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要感谢2002年中国队进入世界杯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西藏自治区政府下决心把足球搞好，成立自己的职业足球队，一个叫拉里奇的塞黑人，带着11名藏族孩子离开高原，四处漂泊征战……
我是被“骗”来的
拉里奇今年41岁，执教西藏队以前，在中国北方的一个足校当教练。来中国之前，他在塞黑一支甲级队当主教练，因为俱乐部老板跟黑社会有密切来往，时常强迫他和球员操纵比赛结果，让他长期在一种压抑的环境下工作，所以他决定离开塞黑到国外换个环境。2002年1月，一个自称是中国职业经纪人的人去贝尔格莱德找到了他，说要给他介绍一个有前途的工作：先到中国北部某个知名俱乐部带青年队，如果成绩好给一线队培养出人才了，再帮他联系到职业队就职。急于脱离塞黑复杂足球环境的拉里奇，看见合同上确实有北方某知名俱乐部的公章，就痛快地签了合同。
拉里奇在2002年2月春节刚过就来到了中国。并不介意自己起点低的他满怀热诚，希望能够有个好的开始，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上当了，聘请他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职业俱乐部的青年队，而是一个挂着俱乐部名字招生，每年向该俱乐部支付20万元人民币品牌使用费的足球学校，足球学校条件差不说，而且从来都不向职业队输送球员，典型的“挂着羊头卖狗肉”。拉里奇跟很多渴望踢球的孩子们一样，是被骗来的。
在中国这样的开始实在让拉里奇沮丧。“到中国的第一年，我看到了我这辈子都没有看到过也根本不敢想的事情，中国足球给我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第一印象。”这是2005年3月1日下午，到北京来办理签证延期工作的拉里奇，跟记者在友谊宾馆附近的咖啡厅里见面后说的第一句话。拉里奇已经在中国待了三年了，在这三年时间里，他品尝了不少中国足球带给他的喜怒哀乐，却始终无法为心中的疑问找到全部的答案。
“我的足校有四个老板，没有一个懂足球，职业也是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个居然是卖骨灰盒的！这都不要紧，只要他们真心想搞足球也可以，但是当我发现他们利用足球来骗那些家长的血汗钱、克扣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的时候，我愤怒了，我跟其中一个收黑钱的负责人说，如果你们再胡来，我就杀了你们，也不让你们再坑人了。”拉里奇现在说起来还是很愤怒。原来足校每年要交将近两万元人民币左右的学费，有些还交赞助费，但球队吃得很差，每天三餐的标准不超过5块钱，有的孩子嫌饭不好吃扔掉，领队还要让孩子把扔掉的饭从垃圾桶里捡回去接着吃完。“看到那一幕我惊呆了，他们是孩子不是牲畜，就是牲畜，不愿意吃也不能强迫他们。”
学校的机构设置更是“滑稽”，为了节省经费，不管是多大的孩子，都在一个大教室里上文化课，9岁和14岁的孩子学的东西是一样的。文化课也只是限于教学生读书认字，班主任就是平时看大门儿的，有课的时候找个人替一会儿，孩子们训练的时候他继续回去看他的门儿。拉里奇在足校的司机就是足校的教导主任，有时候拉里奇要回家休息，还要等教务主任开完会再送他。“门卫当班主任，司机当教导主任，我无法理解中国老板的思维，如果为了省钱，干脆就不要搞足球。”更让他气愤的是，孩子们一旦对中方教练的执教有些不满或者微辞，就会换来一些巴掌或者更严厉的体罚，加上吃住都不好，孩子们一个个看起来很憔悴，但是孩子们却不跟家长抱怨，为了踢球，为了实现进职业俱乐部的梦想，他们都咬牙挺着。“家长除了要交学费，还要给俱乐部的一些人私下塞钱，才能让孩子进主力阵容去打一些比赛，曾经有一个家长跪倒在我面前，哭着喊着给我磕头，让我帮帮他的孩子，说他给了一个教练7万块钱，后者答应送孩子进职业俱乐部的青年队，但是教练后来却离开足校了，钱要不回来了，家里仅有的积蓄都花完了，交不起学费足校要开除孩子。我当时请足校给这个孩子一个机会，因为那孩子确实不错，足校只是认钱不认人，幸好后来有别的足校肯免费教这个有天赋的孩子，不然他们就毁了一个家庭。”
拉里奇因为常常为小球员们打抱不平，所以足校老板们就开始厌恶他，甚至要所在地区的派出所把他抓起来，罪名是“煽动非法集会，试图扰乱社会治安”。原来，那些孩子因为得不到必要的生活保障，冬天到了没有大衣和训练装备，没有足够的食品，逼得没有办法就只好学电视里大人们的样子上街游行，因为足校的地点偏僻，所以没有引起太强烈的社会反响。当地的派出所找到足校，足校的人就说是拉里奇煽动的。“我怎么可能煽动这些孩子？语言都不通，没有翻译的帮忙我怎么可能煽动，我要是让翻译说了，他早就通知俱乐部了，还会让孩子们到街上去闹事？”因为不想再跟那些骗子们继续同流合污，拉里奇根本等不到合同到期就支付了一些违约金辞职了，“反正一共也没有几个钱。”拉里奇苦笑道。
被援藏教练张玉良感动
离开“某知名俱乐部所属的足校”后，拉里奇想到了回国，但是他不甘心，因为他还没有见识到真正的中国职业俱乐部。就在他辞职之后，很多足校的孩子都哭着不让他走，而且收拾了行李要跟他一起走，拉里奇说当时他跟几十个孩子哭成一团，幸好北京有一个好朋友同情他和孩子们的遭遇，就真的让他带着孩子离开了那个足校，另外给他们租了一块儿场地和住所训练。在他的建议下，朋友投资也开了一家足校，2003年2月份到7月份，他一直带着那群从足校追随他的孩子训练了五个月，之后就把那群孩子送到了塞尔维亚去参加那里的青年联赛。在送走那批孩子之前，刚好西藏足球队到北京来集训，准备参加第二年的全国乙级联赛，在跟西藏队打了一场友谊赛后，他开始认真审视这支球队。
“能够当上这个西藏足球队的主教练是我的光荣，我必须感谢两个人，一个是组建这支队伍的教练张玉良，一个是西藏体育局的局长姬嘉女士。张玉良开拓西藏足球的精神，姬嘉局长的人情和支持，让我感受到了中国足球温暖的一面。”说到这里，必须介绍一下张玉良教练，张玉良以前是中国某军区体工大队的教练，他的专项是五项全能，足球只是他个人的爱好，因为他在五项全能方面培养出了优秀人才，加上他不怕吃苦一心要支援西藏建设的精神，所以1995年，他抛下了妻子和儿子一个人到西藏去组建足球队。“张玉良教练的儿子现在是我的助理教练，张玉良教练凑巧看到了我带队的方法，就跟朋友联系到我，把我推荐给了西藏体育局的姬嘉局长。”凑巧的是，张玉良教练的儿子曾经在塞黑的贝尔格莱德体育大学进修，加上拉里奇是塞黑人，所以两人很快就成了朋友。张教练的儿子给拉里奇讲了很多父亲援藏期间选球员的故事，让拉里奇深受感动。
“张玉良10年前就去西藏了，那个时候藏族地区都不知道足球是什么东西，为了选球员，他跑遍了整个西藏，遇上过雪崩差点儿没命，有时候姬嘉局长亲自开车带着他挨家挨户找苗子，车坏到半路上联系不到修车的人被冻得半死。有时候一个地方要停留十几天甚至个把月，却只能选出一到两个球员。当张教练把球放在藏族孩子面前的时候，他们都把足球抱起来用手捶，不知道足球是用来做什么的。”拉里奇现在带的这些藏族球员，虽然没有经过职业化的训练，但是至少对他的战术要求能够很快掌握，不管基础好坏，但是总比白纸一张要好得多。
从2002年开始，体育局为西藏球队在北京找到了一个赞助商，所以球队也就常年到北京来训练比赛，但是日子却过得非常艰难。“我听队里的藏族队员告诉我，那时候俱乐部的老板为了省钱，他们赢球反而会挨骂，因为赢球就意味着要继续比下去，继续比下去就意味着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他们要故意输掉一些可以赢的比赛，目的就是一个为了省钱。”孩子们吃的住的都很简陋，加上不能够正常打比赛，后来西藏体育局发现这样对孩子们是一种摧残，于是他们决定重新寻找赞助商，找更高水平的教练来带队打职业联赛。
苦难的日子
这群藏族孩子们的命运很曲折，在足球的道路上走得相当坎坷。他们从十二三岁就开始跟张玉良教练学踢球，十年过去了，他们都长大了，而真正走进职业球员的梦想，却只能在漫无目的的等待中任由青春岁月匆流逝。西藏地区的人口一共有261万，其中真正的藏族人口只有240万左右，加上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所以这十年来，张玉良也只选拔和培养了30名藏族球员，留在职业队踢球的现在只剩下11个了。他们离开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能力不够，有的对迟迟打不上联赛失去信心后走了，这其中最让拉里奇心痛的，就是因为一些俱乐部的手续没有办好，导致球员拿不到参赛证被迫停赛，迫使一些球员对足球彻底绝望。
“第一次接受西藏队是在2003年的12月份，那个时候现在的老板已经注册好了俱乐部，并且为我们在成都找好了训练基地让我们备战2004年的乙级联赛，带着那群孩子训练了3个月，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孩子们的进步却很明显，而且他们很乖，3个月，除了训练没有给我惹一点儿麻烦，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们招收了非藏族的球员再到那里训练后，嘿嘿，你猜怎么着，连洗澡堂的天花板都给弄出几个大窟窿。”拉里奇不再继续往下说了，他似乎觉得批评非藏族球员也不好，来自中国内陆地区的孩子们因为从小生长环境受到的教育跟藏族孩子不一样，所以更调皮一些，拉里奇笑着说淘气也是聪明才智的一种表现。
3个月的冬训结束后，3月份回到北京参加12分钟跑测试，球队竟然全体通过。但是因为新旧东家的交接没有做好，旧东家扣下了参赛证不放，新东家干着急没有办法，后来中国足协就勒令两家俱乐部自己协调，西藏足球队在纠纷解决前都不能参加职业联赛，按照相关条文规定可能达到30个月。所有藏族球员听到这个消息都哭了，被禁赛的处罚让他们特别委屈，原本以为跟着好教练可以尽快冲上甲级，可是梦想还没开始付诸实践就又要破灭了。旧东家一气之下就解散了球队，所有西藏球员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只能在那里打一些自己内部的比赛，跟中国足协举办的各级联赛水平相差很远。拉里奇执教再度受挫，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刚好有一家乙级俱乐部需要教练请他过去，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一边执教一边盼着藏族球员参赛证的问题尽快解决，他好再带西藏队冲甲。
藏族球员们回到家乡好歹有亲人的关怀，但是拉里奇却在陌生的国度备受煎熬。他又遇到了“骗子”，某乙级俱乐部的经理竟然无恶不作，收黑钱，少则两万，多则五万，让一些从体校想进职业队的次货进俱乐部打比赛，想打主力主教练同意了还不算，私下必须给他钱，否则他会给球员制造各种困难。他甚至还找拉里奇公开挑明了说：“你要多少钱，我跟你对半儿分，你别管那么多闲事儿，装看不见拿你那份儿就行！”拉里奇说当时真想给那个经理一拳，但是他知道自己孤身一人，到时候被人家讹诈了有理也说不清楚，他只能尽量不用那些花钱进来的“后门儿球员”。经理发现了很生气，因为他收了家长的钱答应让人家比赛自然会有压力，他也从这点上看出了拉里奇跟他不是一条心，就总是想找借口把他撵走。成绩差是最好的一个理由，而故意搞坏成绩就是要做球员工作，同时也可以赌球自己赚钱。“开始我不敢相信一个乙级俱乐部经理参与打假球的事实，但是2004年最后一场比赛过后，所有主力都到我的房间找我说出了有人逼他们打假球的事实，而且还不是一场，达到7场之多，我没有办法了，只好叫来了老板，老板开除了那个经理，我也离开了。”
拉里奇到了中国两度遇挫，他真的有些灰心了，甚至犹豫，是不是还要继续坚持下去，他面临的是两个都很糟糕的环境，是在中国受刺激，还是回家乡受折磨。就在拉里奇犹豫不决的时候，现在俱乐部的老板告诉他，西藏球员参赛证的问题解决了，他们可以参加2005年的乙级联赛了，西藏体育局和俱乐部都想让他回去继续执教，拉里奇听到之后非常兴奋，连合同都没来得及签就走马上任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