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戚务生，1944年生，山东威海人。他十六岁进入大连少年足球队，四年后入选辽宁省队，1965年进入国家队，担任自由中卫，于1974年获亚运会第三名，曾被誉为"中国第一中后卫"。他同他那一辈所有的运动员一样，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当时以年维泗为主教练的国家队平均年龄才二十三岁，可1966年在金边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同当年世界杯前八名朝鲜队比赛时场面还稍微占优，只是越南裁判的不公和缺少经验才在1∶0领先的情况下以1∶2失利获亚军。如果当时不是"文革"动乱中止了训练，这支球队的前途将无可限量。最近年维泗说，职业化以后，我们的很多球员到欧洲职业队，大多都是坐冷板凳，但当年的戚务生和李宙哲两个人是完全可以打上主力的。我相信这位老前辈的中肯评价，这也足见戚务生做运动员时就是很优秀的。1976年，戚务生退役后开始从事教练员工作，1978年在索马里国家队执教一年，1983年任曾雪麟的助理教练，共同执教当时的国家队。1985年"五一九事件"后，他离开了国家队。我认为这段失败的经历对他是很有好处的，这对他日后执教国家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戚务生于1987年担任广州白云山队主教练，把这支降级队伍晋升到甲级队(A组)。1989年，他执教大连队时成绩斐然，把甲级B组的大连队一下晋升为甲级A组的劲旅，并获得1990年甲A联赛第三名、1991年足协杯亚军、1992年足协杯冠军，他也被中国足协评为当年的"全国最佳教练员"。可以说，戚务生是中国最早接触职业化的教练，又是最早以国家体委训练局教练的身份主动到地方执教的著名教练。戚务生为人忠诚、热情，他自信、意志坚定、责任心强、品质优秀。
1997年7月20日，与戚务生在瑞士。可以说，戚务生是目前国内教练员中最出类拔萃者之一。
1972年，我进入国家队以后才与戚务生相识，比他小四岁。当时国家队有戚务生这样在"文革"前就入队的老队员，也有像我这样的新队员。一般国家队里新老队员的区别总是有的，资格老的底气总是壮一些，可戚务生从不欺负小队员，但也很少主动与别人打招呼，是一个话不多的人。不少人认为他为人谨慎、朴实而耿直，但不善于与人交往。实际上，他并非不善于交流，确切地讲他是有选择地交朋友，一旦成为朋友，便是莫逆之交。我在国家队期间和戚务生的接触并不多，但每当有事找到他时，他都非常客气且热情地帮我解决，使我感到他并不"冷峻"，而是耿直有义气。
在1993年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施拉普纳率领的中国队先以0∶1输给了弱旅也门队，又以0∶1折戟伊拉克队，使得中国队只有在理论上还有出线的可能。实际上大家都明白，出线的希望已荡然无存。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韩乔生说："第二阶段的比赛，中国队已经没有出线的可能，他们的比赛只是陪太子读书。"一语道破了所有人的心思。急切的期望瞬间变成了使人难以接受的失望；1992年热情的欢迎，一张张笑靥顷刻变得淡漠与冷酷。这种巨大反差与变化，令这个日耳曼人既不理解也不适应。他终于明白了，伊尔比德的失利，已经宣告了自己主教练员职务的结束。
施拉普纳的惨败，使我们难以马上再聘请洋教练，因为国家队在小组就出局是一个说不过去的战绩。外国教练对中国足球不了解的评价占据了主流，这给了中国教练员一个机遇，也坚定了中国足协聘用中国自己的教练员的决心。当时在我们视线中的教练员除戚务生外，还有高丰文、苏永舜、徐根宝、李应发。
高丰文，1939年生，辽宁开源人。他1956年进入沈阳青年队，1959年入选中国国家队，1973年退役。退役后，他曾以足球专家身份赴南也门和布隆迪任教，1984年担任中国少年队主教练，1986年接任国家队主教练一职。1987年，他带领奥林匹克队闯入奥运会决赛圈，这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世界大赛中获得出线权。当时的高丰文一时间成为英雄，在天安门广场和沈阳等地都有群众游行的热烈场面。但在汉城奥运会上，中国队对联邦德国、瑞典、突尼斯三场比赛却一球未进。联想到这次世界杯的状况，更感觉到冲出亚洲绝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如果实力不济，到了大赛时也只是充当一个屈辱的角色。对高丰文来说，最大的遗憾是在1989年的两个"黑色三分钟"。正是这两个短暂的片刻，使中国足球"只差一步到罗马"。这对中国足球和高丰文本人都是一次很大的创伤。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亚运会上，中国队惜败泰国队而未能跻身四强。就此辞职后的高丰文一直致力于青少年足球的培养工作，并以个人的名义创建了一所足球学校。在施拉普纳离开国家队主教练位置的时候，高丰文正在进行艰苦的创业，况且在中国足球队经历失败后不久，主教练是很难在短期内复出的，舆论和球迷也难以接受，故他与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是无缘了。
苏永舜，1934年生，广州市人。他十七岁入选广州市足球队，1952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是中国少有的知识分子出身的运动员。他良好的文化素质对他当运动员和教练员都很有帮助。1957年，他随国家队到天津落户，在这之前他在国家白队担任主力前卫。由于首都北京和直辖市天津都需要一支很好的足球队，于是红队归北京，白队归天津。苏永舜1962年返回广东，1963年退役后任广东队主教练，1981年出任国家队主教练。他执教时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后中国队首次冲击世界杯，那次大赛培育了许多新一代球迷。应该说，苏永舜带领的这支技术型球队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对亚洲两支球队的双循环比赛中取得三胜一平的成绩，只是因不适应新西兰的打法而未能率先出线。即使这样，本来以小组第二出线也是顺理成章的，可惜因沙特队戏剧性地以0∶5负于新西兰队，中国队又在与新西兰队的加赛中失利，失去出线权。苏永舜便引咎辞职，后赴加拿大。在1985年"五一九事件"之后，国家体委让年维泗担任主教练。年维泗曾主动提出让苏永舜回来，如果那时他回来是很合适的，可惜在加拿大有些事情使他离不开。90年代初，他曾向一些媒体透露愿意重操旧业的想法，这一次我们的确也考虑过他，但由于他多年在国外，离开中国足球有较长时间，故未被选入。
徐根宝，1944年生，上海市人。他1961年入选南京部队足球队，后被年维泗选进国家队，1976年退役后任教练。1979年任山西队主教练，把这支队伍送进了第四届全运会的八强。他1973年任国家二队、国家队助理教练，1982年任国家二队主教练，1989年任国奥队主教练，1991年成为国家队主教练。1992年国奥队兵败吉隆坡后，我找他征求意见，希望他能代表中方教练协助施拉普纳工作，他欣然接受。施拉普纳交出教鞭的同时，他也申请离开国家队回上海，走他自己的足球之路，故这次选择主教练也与他无关了。
李应发，1944年生，山东蓬莱人。他1959年入选青年队，1960年进入辽宁省队，1973年入选国家队。1976年，他退役后任辽宁青年队、辽宁省队主教练，1986年任中国黄队主教练，后带领辽宁队屡夺全国冠军，有"十冠王"的美称。1996年率辽宁队获亚洲俱乐部杯冠军。本来他是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强有力的竞争者，可惜1994年他开始搞俱乐部的管理工作，领导东药足球俱乐部，任副总经理，故无缘入主国家队。
根据国家体委确定与选拔国家各级教练员的标准规定，我们认为戚务生具备了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的条件，有能力执教好这支队伍。
机遇的天平倒向了戚务生。经国家体委批准，戚务生开始了他在国家队任主教练的四年艰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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