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又有人来敲门，进来的人竟是我哥哥。
“你不是在深圳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正在昆明办事，看见今天早晨报纸登的消息后马上赶来了。”
我哥哥叫王健生，1947年出生，比我大一岁半，天生好学，极其聪颖。上学时，他的成绩一直在全班名列前茅。记得我初中一年级时，年终我拿成绩册给母亲看，除物理4分外，其余几门功课都是5分。母亲看完，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夸奖我一番，而是非常平静地说：“你看你哥哥的成绩册吧。”我打开他的成绩册一看，没有一个4分，“满堂红”。我那沾沾自喜的心情顿时荡然无存，我如此玩命地学习，最后还是比他差一点。初中和高中共六学年考试，他年年都是“满堂红”，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保送到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当过大学的教师，在煤矿里当过采煤工人，接受过生与死的考验——在井下挖煤时曾两次遇到塌方和瓦斯爆炸。后来下海经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是我们哥儿四个中最聪明的一个，也是最成功的一个。他的出现，让我感到很高兴。我们聊得很投机，他给了我很大的乐趣与安慰。他的爱人此时远在澳洲，无法回来探望，特意请她在昆明的父母亲来探望，使我十分感动。
最痛苦、最难熬的三天三夜过去了，疼痛减轻了很多，我可以吃些稀饭了。
鲁诚工作繁忙，但每天必到医院两次。他把他爱人派来照顾我的饮食。她叫张深修，云南人，年轻时是田径运动员，干起活来干净麻利，从不拖泥带水。鲁诚一直很内疚，每次看见我都是掩饰不住的懊悔：“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怎么让你遭如此的车祸？”
我安慰他：“老鲁呀，我要感谢你，感谢昆明这个城市。如果不是在这里出车祸，到别的地方出了，我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你不要自责，跟你没有关系，我的命运就是如此。”若干年后，我们每次碰面他总是要提起我在昆明出车祸的事情。
第四天清晨，我和足协的同志一起乘坐云南航空公司的班机返回北京。鲁诚的爱人特意给我做了一件别致又实用的上衣(这件上衣能够套住头和打着石膏的双臂)，让我穿着它回到北京。李传琪担心我一路疼痛，特意安排我们坐在一起，不停地与我聊天，分散我的注意力。
新 闻 查 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