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多次批示假黑却愈演愈烈 如何整顿足球环境？

　　"国四条"出台 社会形势

　　实际上，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首次发出的“国四条”已经酝酿多时，这是中央高层针对足球联赛不断出现的各类问题采取的迄今为止最高级别、最权威、最明确的要求。几年来，高层领导一直要求解决足球圈的问题，并为此多次做出明确的批示，但是，职业联赛的问题已经明显不单单局限于体育领域，已经成为了社会热点问题。去年，以多家俱乐部名义 要求的改革，使足球形象及秩序更加复杂化。为此，国务院非常重视，要求公安机关强力介入，但是由于赛区分散、情况差异、牵扯部门较多等原因，虽然体育总局与公安部多次进行沟通，但效果不突出，一些足球问题仍然凸显。公安部、体育总局及足协均认为，需要从更高的层次对各地方提出更具体的要求，举全局之力，发动地方力量全力搞好赛场环境。

　　实事求是地说，在打假扫黑禁赌方面，两名离任的足协领导起了重要作用。一是袁伟民，作为足协主席，他一直非常明确，司法介入是应当的，同时曾要求总局及足协要主动与有关方面联系，切实拿出办法来解决问题；第二就是阎世铎，在遭受各方面的批评的情况下，他多次与公安部门接触，为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作了重要的铺垫。

　　国务院此次发出的通知，要求非常明确。去年底，总局、公安部即着手工作，今年初，在国务院的要求下，总局有关部门即开始慎重地起草有关意见，并为此咨询了法律专家、公安机关以及社会问题专家的意见，但由于过程比较复杂，因此未能赶在联赛开赛前出台，现在最终确定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下发。有关人员表示：中央之所以特别关注足球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为2008北京奥运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央以及奥组委虽然对北京奥运会的场馆建设标准、建设进度以及宣传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但对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一直没有放松，尤其是对联赛所出现的久拖未决的问题，一直支持体育总局和公安部门的协同合作。

　　2004年岁末的流产“革命”以来，对中国足球改革进行探讨的文章可谓多如牛毛，如今回顾，可以发现问题的切入不外乎围绕如下几个关键词：法制、市场、管理、资本……而问题之解决，也不外乎如下几个关键词：权利、制度、改革……可是，耐人寻味的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12年来首次下发要求整肃“足球大环境”的意见，在此背景下，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上任后参加第一次球迷、媒体座谈会，我们听到的却是另一套关键词：违纪、影响、诚信……

　　不难看出，前者的问题意识，乃是利益多元的存在，利益分化导致冲突之不可避免，顺理成章的，就是通过权利边界的确立，通过制度化建设来解决利益冲突和分歧；而后者的问题意识，乃是利益的驱动导致了部分人的行为失范，要采用纪律、自律和法律的方式对其加以矫治，这就是整顿所谓的“足球大环境”。可见，上述两种认识所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根源。只是，在前者看来，职业足球所带来的利益和利益分化，只有通过制度化的约束，才是长远之道；而在后者看来，需要的是对大量的违纪、违规乃至违法现象的治理。也就是说，前者的核心是通过利益主体的参与，自下而上由内而外地演化出一套方法，并将这一路径看作是中国足球改革的希望；而后者的核心则是自上而下乃至由外而内的治理，并希望通过这一治理来遏制存在着的诸多乱象。

　　然而，后一思路存在着不少疑问。首先，作为主管部门的足协本身并不是利益中立的。饱受诟病的联赛完整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由于足协官员的独断专横，而从根本而论，还在于足协的“出线足球”战略，而其根本也正是两种不同利益的对立：足球主管部门要的是成绩以及与成绩挂钩的政绩(背后或许还有乌纱帽)，而投资商、赞助商乃至广大球迷要的是赛事的精彩激烈以及由此而来的商业和广告价值，只要这两种利益继续存在并对立，联赛完整性就有被破坏之虞。

　　更重要的是，自上而下的治理本身并没有触及到利益这一问题根源，而只是对这一根源所滋生现象的遏制，因此，它或许可以暂时减轻当下中国足球的病症，但却绝对不能治愈。因为，假球、黑哨和大量的不实报道这些问题之产生，其根源并不是人心不古，而是利益驱动。是的，犯错的始终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法纪的严肃也确实可以让其稍加收敛，可同样真实的是，只要人们可以通过违纪、违规乃至违法而获得足够的利益，那他们也敢于冒着风险一博，因此，更关键的是建立良好的制度，让遵纪守法能够获得足够利益，让违纪、违规、违法的事情无利可图，才能最终正本清源。

　　取消裁判的地方和行政属性，实现裁判的职业化，让裁判的预期收益与联赛的前途挂钩，可以较大地降低黑哨的发生率；建立职业联盟，让投资人的利益与联赛的整体价值对应，也可以较大地降低假球的发生率；所有这些都表明，利益本身是中立的，如果安排得不妥当，它可以成为违纪违法的温床，而如果安排妥当，却会成为遵纪守法的动力。因此，通过利益各方的深入交流和互动，建立一个良好的利益分配和协商制度，才是改善足球大环境的根本之道。治理要想真正有效，就离不开参与的存在。

　　先是拒绝参与，等到问题累积到相当程度，又以“乱世用重典”为理由加强管制力度，并轻易地放弃制度建设，这是大家再也熟悉不过的循环怪圈了。遗憾的是，似乎我们又看到这一循环降临到了中国足球身上，为此，我们希望，不要拒绝流产“革命”所带来的反思成果，也不要拒绝流产“革命”具有的合理性因素，在加强治理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参与，在加强权力的同时，更不要忽视权利，因为，只有一个制度化的权利安排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利益分配格局，才可能让足球大环境得到根本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