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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赵威阿维尼翁报道 一个多月前，勒鲁瓦回到法国的第一时间就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当时，我们约好要长谈一次。不过，见上勒鲁瓦一面并不容易，因为他很少待在位于法国著名旅游城市阿维尼翁的家中。他经常在西班牙、瑞士、北非和科西嘉等地到处奔波，加上记者也忙着采访世乒赛和法网，直到6月11日才如愿以偿地坐到一起。不过，经过这一个半月的沉淀，勒鲁瓦显然对于上海中远的执教经历和中国足球有了一个更清醒的认识，他的看法自然也就更真实了。

　　6月9日的时候，我们就定下了这个约会。不过，这一周席卷法国的大罢工使整个法国的交通陷入了不同程度的瘫痪之中。法国时间10日晚上11点钟，记者才终于搭上赶往阿维尼翁的高速火车。第二天下了火车的时候，你会感到空气新鲜得像是过滤了一样，还要加上绿色的气息。不过，11日这天很热，几乎所有人都躲在酒吧和咖啡厅里逃避着阳光。

　　勒鲁瓦的家在阿维尼翁城中心的一条商业街上，找起来并不容易。11日早上的时候，记者拨通了勒鲁瓦的手机，知道记者及时赶来了，勒鲁瓦显得很高兴，语气中多少也流露出吃惊。他告诉记者在这条街的一个显眼的商店JSB SPORT的门口等他，他马上就下来。

　　几分钟以后，勒鲁瓦来了，显得急匆匆的，老远就和记者摆手示意。“我们找一间咖啡厅聊吧，我家在施工，实在不成样子。”勒鲁瓦说。看得出来，勒鲁瓦对这里很熟，他好象和所有人都认识，所有人都和他打招呼，他解释说自己是一个简单的人，所以有很多朋友，有的做了部长甚至总理，有的是清洁工和服务生，不过，对于所有人他都是一个样子。

　　勒鲁瓦不厌其烦地和大家握手问候，而且忘不了向他们介绍我这个来自中国的记者，并且认真地说“体坛周报”是中国的第一体育大报。最后，勒鲁瓦得意地说：“体坛是我的报纸，因为我在世界杯期间曾经写过稿子！”在一个报亭，勒鲁瓦买了“队报”、“普罗旺斯”和“解放报”三份报纸，看得出，在这段赋闲的日子里，这是他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

　　我们来到一个叫作“茶社”的咖啡厅，勒鲁瓦很谦让地给记者选择位置。上午10点钟的阿维尼翁差不多要有摄氏30度，但是勒鲁瓦还是要了一壶绿茶，记者则点了一扎啤酒。勒鲁瓦询问记者怎样来的，记者虽然是深受罢工带来的交通紊乱之苦，但也不敢抱怨，因为勒鲁瓦是一个左派。和艺术家相反，足球教练中的左派很少，而在阿维尼翁这个右派的大本营，左派就更微乎其微了。但是勒鲁瓦不一样，他恨不得给自己插一个左派的标签。

　　在这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对话中，我们被打断了两次。一次是有一只狗突然摆脱了主人的控制闯进了茶社，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只狗身上，勒鲁瓦也不例外。他不停地慨叹：“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要等到出事之后才说我们当初应该想到呢？”另一次我们正说得兴头上，一个黑人乞丐来到勒鲁瓦身边，嘀嘀咕咕地和勒鲁瓦用夹杂法语的非洲方言说了一通。突然被打断的勒鲁瓦显得有点不耐烦，但还是从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这个黑人满意地走了，走之前给勒鲁瓦一个祈祷式的祝福。

　　12点半的时候，采访终于接近尾声。茶社已经卖起了午餐。勒鲁瓦问记者是不是想去他的家里看一看他的妻子埃娃？记者当然不愿错过这个好机会。勒鲁瓦的家从外表看不出来气派，埃娃已经在楼下等着我们了。勒鲁瓦说，能不能简单做些什么？埃娃显得很为难。她抱歉地告诉记者家里由于施工一片狼藉，实在没法参观，“但是，下一次一定来做客呵！”。“我们出去吃吧。”勒鲁瓦建议道。

　　埃娃对于阿维尼翁的餐馆显然很熟悉。我们在一座教堂边上一个名叫LE MOUTARDIER的餐馆坐下，每人要了一份普罗旺斯的色拉和一杯粉红葡萄酒。埃娃戴上了太阳镜，叹息道：“加上这么热的天气！”看得出来，这一对夫妻都是很会享受生活的人。在临走的时候，这家餐馆的老板告诉记者，勒鲁瓦在这里几乎没有人不认识。

　　由于罢工，很多车次都取消了，本来预定是下午4点的火车，但直到晚上7点多钟我才挤上回巴黎的火车。车厢里黑压压的全是人。电话响了，是勒鲁瓦。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忘了什么东西在他那里了。结果，他只是很关心地问记者对一天的采访是不是满意，是不是已经搭上了返程的火车。在述说一通对这次罢工的无奈之后，我们约好了始终保持电话联系。赵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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