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黎世返回北京的第二天，我便主持了"吹风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界朋友闻讯纷纷赶来。会议本来在中国足协办公室举行，但由于参加的人员太多，只好改变地点。张吉龙副主席和戚务生主教练同时出席。看得出，新闻界对这届世界杯中国队能否出线十分重视。足球界的"大腕记者"也改变了他们以"职业联赛为本"的忠告，详细地记录着"吹风会"上的每一个细节。
戚务生对抽签结果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虽然与我队同组的有沙特、伊朗两支强队，但同时我们也避开了韩国和日本，也不用面对敌情不明的乌兹别克和哈萨克。在赛程安排上，中国抽到A3，不像A4是最后一轮轮空，这对我队是有利的。"
当记者请他分析一下中国队所在的A组实力时，他实事求是地讲，伊朗和沙特在总体实力上高于中国，科威特与我队水平相近，卡塔尔是惟一水平低于我队的。这样的分析并不等于说我们甘居第三位，从比赛一开始我们就要力争出线。戚务生的分析是到位的，对A组的判断也是相当准确的，应该讲出线与出不了线都属正常。在我队整体实力还未真正超过对手的情况下，只能谈"争取"，而不能讲"一定"。徐根宝在1991年曾有"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的决心，但他却因此备受批评与攻击。
从苏黎世回到北京再到7月31日的一个多星期内，中国足协和国家男足的备战工作十分繁忙。领队李传琪、主教练戚务生带领教练组针对"十强赛"时间长、场次多、往返路途远、对手强以及困难大、情况复杂等特点，制定了详细的备战计划。"十强赛"计划的指导思想是提高整体意识，搞好防守体系和进攻套路。具体的方法是，中场多投入兵力，后场加强整体防守的能力，边前卫、边后卫利用前场留有的空当，大胆地从中后场发起进攻。这就需要有良好的比赛意识和充沛的体能，以及高质量的传接球。
戚务生说："根据几年来的观察和预赛的表现，我想启用于根伟和姚夏出任两个边前卫，加强我队进攻与防守的实力。因为，伊朗、沙特都是实力在我队之上的队伍。科威特、卡塔尔也不是等闲之辈。我们要想在小组出线，必须加强全队的整体实力，否则还是第三的位置。为了完成好备战任务，我提议赴英国封闭训练和比赛十八天，计划与水晶宫、切尔西、阿森纳、查尔顿四个俱乐部进行四场比赛，然后直赴汉城与韩国队比赛，回国调整十天直接进入'十强赛'，8月7日全队集中。从那时起到比赛结束，教练组与运动员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世界杯。"
教练组的其他教练员就戚务生的备战方案，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修改和补充意见，讨论得十分热烈，时而也有激烈的辩论。有人提出，如果于根伟、姚夏的发挥并未达到教练组的要求和目的，怎么办？如果英国训练计划落空怎么办？四个俱乐部主力队员都能上吗？十天的"恢复期"，时间够不够？四个队的录像带和目前的真正实力能否迅速得到和了解到，能否提供给我们最准确的信息？职业联赛怎么办?运动员如果在联赛中受伤怎么办？我们的"主场"选在哪里？如何充分利用主场的优势？客场比赛机票怎么办？是否还派专机？
教练组提出的问题，确实与能否出线息息相关，也反映出教练组对保障工作的担心。戚务生的备战方案我看是可行的，但由于时间问题，难度也相对很大。教练组的担心也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这些问题我已经开始着手解决了。
这次英国之行如果搁浅，备战计划就会全部落空。8月11日赴英，距出发之日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联系吃、住、行、练的地方，还要寻找比赛的对手，同时要办理复杂的出国手续和购买三十张机票，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造成搁浅。于是，我向各责任部门提出了分工负责、急事先办、难事领导出面、不问过程只求结果的行政要求。
1997年8月，与刘洪伟(左二)在英国伦敦。中国足协副主席韩敬民先生是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的总经理，由他负责协助办理中国队在英国训练、比赛的事宜。韩敬民总经理将此项任务交给了他手下的北京高德体育文化中心。该公司是专门负责文化、体育推广的专业公司，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英国足球圈也有良好的信誉。高德公司总经理刘洪伟先生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他信心十足地对我说，如果中国国家队在英国对训练场地、住宿、饮食及比赛对手不满意，他甘愿受罚。五天后，他带领一个工作小组直飞英国，亲自办理此事。我直接电告英国足球协会有关中国国家队的状况，并希望他们给予帮助。我队的英国技术顾问鲍克斯顿和里默也积极活动，四处联络。一切布置停当后，我向国家体委党组汇报，恳请体委领导在必要的时候出面帮助解决问题。国家体委党组表示全力支持，并帮助中国足协解决各种困难。第十二天，各路人马传回捷报：机票全部到手，护照、外汇都提前办理完毕，英国足协全力支持，刘洪伟与四个俱乐部(后来又增加了一个俱乐部)全部联系好，甚至连裁判员的姓名都电传给了我。8月11日，国家队离开北京飞赴英国伦敦，开始了十八天的赛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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