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曾坦言，在他前半生经历过三次与命运的抗争。而第三次也就是2000年4月25日，这位10年前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拓荒者从足协掌门人的位置上退居二线，从他的回忆录里不难发现其中的不甘。造物弄人，一纸任命状，55岁的王俊生在他已知天命的年龄里重新杀出江湖，以正局级的身份担任中国体育竞赛管理集团掌舵人。被足球抛弃的王俊生这次却又是因为足球而东山再起，命运是如此的有趣。

　　-特约记者金汕北京报道

　　三年前王俊生从中国足协的掌门人退居“二线”，这位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开拓者便一度丢掉了绚丽的光环，而合在中体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监事会主席，也给人失去核心角色的感觉。直到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组建中体产业股份竞赛管理集团，由他出任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人们才突然感到，这位昔日在中国足球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东山再起”了，而且从经营的“盘子”看，比中国足协要大若干倍。他再一次成为媒体追踪的对象。向来少说多干的王俊生推掉了几乎所有的采访，破例接受了《南方体育》特约记者与他的对话。

　　角色转换感到自己角色转换得非常快，但愿这一次也能交上好运

　　《南方体育》：担任中体产业股份竞赛管理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王俊生：当然，这个挑战的严峻性不亚于在足协，只是足球的胜负太一览无余，而经营这么大的集团，其成败不像在足球界几十分钟就“盖棺定论”，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游荡。新岗位尽管严峻，但是我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别说在中国足协任职就在商海里遨游近十年，就是到中体产业之后，我也一直在弥补做经济工作的欠缺。我是搞体育出身，从运动员到管理人员，都是在干中学水平，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只有不断地学习，看了不少经济方面的书，听了很多专家的讲课，当然更多的是在实践中摸索。这些日子刚刚上任，我顿时感到压力来了。我这个总裁管理的九大公司个个都有挑战性，像中体产业广告公司、影视公司、经纪公司，商务推广公司、体育旅游公司、体育高新技术发展公司、体育信息咨询等公司，弄好了简直就是给体育界开了个“储蓄所”，弄不好就会拖累整个体育竞赛市场，而且是数以亿计。这真不是闹着玩儿的！另外可以透露给你的是，我们的消息封锁得很死，若干天前就想开个成立大会扩大一下影响，因为SARS袭击京城而没有开成。

　　《南方体育》：一些早年接触过您的人都说，看王俊生在足协大刀阔斧地将足球引向市场，都好像不是昔日的王俊生，而是另一个王俊生。如今当总裁，将是哪一个“王俊生”呢？

　　王俊生(笑)：是啊，我向来做事较为谨慎，当北京体工大队队长，我要求几块钱的账目都要清楚，为此很多同事评价我“抠门儿”、“掉树叶怕砸脑袋”。其实，那时整个都是计划经济体制，我不那样做就要犯错误。到了足协，我之所以打破陈规陋习，做了看起来胆量超群的事，是因为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去尝试、去冒险。我们这一代人都有毛泽东情结，老人家讲的“穷则思变”、“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充满着哲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在足协第一年，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那一年联赛差一点“开天窗”。中国足协得到的拨款只有区区的100万，还不如今天甲A一个球员的收入，要命的是为了让健力宝少年队留学巴西和给女足经费，足协的账面已经近乎零，我急得彻夜难眠，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IMG、ICL两大中介公司，在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国际知名的公司。一旦知道他们可以用中国的联赛“扎”来这么多钱时，有些人的农民意识又抬头了：“这钱咱们来赚不好吗？何必让他们划走一大笔。”我和许放对此置之一笑，都快要讨饭了还在喋喋不休！我们谈判内有压力，外有困难，进行得非常艰难，讨价还价，最后1200万美元终于陆续拨到中国足协的账号上，那在当时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我感到自己角色转换得非常快，但愿这一次也能交上好运。

　　历史之痛没有失落，只是有些不习惯。我相信“阎王”组合会给足球市场带来新的生机。

　　《南方体育》：您在足球推向市场化方面有历史性功绩，可惜也因足球成绩差而掩盖了光芒。您离开一线，中国足球很快便踢进世界杯，您感到遗憾吗？而现在足球市场又在严重萎缩，有人开始怀念起王俊生时代，您怎么看？

　　王俊生：现在有些媒体总是想在所谓的“王俊生时代”和“阎世铎时代”找出本质上的差异，甚至想找到我们之间互相不服气的表现，作为新闻来讲，的确是猛料，但事实情况并非那样。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足球走向市场，我并非先驱，我的上一任年维泗在艰苦的条件下已经作出很多尝试。同样冲进世界杯，米卢的引进就是我在几位人选中遴选的，后来我退居二线，关于怎样同米卢沟通以及处理复杂的关系，阎世铎和我都是商量着决策的。2001年10月7日那天，阎世铎在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我首先发言，我却对采访我的媒体强调，一定要多写在一线工作的阎世铎。如今足球市场的确有点萎缩，这也不是阎世铎一个人的责任，取消升降级主要是治理足球环境，在这个问题上，我当然也有责任。我特别记得，我去年7月离开足协，阎世铎称我为“好兄长”，动情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我如今做了总裁，我们之间肯定会有非常广阔的合作前景，我相信“阎王”组合会给足球市场带来新的生机。

　　《南方体育》：从去年离开足协到当总裁前，近一年的时间工作相对“虚”一些，您有点失落吗？

　　王俊生：没有失落，只是有些不习惯。这10个月不像在足协，那几年繁忙加上棘手的问题，使我骤然苍老了许多，但这种辛苦却很充实。近一年的相对清闲反而使我不适应。如今，沉重的担子压在了我身上，我只有干好。我32岁以前奋斗在绿茵场上，后来为足球职业做了最大努力。我今年55岁了，离60岁还有5年，我60岁时恰恰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我希望在未来回首往事时，我会为自己的努力感到欣慰。

　　市场前景弄好了我们可以做为国内的巨无霸纵横游弋，弄不好这艘航空母舰也会成为“泰坦尼克”。

　　《南方体育》：足球走向市场，您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总裁的位置上，您还有什么抱负吗？

　　王俊生：中国体育搞了这么多年，竞技体育已经进入奥运会三强，全民健身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在体育产业上还有相当差距。现在全世界体育产业达到4000多亿美元，美国就占了2000多亿，而我们国家一年总投资额才2000亿元人民币。竞赛是体育产业的支柱之一，像乔丹前几年一个人的商业价值就是100亿美元。我们国家拥有那么多观众和体育爱好者，这个资源我们必须去猎取，我们步伐缓慢，其他公司也可以去猎取，我们没有权利垄断资源。像邀请NBA火箭队来华比赛，我们想搞，但“输出”姚明的上海体育局合同在先，我们只好看着人家捷足先登，这说明用行政包揽市场的可能越来越小，这也是个进步。体育市场也是入关以后壁垒最少的产业，国外不仅虎视眈眈，而且早已长驱直入，我搞足球市场就知道，人家在这方面财大气粗，创意与管理水平都在我们之上，所以我们将面临着艰苦的格斗。好在中国各项目体育精英的资源还归各管理中心，中国奥委会是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拥有控股权，我们也有自身的优势。既然足球是我在国家体委指导下推到市场的，我想，篮球、排球、乒乓球、棋类等项目都有很大的空间。就说足球，明年是中国足球的首届中超联赛，我们对这项赛事的商务推广权很感兴趣。比如冠名一个亿，如果我们有实力、冠名有很好的前景，我们也可能购买。有人已经将我们形容为国内竞赛商务的航空母舰，但我认识到，弄好了我们可以做为国内的巨无霸，弄不好这艘航空母舰也会成为“泰坦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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