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岸边的人家：足球让王德龙疯了 王帅得病在家

　　王德龙40岁、王庆生41岁、王帅17岁、王聪15岁，淮河岸边多灾多难的农民家庭，三代四人，为足球挣扎、病倒、发疯，但天灾永远会来，洪水席卷家园。

　　　引子

　　淮河淹没宋滩村

　　2003年7月9日，淮河边上的安徽蚌埠市上空雷电交加，暴雨倾盆。入汛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雨袭击了这座铁路枢纽城市。这场雨足足下了150毫米。

　　长青乡宋滩村66岁的老人王德山自从6月21日以来就没有睡过安稳觉，从那天开始，淮河流域下了三次暴雨。他天天看电视，但是电视里尽是坏消息，“今年蚌埠的降水量比同期多两至三倍”、“7月3日凌晨1时安徽蒙洼蓄洪区已经开始开闸行洪”……电视台最后的结论是淮河已经形成比1991年还大的洪水，它能爆发到什么程度，就看7日、8日、9日这三天。王德山最终还是没有等来好消息。7月9日，他在离村子只有不到一百米的淮河大堤上逡巡，眼睁睁看着水就那么一寸寸地往上漫，“今年还是没保住哦。”他边感叹边往家里赶。回到家里，他带领老伴，儿媳赵秀兰和孙女王聪上了自己平时备下的船，带着一些简单的家什和食物离开了自己的村子，到地势相对较高的柴油机厂去避难。和他一样，宋滩村的其他村民都很安静，没有任何洪水来临时的惊惶失措。村子里的人自己解释了这份平静：“三年中要淹两年，已经见怪不怪了。”惟一让他们有点意外的是，2003年的洪水居然是史无前例的凶猛。

　　第二天，整个宋滩村就被洪水没了顶，最深的地方水深超过两米。一片汪洋中，王德山撑着船到蚌埠市区内找公用电话。同船的有三个人，王德山给在上海踢球的孙子王帅打电话；儿媳赵秀兰则给自己在广州开出租车的丈夫王庆生打电话；而王德山七十八岁的叔父王守道也忙着给自己在浙江宁波市象山县教小孩踢球的儿子王德龙打电话，都是为了给远方的亲人报个平安。

　　洪水在8月1日退去。这一场洪水让王家经济上损失惨重，也让在上海东方明珠足球俱乐部踢球的王帅打定了从上海退学的决心。王家三代人踢球的历史暂时在这里画了一个顿号，不过，以他们的情况看，这个顿号只怕最终会变成句号。

　　16个月后，《足球》编辑部里，王庆生讲述了这场洪水和他们一家三代人踢球的故事。这个生性倔强坚强的出租车司机硬是连续几个深夜都守候在本报的门口，等待下班的编辑听一听他们家的故事。正是这个故事牵引着我们，开始了从安徽宋滩村到广州，再到浙江象山的寻访。

　　2004年11月9日，记者赶到宋滩村时，洪水已经退去16个月，但它的痕迹处处可见，村里很多房子的墙壁上还残留着一条条水淹时的分界线，青苔顽强地从墙壁的缝隙生长出来。这种痕迹在王庆生家的房子上找不到，因为他们家盖了新房子。

　　这座花了两万块钱盖起来的新房子属于三个人，王庆生和他的两个姐姐。光靠一个人，谁也没有办法拿出这笔钱来。两万块的新房子，看起来却依然破旧，最重要的是，一楼根本不敢放什么东西，这是淮河岸边人家的悲哀，不知道哪一年天公不作美，滔滔洪水又要重来。这幢新房子是迫不得已才盖的，老房子经过去年洪水将近一个月的浸泡已经有点摇摇欲坠，更重要的是，王帅的归来让老房子显得异常拥挤。

　　一家人住进这样的新居，脸上却都没有喜色，实际上，伴随着新房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去年洪水过后，蚌埠为了保证淮河边上的工业区，决心修一条新堤，王德山连同几个已经出嫁的女儿总共八口人的八亩地全部被征走，而因此得来的六万多块钱几个人一分，每户拿到手里还不到一万块钱。这个大家庭就此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了蚌埠市的非农业户，以后他们没有田种，也没有任何社保。

　　实际上这家人的生活窘迫非常。原来在淮河码头上跑运输、后来不得不千里迢迢到广州去打工的王庆生说，他现在每天开足十二个小时的出租车才能保证月入两千元；妻子赵秀兰原来在一家工厂当清洁工，月收入两到三百元，但是最近失业了；还有个老母亲，平时卖点菜赚点钱，但是体弱多病，所以赚来的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王庆生的两千块几乎就是这个家庭全部的收入，而王帅从上海回来后找了个职业中学读书，每个学期的学费要1000元，女儿王聪就读的蚌埠七中，学费一样，加上吃饭和日常开销，两千元钱根本不够。这样的故事本来在中国的农村很普遍，但王家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为了培养王帅踢球，几年时间已经花掉十万左右。

　　就在记者寻访的这段时间，刚好碰上安徽的冬旱，是安徽政府的一场人工降雨，让干涸多时的土地终于回复了一些生机。趁着有些雨水，王德山在自己新居门前的一小块地上开荒(用从淮河挖上来的泥沙堆积起一块无主新地)。看到这个66岁的老人、宋滩村的前村长艰难的背影，让人不禁一阵唏嘘。远处的新大坝还在紧张施工中，大坝后面那排整齐的工厂楼房应该不用担心洪水来临时自己会被淹没，但是，宋滩村仍然在大坝以内，洪水一来，他们仍然难逃噩运。这个多灾多难的村庄，在洪水中的挣扎，像极了王德生一家几代人在中国足球圈中的挣扎，一次次地重建，一次次地被摧毁，在中国，一个贫穷农村里的孩子想用踢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是一件何等艰难的事情。

　　第三代王帅

　　梦想在花季破碎

　　寻访时间：2004年11月9日寻访地点：安徽宋滩村被寻访人：王帅

　　王帅是这个足球家庭的第三代，2003年举家逃亡那一天，他所在的上海东方明珠足球俱乐部也在不断地催促他交拖欠的学杂费用。王帅怎么也开不了口，最终，在洪水退去一个多月后，王帅还是从上海回家了。

　　洪水来临前后，王帅跟母亲赵秀兰一共通了三次话，这也是他从上海回来之前最后三次通话。第一次在7月洪水尚未来临前，王帅说：“妈妈，我想回来了，学校说再不交这个月的伙食费就不让我到食堂吃饭了。”赵秀兰说：“你再等等吧，我马上给你汇钱过去。”第二次是在8月，洪水刚刚退去，王帅说：“妈妈，你知道吗？我们一个队友被一队给送回来了。”说到这里他压低声音对母亲说，“你知道吗？听人说他们家一个月前给教练送了二十多万，所以才到一队的。”赵秀兰说：“人家的事你别管，你也别跟别人多说。”赵秀兰打完这次电话非常恐慌，有钱就能让孩子上去？！自己一个农村人家，怎么去争取这样的机会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表示即使孩子优秀，也改变不了什么？第三次是在9月，洪水过后王家开始从头再来，经济上捉襟见肘。王帅说：“妈妈，你让我回来吧，我实在是不想再增加家里的负担了。”赵秀兰说：“不行！就这样回来，以前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两个人僵持不下，最后王帅冲口而出：“家里还有多少钱，你有钱吗？”赵秀兰登时哑然，她知道儿子已经长大了。

　　就这样，王帅回家了，王家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解除了，一家人惟一的梦想也就这样破灭了。王帅在东方明珠俱乐部的费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他在2000年初中的时候以1000块的“转会价格”从蚌埠的回民小学“转会”至上海的东方明珠，三年初中阶段，他交的钱很少，只是每个月两三百块钱的伙食费，当时签订的合同上写明，俱乐部每年反而会给每个学生培训费用，初中10000元，高中20000元(是以实物的形式)，但是，从2002年他初中毕业开始，俱乐部突然产生变动，每个学生必须每个学期交纳3500元的学费，同时每个月上交1000元的伙食费，王帅一年的费用陡增至近20000元。在勉强支撑了一年后，王家最终只能放弃。

　　从上海回来，王帅并没有哭。这一次的伤害远远没有之前他没能去英国培训打击大。那次是一个国际著名体育品牌在上海搞的活动，要选拔四个人到英国去见见世面。那一天，王帅同组的其他三个队友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比赛现场，组织方告诉王帅，其他人没来，你自己表现得再出色也没有用。但王帅还是单枪匹马参加了各项比赛。在颠球项目里，其他队的四个队员总共才得到1000分，而他一个人就得了790分。比赛一回来，王帅在宿舍里蒙头大哭，那之后他又偷偷哭了好几天，但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变得出奇地冷静，冷静得不像17岁。

　　家里的情况一团糟，王帅回家之初还必须和15岁的妹妹王聪挤在一个房间，赵秀兰说他能感受到孩子心情极差，经常是几天不说话，所以家里人说话都小心翼翼，尽量不去刺激他。不久后家里给王帅找了一个职业中学去上课，准备2004年的高考。学校很远，每天必须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王帅办了一张15块钱的月卡，这是最省钱的方式。

　　作为一个纯粹的农村孩子，王帅从踢球伊始表现出的灵气远远超过那些城里孩子，他小学三年级就能颠球颠三千多下，坐在地上他还能颠球。以他和张卫为首组成的宋滩村小学队居然在1996年打了一个安徽省贝贝杯的冠军，然后代表安徽到延边去打了全国比赛，结果在当年的32支队伍中他们获得第16名。1997年安徽冠军仍然是宋滩村拿的，这一次全国贝贝杯的战场移到了成都的都江堰。一支来自安徽农村的代表队能在全国性的比赛中亮相，这算得上是草根足球的范本。不过这些历史对于王帅没有任何帮助。

　　实际上，他的好朋友张卫比他的情况更有说服力。张卫曾是刘春明时期中青队的一员，除了没有参加芬兰的世少赛，此前中青队的每一次集训他都参加了。他曾是深圳健力宝二队的队员，但今年随着健力宝出现一系列的欠薪情况，没有上一队的二队队员全部淘汰回家。不幸的，张卫也在淘汰之列。他就这样与王帅脚前脚后回到宋滩村，连学籍都没有(因为他是安徽凤阳人，在蚌埠没有学籍)的他，整天游游荡荡，不知所云。张卫说王帅还好，放学以后还经常在学校里练练球，而他则看到足球就头疼，回来两个多月球一点也没碰过，所以现在已经胖了十多斤。

　　“辛辛苦苦十多年，还是回家来种田。”这就是王帅的真实写照，可怜的是，连田都没得耕了。赵秀兰经常会看着屋里孩子呆坐的样子忍不住叹息道：“如果早知道是这样，把这钱省下来，房子我们家都建了好几幢了。”而王德山则说：“只怕宋滩村以后再也没有人敢送孩子去踢球了，我们两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张卫家花的钱比王家还多。

　　洪水来临时那种灰暗的感觉王庆生仍然难忘。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儿子退学了，家里的地被征了，妻子的工作没了，生活中惟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他可以每天用12个小时换来一个月两千元的收入。人到中年却要离妻别子，连家都没了，还只能在广州瞪着眼睛拼命，他心力交瘁。

　　2004年11月15日，在广州开出租车的王庆生依约来到《足球》编辑部。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述中，他甚至记不清第一个认真倾听他故事的编辑的名字，才41岁的人，记性已经快赶上老年人了。王庆生说这是他长期精神高度集中的结果，通俗地说就是神经衰弱。一个刚过不惑之年的中年男子，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全家人的重担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压力可想而知。现在的王庆生一碰到紧张的事情手就发抖，尤其是一看到交警，他就会忐忑不安以为自己是不是又出了什么差错要被罚款。一天12小时紧张地注视着未知的前方，只有收车回到江夏他自己租下的宿舍后，他才能长舒一口气。

　　有一个相熟的工友在广州与他邂逅时惊讶地大叫：“庆生，你怎么一下子白头发多了这么多？”没人能想象他的苦，踢球这条路，是他替儿子选的，在儿子王帅四五岁的时候，他就把孩子交给了叔叔王德龙。王帅八九岁的时候，严格的王德龙带领着他们一群孩子每天早上五点就开始训练，无论刮风下雨，甚至连洪水来时，只要能找到一块能踢球的空地，他们的训练就不会中断。因为有如此严格的训练，王帅后来才会很顺利地被安徽著名的足球小学回民小学看中，后又被上海的东方明珠俱乐部看中，以一千块钱的价格把当时才12岁的王帅从回民小学带到上海。“一个小孩12岁就被人挖走，所以我觉得贝贝(王帅的小名)肯定能踢出来。”王庆生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脸上掩饰不住内心的骄傲，孩子踢球初期他那幸福的感觉太难忘了———对手太差，贝贝疯狂地进球，他则忙于给观众们发烟。因为只要有进球，大人们就会喊：“谁家的孩子？快发一根烟。”结果一场比赛下来，王庆生的烟总不够分。那时王家家境不错，他不计成本地跟着孩子去延边、去成都比赛，既能旅游又能看儿子威风的感觉好得不得了。

　　但后来的事情让王庆生心碎。儿子不仅没有踢出来，现在还得了病。病根是在儿子代表某个中超俱乐部的预备队打比赛的时候落下的，当时王帅发着高烧，但是因为队中缺人，结果还是被教练派上场了。这场球踢下来，王帅就好像有了内伤，平时训练基本上好端端的，比赛什么的也问题不大，但是只要训练一上量，他就会出现贫血，这么一个怪病，找了几个医生都束手无策。

　　在记者的数码相机上，王庆生看到了回到宋滩村的王帅，已经半年多没见过儿子的王庆生看得很认真：“贝贝的头发怎么长了这么多？看起来一点精神也没有？”“当然没有精神了，还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呢！”记者的坦率让王庆生一震，他给儿子设计的几条出路目前看来希望都不大：球想继续踢下去，但不知道有没有俱乐部愿意给王帅一个机会；想参加高考，考个两百多分就能上安徽师大，但是学业丢荒多年的王帅说他每次上英语和数学课就像听天书；最后一条路就是去参军，但退伍后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总之哪条路看起来都不光明。好在女儿稍稍让他放心，目前在蚌埠业余体校女足队的王聪学习成绩相当不错，以后顺顺利利考个大学没问题。

　　当记者把家里的情况和王德山开荒的场面如实告诉王庆生的时候，他一声长叹：“有什么办法！谁不想让自己的老父老母安享晚年？我不是不孝，而是实在没有办法啊！”王庆生现在很辛苦，但只怕他的辛苦还要持续好长一段时间。四十不惑，但41岁的王庆生现在实在迷惑得很。他现在只有两个愿望，一是能还清两万多块的外债，二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治好病，至于儿子能不能踢球，那已经不重要了。他指着自己的胃说：“我这里已经坏了，我想我将来一定会得胃癌的。但我无所谓，我只希望有医生能治好我儿子的病。为足球，我们家已经疯掉了一个，我不想我儿子也成为那样的人。”

　　洪水来临的时候，王德龙还在宁波象山县一个中学里教女孩子踢球。他真正担心的是78岁的老父亲王守道的安全，至于家里受多大损失，跟他的关系已经不大了。因为他已经在象山闯荡多年，已经把家安在了象山县城———丹城镇。

　　11月19日，象山石浦港，记者见到的王德龙换了工作，他在石浦港的番头小学，教三年级的男孩子踢球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教男孩子踢球，希望能培养几个人出来，这就是王德龙现在最大的心愿。年轻时候，王德龙做过很多梦。他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蚌埠市业余体校，几年苦功，却在高中毕业的时候，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所有队友都被输送进了安徽省队成为专业队员，而一向出众的自己却因为是农业户口最终失去了这个脱离农村的机会。如果是一般的农村青年，可能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结果，偏偏王德龙是个多才多艺、心高气傲之人。他踢球，技术是队里最出色的；他唱歌，天生的一副好嗓子直追专业歌手水准；他写毛笔字，家里的春联总是他一人包办。就是这么一个之前全家人都以之为傲的人，从蚌埠市体校回来后，只能骑着三轮车给粮食局送粮食。这件事情对王德龙刺激太大，他的精神开始出现异常，只要喝了酒他就会疯，他的父亲王守道、堂兄王德山和侄子王庆生都被他醉后打过。酒醒了，他会后悔不已，但是酒精却是让他“解脱”的最好办法。

　　王德龙的酒越喝越多，神智越来越不清醒，在他28岁那年，他借着酒劲到村上一个流氓家里去算账，因为他觉得这个流氓老是欺负他当村长的老实大哥王德山，但没想到对方早有准备，藏下一把刀子，把他捅了十几刀后逃走了。庆幸的是王德龙没有死，他被送到医院以后奇迹般活了下来。

　　王德龙在换衣服的时候给记者“展示”了他身上的伤痕，斑斑驳驳十几处，小腹一道最长，脊梁一道最深，凹下了手指肚大小的一个坑。王德龙说这十几刀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如果没这十几刀，自己可能会在酒精的麻醉中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这十几刀让他从此滴酒不沾，也让他坚定了在外面闯荡江湖的决心。

　　王德龙起先慕川菜之大名，只身一人于1992年到成都学厨。厨艺没学成，他却在一次参加足球业余比赛的时候被川中名宿李英璜看中，后者让他到四川队去试训。那时候，魏群姚夏等人也不过和王德龙一样是无名之辈。试训的结果让李英璜非常满意，他说：“这是一匹来自安徽的黑马。”但这匹黑马在试训了几天以后悄悄地又回到了安徽老家，原因他自己清楚，小腹上的那道伤口让他无法适应大运动量的训练。李英璜十分惋惜地把电话打到安徽：“你这个小伙子，不踢就太可惜了。”

　　1994年职业联赛开始，关注着川军的王德龙看着魏群姚夏等人名利双收，他自己却在命理循环中遗憾———没有这十几刀，他不会去成都，也就没有到四川队试训的机会；但是正因为这十几刀，他没能成为职业运动员。之后他在安徽老家开始带王帅等人踢球。

　　1999年，孩子们都长大了，王德龙又一次闯荡江湖，目标是浙江象山。为什么选择这个东海边上的小县城，王德龙自己也没说明白，大概的意思是浙江挺富的，应该有机会吧。从邻居家里借了500块钱他就上路了，五年后，王德龙说他必须感激上苍，因为老天爷给了他一副好嗓子，让他在到象山之初没被饿死———他就靠在歌厅卖唱为生，他唱《天堂》，唱《拉网小调》，他在象山的各个歌舞厅都小有名气。王德龙说卖唱的时候他的心情极其复杂：“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我想今天这些听我歌的人都应该遭到天谴！我不是卖唱的。我是个业余足球教练！”这个业余的足球教练日复一日地用歌声去养家糊口，而随后过来的妻子则靠早上推着平板车去卖早餐来维持生计，警察一来就四散奔逃的“走鬼档”。

　　虽然王德龙暗中诅咒他的那些听众，但最后还是他的听众帮了忙。一位老师听了他的歌以后，主动跟他交朋友，听说他居然是个足球教练大为愕然。在这个老师的牵线之下，王德龙终于有机会在一所中学里教女足。这一教就是四年，最终他把这支女足队伍带上了浙江省女足亚军的位置。

　　王德龙觉得带女足不过瘾，还是男足有意思。几经辗转他又来到石浦镇，现在落脚于番头小学，一个月工资800块，不算正式编制。王德龙说他无所谓，只要有球教，他就高兴。他现在选拔了一批队员，大多数是石浦港渔民们的孩子，在这个类似于足球荒漠的地区，他们一点基础都没有。所以王德龙很怀念徐福生的教材，他两年前从徐老的手中买了两套教材现在还在用。记者把李英璜、徐福生都已经去世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张大了嘴巴：“怎么就这么走了？怪我，很久都没有买过体育类的报纸看了。”他所认识的两个足球界的“大人物”都死了，这让他一阵唏嘘。你不能笑他，实际上，正如王庆生所说：“德龙他是个农民，一个农民能教别人踢球，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寻访到最后，王德龙给我看了一盘1996年蚌埠电视为他制作的片子，当时他正准备带领宋滩村小学队赴延边参加比赛，当时的王德龙三十出头，远不像今天那样臃肿肥胖；王庆生精神抖擞，全神贯注地看着儿子王帅在颠球；而王帅则认真地在用身体各个部分颠球，旁边则是几个小朋友欣羡的目光。“快十年了。”看完片子后，又一次沉浸在回忆中的王德龙说：“我经常在想，足球带给我的是幸运还是不幸。我本来已经到鬼门关了，又爬了回来；虽然当不上职业足球运动员，但现在又能凭着足球的本事赚碗饭吃，不用像农村很多像我这样年纪的人那样还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所以现在也不多想，还是好好生活下去吧。”

　　这天下午，记者给王家的第一代足球人王德龙在海边照了一张相，阳光下他笑得很灿烂，因为他明白，对于他来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采访报道/白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