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青雷北京报道 记者都有这样一种直觉：闪烁其词的背后往往酝酿着大有文章的各色内幕，越是以“无可奉告”的婉拒结束的谈话，越是在某个范围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面对“俱乐部和球员的税收专题”的集体采访任务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头一次遭到了默契的联合的抵制。

　　来自云南方面的消息：当记者刚刚提出这一话题，俱乐部的老总便正色道：“你采访什么我都可以谈，就是这个事情不能谈。”；来自上海方面的消息：“你们做这么敏感的话题，哪个俱乐部敢和你们说呀？”；来自重庆和武汉的消息，特约的记者一听到话题就退避三舍：“这次的任务我恐怕完成不了。”；而当记者走到杨祖武的办公室时，得到了最为直接的答案：“这个问题我不能说。”

　　所有的人都在回避，但是事实的存在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还是了解到：某俱乐部一年要向国家上缴100个亿，为了减少赋税——搞实业创办足球俱乐部成为最佳的广告宣传和变相免税的“变通途径”；在批条子的长官意志的直接作用下，减免的不仅仅是企业和俱乐部的税，更有某些大牌球员可以分出三六九等的“暗箱税则”；最为棘手的恐怕还是某些地方在减免之后依然“明日复明日”地拖欠债。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是否是一个秘密，而在于秘密本身应该不应该成为道路以目的“无可奉告”。阎世铎说：“2003年，中超俱乐部要实现自主盈利。”我们知道没有人会对阎主席运用这句最著名的外交辞令，但放出来的也一定是更大的一颗卫星，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愿意冒出来穿一下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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