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戚春城一笑 祥福江城一哭--国字号土产教练两脸谱

　　在我的印象中，戚务生从没那么开心地笑过——2000年5月的一天，身为红塔队主帅的他，在春城昆明拍着塞尔维亚人米卢(也是自己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继任者)的肩膀，热情而豪迈地说着：“走！晚上我请客！昆明最好的酒楼！”那一刻，1997年深秋那个在金州寒夜里苦大仇深、苦不堪言的“泣无声”，已是改头换面、意气飞扬。

　　在我的印象中，沈祥福从没那么动情地哭过——2004年3月的一天，身为国奥队主帅 的他，在江城面对1比1被马来西亚逼平的惨痛结局，走出体育场的时候虽手用力捂着嘴却也挡不住潸然泪下；那一刻，1998年率领缺兵少将的北京国安勇夺联赛第三的那个笑容可掬、雄心万丈的“骆驼祥子”，已是心力憔悴、面部全非……

　　戚务生的春城一笑，沈祥福的江城一哭，两张简简单单的脸谱似乎便足以将国字号教头与地方俱乐部教头两种迥然不同的生存状态，淋漓尽致地展现无遗了。

　　本土产国字号主教练和俱乐部主教练的一大区别是：战绩不佳时，前者被全国球迷骂，后者只被一地球迷骂；重要的还在于，与骂声“成反比”的是获得薪水的数量——前者充其量一年十几万，而后者每年最少也有几十万的收成。

　　曾经，执教国字号球队是几乎所有本土教练的最高理想，就好比进入国字号球队也曾经是所有中国球员的最高理想一样。那是一份特别的荣誉并且足够让你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扬名立万，这就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的本土教练对执教国字号球队执著追求、前仆后继的动力源泉所在。不过，很快随着职业联赛的浮出水面，那些有可能、有机会进入国字号球队执掌帅印的土产教头便面临着一种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名与利益难以双收的矛盾。

　　必须承认，现实社会中“钱”(尤其是大把的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东西太多了。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球员为了确保自己在俱乐部的位置从而确保更多的收入，对入选国字号球队视为鸡肋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土产教练也对执教国字号球队失去了原有的一份热忱与向往，而更多地开始从实际出发期望自己能与俱乐部签下一纸合约，以享受一笔丰厚的年薪。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大脑里普遍存在的“去国家队求名”的理论已不再好使。随着戚务生、沈祥福为代表的两代本土教头执教国字号球队的失败，人们对于中国本土教练的执教能力已经失去了近乎全部的信任；反过来，过去本土教头孜孜以求的“名”最大的可能却是几年苦寒换来恶名、骂名。从另一个视角来看，长年在深圳苦心经营的朱广沪，却赢得了目前“1号本土教练”的声誉。且不说他收获的经济效益。

　　在这种情况下，本土教头难免愈发心灰意懒，于是一种朴素的想法应运而生：与其在国字号球队顶着巨大的压力又只有可怜的收益，即使出名出的十有八九也是“恶名”，到头来一无所获，还不如抓住机会、抓紧时间坐上俱乐部的帅位，即便也有压力、即便也可能“恶名远扬”，但好歹经济上可以拥有实打实的丰厚回报。

　　一年前，当贾秀全主动离开中青主帅岗位时，曾经留下过“我不想成为中国足球的罪人”一席话，当时还一度被认为是壮士所为，只是转天其摇身一变出现在上海申花队领队的位置上，让人方恍然大悟：噢，原来如此！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一边是梦想，一边是现实。其实根本不用犹抱琵琶半遮面，有道是，你想拥有什么，你就去追求什么。现如今戚务生肯定是想开了，沈祥福有没有真正想开尚且无法确定，而殷铁生正在为想开还是想不开而烦恼。也许只有“先有面包再谈爱情”的朱广沪，还偶尔在甜梦里坚定着自己无法预知结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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