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序言：我为祖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奋斗了十年，如果要用一个词道尽其艰辛，那就是“屡遭打击”。
第一次打击是1997年国家男子足球队参加第十六届世界杯亚洲区决赛失去出线权，人们说主要原因是我的心太软；第二次打击是1999年国家奥林匹克队参加第二十七届奥运会亚洲区决赛未出线，人们对我的评价是"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第三次打击是中国
足球改革险些走上歧途，人们称我是“打开瓶盖的人”。
2001年10月，参加“奥运健儿西部行活动”时，向陕西铁路工人表示慰问并赠送足球。1996年，国家男子足球队在第十一届亚洲杯上未进入前四名。1997年，中国队在第六次冲击世界杯时又遭败绩。1998年，经过千辛万苦、克服种种困难培育起来的职业联赛被阴霾笼罩：主客场赛制的确立是为了激发球迷的热情与参与，然而现在却成为地方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诱因；升降级本意是遵循市场竞争的规律，促进比赛的精彩与激烈的程度，却成为只能赢不能输、急功近利的祸根；"假球、黑哨"引发了球迷闹事，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一声哨，不管是俱乐部老板，还是球迷，如果不满，都可以高呼退出中国足球，或是打倒中国足协、王俊生下台；为了一场比赛的胜利，一些俱乐部甚至可以置中国足协的有关规章制度于不顾，滥发奖金与津贴，运动员的年收入已经达到天文数字，而技术、战术水平的提高却并不明显，国家队的成绩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1999年，以健力宝青年队队员为主体的中国国家奥林匹克队，在冲击奥运会亚洲出线权的争夺中，先后败给了韩国队、巴林队。国人对国奥队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是技战术水平都不满意，一部分领导人也认为由于运动员的钱来得太多太容易，放松了对自己各方面的要求，而导致成绩上不去。
连续的打击和十年来的劳累，使我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第二十七届悉尼奥运会结束后，在组织奥运健儿西行的活动中，我心脏病突发，病倒在西安第四军医大的病榻上。
第一节(1)残酷、悲壮的1997年“十强赛”
我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世上许多事情并不像1＋1=2那样简单。有些时候准备很认真，工作很努力，可结局却并不好。1997年“十强赛”的结局比我预料的还要坏。
1996年是鼠年，也是我的本命年。有人说本命年不好，也有人讲本命年好。在这一年里，我有喜有悲，悲大于喜，是付出大于收获的一年。
3月17日至31日，我率队赴吉隆坡参加第二十六届奥运会亚洲区决赛，结果仅获小组第三名，失去了参加第二十六届奥运会的资格。
9月30日，我的亲密战友许放突然逝世，给了我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12月3日至21日，我率队参加了第十一届亚洲杯的决赛，中国队在第三场比赛最后十秒钟以0∶1输给了日本队，受到舆论强烈谴责。叙利亚队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后，把中国队送进了前八名，但在与沙特队争夺前四名的比赛中，我队先以两球领先后又以3∶4失利。主教练戚务生萌生退意。
12月23日，亚足联执委会十六名委员投票表决第十二届亚洲杯决赛主办国，中国竟以两票赞成、十四票反对而失去主办权。这在中国足球外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惨痛失利。炮火纷飞、销烟弥漫的黎巴嫩竟获得了举办权。
…………
一系列连续的打击，使我饱尝中国足球事业的艰难……
12月26日，中国足协在北京进行了换届选举，袁伟民再次当选为中国足协主席，我继续担任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这一年中，还发生了两件有一定影响的事件：一是四川个别球迷对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对四川全兴队及主教练余东风的处罚不满，在甲A赛场上打出了抨击中国足协及其领导人的标语，这在职业联赛三年中尚属首次；二是《中国足球报》的一名记者在上海《新民体育报》上撰写的一篇文章《十问中国足协》，在全国足球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有不少与事实十分不符的报道。该记者受到了《中国足球报》的严厉处罚，上海《新民体育报》作了深刻的检查，主要负责人也进行了调整。
在这种形势和背景下，中国足球进入了1997年。此时的我感到十分疲惫，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主要的是精神上、心理上的劳累。说实在的，如果能让我睡上一两个安稳觉，那么我真的会感到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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