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工作人员知道许放是为中国足球操劳而去世的，深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他们预料到参加许放遗体告别仪式的人会很多，故把最大的一号厅提供给中国足球协会。据说，陈毅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追悼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毛泽东主席也出席过在这里举行的追悼会。
1996年10月8日，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号大厅里庄严、肃穆。许放安卧在鲜花和松柏中。
他身着崭新的西服，领带系得有些向上，我想给他松一松，却被工作人员制止了，他们讲这样系得紧一些是化妆师特意安排的。可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要系得那么紧。他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当我提出身上要覆盖党旗的时候，有人反对，说党内有规矩，不到一定级别的人去世时不能覆盖党旗。我不知道是怎么规定的，但是我想，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他为党的事业牺牲生命的时候，身上覆盖一面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党的旗帜，是合情合理的。我执意要给许放覆盖党旗：“请示一下上级党组织。”回复同意。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党旗，如今覆盖在许放的身上，如果他九泉有知，定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许放额头上的伤痕已经让化妆师巧妙地除掉，脸色红润，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他很安详地躺着，像睡着了一样。四周的墙壁摆满了国家体委、中国足协、各地方足协、各职业俱乐部及其生前友好送来的花圈。许放的妻子和儿子送的花圈的挽联上醒目地写着：“安息吧，许放！”
我悲痛得心里难受，总感到缺氧，眼前一阵金星闪闪，一阵昏昏暗暗，我知道这是睡觉太少、心情不好所致。共同奋斗的一千四百六十个日日夜夜，恰是中国足球体制改革起步的关键四年，两人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友情过早地且突然地被终止，我无论如何不愿也不能接受。“壮志未酬身先死”，这不是好兆头。我不免为今后的足球改革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
我陪同袁伟民主任看望了许放的爱人及孩子，袁伟民亲切地嘱咐伦淑芬要节哀，鼓励其子许诺要好好学习，为国效力，为父争光。在哀乐声中袁伟民缓缓地走进一号大厅，向许放的遗体三鞠躬，良久地凝视着许放的遗体……
前来悼唁许放的人们开始排着两行长队，秩序井然地走进大厅。他们默默地向遗体走去，崇敬地向他鞠躬，做最后的诀别。几位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许放的同学及生前好友，抑制不住滚滚而下的眼泪，悲痛欲绝。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先生特意从马来西亚飞至北京为许放“送行”。他看着这个曾为中国足球运动无私奉献，为亚洲足球运动作出卓越贡献的中国朋友，不禁热泪盈眶。“我听说许放的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他的儿子还在上大学，我要帮助他的家庭。”他真诚地对我说。
中国足球协会顾问、副主席们默默地向许放的遗体告别。
戚务生、马元安两位主教练走到许放遗体前，深深地思念着这位对他们俩无限信任的领导者。在马元安身后随之而来的几位女足姑娘，眼含热泪告别许放。不久前许放还在队里和他们一齐吟诗：“苦苦苦有限，不苦苦无穷，苦尽甘来时，方知苦是功。”
十几个球迷走过来，胸戴白花，手拿白色挽联，上面写着：“许放，我们想念你”。他们整齐地步入大厅，深深地向他们尊敬的足球协会领导人表示真挚的哀悼。
中国足协的全体同志在我的带领下，来到许放的遗体前。大家共同向这位中国足球的功臣告别，啜泣不止。
一个半小时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近三千人怀着悲痛、惋惜的心情离开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许放的家人再也忍受不住悲痛的心情，扑到了遗体前。伦淑芬悲恸欲绝，许诺泪流不断，其他亲友号啕痛哭，其悲痛的场面令我终生难忘。
我和张吉龙随着灵柩来到一号高炉前。推着父亲灵柩的许诺看到高炉时，知道从此以后就再也看不见慈爱的父亲了。他的神情突然变得冷静、严肃起来。他用成年人的手势向我们一挥，大家都站立住。只见他双膝一弯，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做最后的诀别。看到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作出的成年人的举动，我不禁被这父子情深的一幕深深地打动，潸然泪下……
萨特曾说：“当一个人的失去使其他人感到遗憾时，这个人的价值就在人们的心中得到了升华。”许放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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