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停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室门口。发生车祸的时间是下午5点35分，现在是6点整。一上出租车，我的上肢便开始恢复知觉，剧烈的疼痛伴随着知觉的恢复愈来愈强烈地向我袭来。我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呻吟出来。下车时疼痛已开始难以忍受，大颗大颗的汗珠从脸上、脖子上往下流，一会儿整个上衣都湿透了。

　　“怎么了？”医生问。

　　“出车祸了。”我回答。

　　“哪里不舒服？”

　　“双臂。”

　　“把衣服脱下来，进行检查。”

　　“脱衣服？”我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

　　“对，不脱掉上衣怎么检查？”

　　“我的双臂可能都骨折了，无法脱上衣。”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和他对话了，汗水一个劲地淌着，疼痛感缠满全身。

　　“那用剪刀剪开。”医生命令着陈熙荣。

　　陈熙荣拿起大剪刀：“俊生，我剪啦！”他首先从我左手的袖口开始剪起，“喳喳”的剪布声听起来是那样的刺耳。看着有纪念意义的衣服就这样剪掉，真是可惜。

　　“衬衣也剪？”

　　“对，凡是妨碍检查的东西全部剪掉。”

　　双臂露出来，医生看了一眼，马上开始填单子。不用说他是医生，就是没有医学常识的人，也看得出来双臂折断的地方。

　　“请到放射科拍片子。”医生对我说，“你们要先付费。”

　　“放射科离这里远吗？”我问。

　　“不远，只有二百米。”医生轻松地讲。

　　“有没有轮椅？”陈熙荣看出我的身体有些虚弱。

　　“我们医院里暂时还没有。”医生回答。

　　我只好站起身，也不知道是谁已经帮助我把鞋穿好，两人扶着我一步一步地向放射科走去。

　　运动员怕站不怕动，怕走不怕跑，这是足球运动员的职业性质决定的。然而足球守门员恰恰相反，由于场上比赛的位置要求，不怕站也不怕走，一场九十分钟的比赛，守门员站在那里的时间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走动的距离远远超过跑动的距离。我既不怕跑步，也不怕走路，我的十二分钟跑，可以达到三千三百米。1972年“拉练”的时候，我和同伴们在北京横贯几大远郊区县，整整绕北京市走了一圈，用了十四天的时间。

　　然而，这二百米路，也许是我四十七年来走的最短的一段路，却是最艰难的路。每迈出一步，我都感受到巨大的疼痛。这种疼痛是我从未经历的，每一次疼痛都令我淌出一身豆大的汗珠，每一次汗珠的流出都使我深深地喘一口气，人显得十分的虚弱。这二百米的路，使我终身难忘，这种疼痛感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整整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我才走完了这段路。

　　这是我人生的缩影，也是我与命运抗争的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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