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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队在韩日世界杯赛场上虽然尽了力，但实力差距之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想。糟糕的成绩背后反映了平时中国球员训练不刻苦，对球员的管理也软弱无力的现状。中国体育界曾提出“向训练要成绩、向管理要成绩”，许多优势项目依靠“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训练法宝取得了突出成绩。加强训练，加强管理，是中国足球界可以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的基础环节。下面是新华社记者专访国内足球界人士的访谈综合。
新华社记者刘海民从青岛报道，青岛颐中队主教练、韩国人李章洙说，我在中国执教五个年头了，我认为中国球员和韩国球员主要差距在“精神”方面，这是个核心问题。一个球队在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其他方面随着也就不行了，训练不投入，比赛没有进取心。你有再好的技术，在精神上一松懈，累了，不想跑了，就等于零。中国球员的条件太好了，优越感太强了，但是精神风貌要差一点，对自己的职业没有全身心的投入，遇到困难和挫折容易放弃。
李章洙说，球员在训练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自制力和职业感也十分重要。运动员要懂得在有限的运动生涯内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中国球员却不懂得珍惜，70%到80%的球员都吸烟。现在欧洲和韩国中有许多30多岁的球员都在球队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在中国就很少。所以在吸烟、喝酒的问题上，每个职业球员都要有自制力，改掉一些不良嗜好。
山东鲁能泰山俱乐部总经理董罡在接受记者赵海波的专访时说，“三从一大”完全有必要，核心是严格，搞足球的就应该吃苦。如何让球员提出“我要练”，关键是抓好青少年的培养，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有更多的人才相互竞争，球员不练都不行。像鲁能队，过去经常有队员假称伤病不参加训练，因为到时他还是主力还能上场比赛。现在搞了25人的一队和预备队，进行动态管理，唯状态论。现在有的队员即使有了小伤小病也不说而坚持训练。这虽然也不对，但反映了队员思想上的转变。
四川全兴俱乐部前总经理许勇在接受记者杨明的专访时说，我认为重提“三从一大”有必要，现在球员觉悟比较差，自我约束不够，提倡“三从一大”的精神是有针对性的，但要注入科学内涵，应该和五六十年代的“三从一大”有所区别。
许勇说，做为一名职业球员来说，应该全心全意地投入训练和比赛中，挂名当个董事长还可以，但参与公司或企业的管理就肯定会分心，而且难免要抽烟喝酒过夜生活，职业球员是不应沾染这些东西的。现在又有人提出对球员限薪，如果中国足协真要这样做，肯定能想出好办法。这和俱乐部的动机是一致的，谁都愿意物有所值。
前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说，科学训练是在“三从一大”的前提下进行的，希丁克这次执教韩国队成功有一个前提，韩国球员吃得起苦，经得住他的“魔鬼式”训练。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队员认识要提高。中国的职业足球过渡得太快，可惜不是从根本上学习别人，而只学了别人的高收入、走训制，在训练时间上短了。而国外的职业球员都是“我要练”，而不是“要我练”，他们甚至自己出钱请体能教练，因为他们的身价与他们的水平是成正比的。
重庆力帆俱乐部总经理石雪清在接受记者刘卫宏的专访时说，力帆队的训练现在不错，大家争着练，为什么？因为我们实行竞争上岗，而且奖金实行风险责任制。实行年薪制的老队员，球队成绩不好，要从风险金里面扣钱；年轻队员月工资只有几千元，但他们的奖金还可以，因为他们能上场比赛。所有的东西都靠自己，谁训练认真努力，有状态，就可以上场，就有出场费和奖金，否则什么都没有。
大连实德俱乐部主席徐明对记者蔡拥军、马邦杰说，“三从一大”要分两个阶段看。青少年时期要坚持“三从一大”，一线队伍则要科学安排、要尊重科学。技术训练应在进入职业队前解决。我赞成“快乐足球”的观念，不要把工作当成一种压力，而是当成一种乐趣。
大连实德队的南斯拉夫教练科萨诺维奇则说，训练现代球员，不能用20年前的方式。中国球队现在就是这样做的。需要真正的专家来带队训练。要有计划，不能太随意，要用先进仪器等现代科技手段，要把球员的资料存入电脑，根据球员的资料图象来观察他的比赛训练情况。我们大连队过去三年就是这样做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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