷群体的一边倒；但是足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还是让对改革雄心勃勃的投资人始料未及——足协接受了改革派的部分提议，但大多数均是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如公布2004年中超预算，明眼人都看得出只有决算才货真价实，但足协显然回避了这一敏感地带；答应投资人的诸多改革建议曾让投资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这仅仅是投资人的一厢情愿，随后足协背信弃义地全盘推翻改革派建议的举动则将一切暴露得那么醒目、甚至刺眼。自以为是的改革派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的经验在足协面前的完败之后，并没有以投资人会议中自组联赛的共识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是默认了足协的态度，资本的脆弱和懦弱在这一刻与之前的气势汹汹对比，是何等绝妙的讽刺！而之后徐明的低调、罗宁投向海外资本和共建方案，张海的锒铛入狱，则宣告一度轰轰烈烈的改革风暴偃旗息鼓……没有人流血，只有人选择逃避和妥协，留下的除了一地鸡毛和数不完的口水，还有什么？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职业联盟胎死腹中

　　竞技体育市场化最直接的要求，必然是优胜劣汰和垄断寡头，但是源于近代工业社会的无情法则面对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却是极度无奈地碰到了软钉子，尽管竞技规律是不可逆转的，但足协偏偏要出台一系列土政策，并以毫无根据可言的“中国特色”予以搪塞，其出发点相当简单甚至单纯：职业联赛不能两极分化，既不容许垄断，也不容许倒闭，俱乐部的扩张只能在足协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而足协作为联赛的组织者以及所谓所有者，对联赛的盈利享有优先分成，其他俱乐部只能在足协分肥完毕后分一杯羹；俱乐部必须严格遵循足协一系列合理或者不合理的规定，越雷池一步者杀无赦斩立决，足协漠视职业联赛给俱乐部带来的真金白银，只对各俱乐部是否遵循足协的一干章程感兴趣，这种严重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扩大了足协在职业联赛中的定位和权限，也引发了俱乐部的强烈抵触情绪，说白了，中国的职业联赛，是足协一手把持，自己制造规则并参与游戏，随时可以根据足协意志篡改章程的“官办联赛”。

　　真正的职业联盟决不是足协掌握生杀大权的官方色彩浓厚的联盟，而是愿意投资足球产业，并对联赛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企业的自主决策和组织的联盟，而足协仅仅是一个服务者或者监督者，将联赛各队的人员构成、经营状况、保障体制以双方都能认可的制度法律化，以法律的强制力制裁俱乐部的违规行为，但是在法制极度不完备的足球领域，足协恰恰是利用这一漏洞实现了乾纲独断，进而成为职业联盟成立的最大阻力。对于联赛中的派系横行，足协一句“拿证据来”的不管不问态度也有纵容之嫌，失去起码约束的俱乐部之间默契球和假球肆无忌惮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是足协的逼良为娼。而足协在处理与联赛有关的问题时仅仅按照联赛章程，并明显有打压异己的偏袒态度也违背了职业联盟一视同仁的基本标准。而某些时候足协本身就言行不一：制定了俱乐部的诸多审核标准，但是真正审核时网眼却变得非常的宽容，财务问题严重的辽足都能堂而皇之地通过注册；处罚罢赛雷厉风行不假，但是针对的似乎只是实德国安几个刺头……当然司法介入未尝不是一个解决目前联赛诸多隐患的合理手段，但是足协不到火烧眉毛的地步决不肯壮士断腕，只不过最后司法介入的第一刀，砍到的不是俱乐部，而是足协本身，龚建平的黑哨事件最终让足协颜面扫地，证明的还是那句老生常谈：不想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只能被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而足协在联赛收益分成上的优先权也造成了俱乐部的不平则鸣和投资人回报的越发低下，隶属于足协的福特宝公司开发市场效果差得离谱，分钱却是从不含糊，职业联赛发端时各俱乐部赖以生存的重要来源如今变成可有可无的鸡肋，这笔不平等的经济帐面前，除了揭竿而起，俱乐部的常规手段早就在足协无穷无尽的太极推手那里败下阵来。只是徐明和张海等人叫嚣的职业联盟，一则为足协所不容，二则本身在中国足球市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实中，都是一场纯粹的风花雪月——看似美好，实则缥缈……

　　【精英战略】

　　人被时误，时被人误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尽管这一时代堪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荒唐的年代，但这一时代涌现的精英人物却也堪称历代之最，洋务派的奕忻、曾国藩、左宗棠等在个人操守与政治抱负上比起前清的和王申、福康安上了一个档次，而公车上书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学贯中西，也早摆脱了近代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腐儒形象，就连造反的洪秀全也不是大字不识一斗的躬耕者，而这些精英无一例外都希望自己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即培养越来越多类似自己的精英骨干，从最早一批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北洋水师的提督管带，到未及成年就被送到美国的幼童，甚至国内一系列近代高等教育学府的莘莘学子都算得上，但是，颇为值得玩味的是，这批新生的精英成才率之低令人汗颜，不少人要么是在当地被世俗文化同化，乐不思蜀留居异国，要么是回国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甚至不如土生土长的民间庶子，极少部分成才者不但未能挽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于即倒，反而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充当了帝国的掘墓人，印证了一个王朝的覆灭。

　　中国足球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惨痛教训后，终于开始以精英战略为之后的国际大赛厉兵秣马，远赴巴西的健力宝青年队应运而生，而甲A俱乐部如申花、红塔等也有派驻世界各地的青少年队，一时间被寄予了中国足球未来希望的健力宝被吹到了天上，支援国家队也为健力宝披上了神奇到虚幻的外衣，可1997年马来西亚世青赛兵败的教训以及不少健力宝青年队球员年纪轻轻就被职业联赛无情淘汰的残酷现实再次证明精英战略是空中楼阁的本质。伴随着国家队精英体制的大行其道是足球管理机关人员的高素质化，阎世铎曾经自豪地宣称：足协工作人员50%以上具备硕士学历！可是当“阎世铎内阁”将中国足球败家到仅剩一条内裤的程度时，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怀念王俊生任职时高效、廉洁、求实的作风。对阎世铎“精英战略”的最大嘲讽不是四大皆空的成年队战绩，而是阎世铎本人是文革年代少有的工农兵大学生，而王俊生当年只不过是天津纺织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精英战略误人误己的根源在于其根本不依赖整个民族足球水平的提高和竞技观念的普及，不依赖从儿童到成年的各级国家队的正常交替与培养精英的后备力量的壮大，不遵循通常的竞技规律和自然法则，仅仅依靠优越的外部条件培养少数骨干，对于这项运动的其余参与人群是极其不公平的，说到底是“政绩优先”思想的极端反映，但是，在新一届中国足协内阁中，我们看到的是精英政策的延续、扩大乃至泛滥；结合老中青三代球员的大国家队概念被抛弃，一切以2008奥运会为出发点，乳臭未干的国青队取代国家队出战各级国际赛事，不但让1977-83年龄段的优秀球员报国无门，其本身的风险性之大也是不言而喻，路易十四那句狂言犹在耳边：“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容许笔者最恶意的揣度：不少身前身后被球迷唾弃不齿的尸位素餐者，上任时的心态，大抵如是……

　　【结语】

　　黑格尔曾经无情地嘲讽：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的惟一东西，就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学到。而中国足球近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掉进同一条河流里淹死，再一次证明德国人的悲观并非徒发感慨，喧嚣过后的冷清乃至死寂，除了让看客的叹息声和咒骂声更加清晰外，百无一用。

　　(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