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高昱　　特约采访：秦云

　　导读：中国人已经为足球这项优美的运动而疯狂，而且，他们希望将这种精神上的疯狂转变为经济上的现实利益。

　　这不是罪过。但是赌球产生了。在中国的广州、成都、沈阳、大连、上海，几乎凡是足球氛围较浓的城市，也都是赌球氛围较浓的地方。面对赌球者业已形成的稳定结构，来自警方的打击，并没有呈现出充分的威慑。

　　既然足球博彩能指挥这么多金钱，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用合法化来引导它。然而，中国足球彩票这个婴儿的难产，说明即使是每个人都认同的一小步，也承载着太多的疑问和左右为难。改革可以结出苹果，也可以产生怪胎。但是，改总比不改好

　　群众运动

　　街道对面，一个男人倚在士多店门口的摩托车上，冲着手机用广东话大声念着手中的一本杂志。士多店前，一个女人在买烟，两个人在走路。但是陈警官突然停了下来。

　　“那个人在赌博。”身穿便装的陈警官说，“就是那个打电话的男人。”

　　确切地说，是在“赌波”，广东话的赌波就是赌球。“他在电话里说的是几场欧洲冠军杯球赛的‘盘口’，和自己要下的赌注。这家伙昨天好像已经赢了不少钱。”陈警官在记者面前皱着眉头，但终于没有发作，“我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他只是在打电话。”

　　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大桌上堆满钞票，人们围在电视机前大呼小叫——在广州，这种经典的赌球场面已经很难见到了。这座城市和其他中国城市一样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严打。4月11日上午，广州与北京、沈阳、哈尔滨、上海、武汉、重庆等十大城市的公安机关同时召开了群众大会，来自官方的说法是对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公开宣布逮捕。8天之后，广东省的各市、县又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公开处理大会，5485名违法犯罪嫌疑人面对有组织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员和中小学生，被公开宣布逮捕或拘留。特殊的地理位置显然在迫使广东省和广州市为打击犯罪更多地付出。他们把持续已经1年之久的“严打斗争”扩展为“两打一扫”，即打黑、打拐、扫除黄赌毒。在广州，所有的酒吧、夜总会、歌厅等娱乐场所，必须在凌晨2点之前关门歇业；黄昏刚过，就开始有戴着钢盔的警察手持冲锋枪，站在毗邻黄花岗和世界贸易中心的路口设卡查车。记者被告知，广州市内这种警方设卡的重点路段有10个，1年多来天天如此。“以前是出租逢车必查，现在虽然只是抽查，但威慑力确实显著。”一位在花园酒店里的华为公司供职的高级经理说。

　　也是在1年之前，当地警方开始了代号为“PG”的行动，集中打击以赌球、六合彩和外围赌马为主的地下赌博。当年6月11日欧洲杯开赛后，中国多个省市同时赌球蜂起，一些国际赌博集团也积极通过广东向中国境内渗透，并开设中文赌球网站。中国公安部不得不于6月17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对地下赌球现象“露头就打”，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广州市首当其冲，10天之内查获赌球案件5宗，抓获赌徒20多名，涉赌金额近百万元。

　　作为一个陌生人，记者在广州的十几处酒吧里都没有找到赌球的痕迹，包括越秀山体育场和东山附近几处据说曾经“有料”的球迷酒吧，甚至没有一个酒吧的电视上在转播球赛。但记者在广州的几天里，每天都有出租车司机能够像预报天气一样告诉你今天晚上有几场波。在广州街头，可以买到像《波盘至尊》之类十几种当天出版的港澳赌球杂志。这种没有刊号的杂志，一半内容是下周各场比赛的澳门赌博公司盘口、贴水、英国赌博公司赔率，以及对阵两队的交手历史、当前状态、胜负关键、港澳和内地电视频道直播时间；另一半则是各种赌球公司、网站的广告，处处可以看到“独家内幕情报”、“人人赢到开巷”之类的字样。

　　广州《南方体育》编辑顾剑告诉记者，他曾经在一个报摊观察过，15分钟之内，仅这份《波盘至尊》就卖掉了十几本。

　　很显然，至少对于赌球者来说，威慑仅仅是表面的。成果与实际存在的普遍性相比微不足道。“过去是每逢周末，广州男人的主要活动就是赌球。”顾剑告诉记者，现在能赌的球赛越来越多，从英超、意甲、德甲、西甲再到欧洲杯、冠军杯、联盟杯、世界杯外围赛，国内的甲A甲B也有人赌，基本上每天都有比赛可以下注。

　　“且不说有人专以赌球为生，赌球实际上已经成为很多广州男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顾剑说。

　　究竟广州有多少人曾经或者正在赌球，记者不得而知，但在广州接触的所有人，包括官员、教师、记者、外资公司的高层白领，都能或多或少地对赌球的玩法说出一二三。广东毫无疑问是中国内地地下赌球最为严重的地区，与它毗邻的澳门是亚洲惟一允许赌球合法存在的城市。而同样毗邻的香港迄今为止只用法律保护两种赌博形式：赌马和六合彩，足球博彩也受到禁止，并对赌球者和庄家可处以从3个月监禁到最多7年徒刑以及巨额罚金。但目前香港非法外围赌马、赌球、私彩的投注额，都比被批准的赛马赌博为高，每个周末由香港流向澳门的赌球金额高达20多亿元。

　　广东的足球传统也是赌球风甚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中央电视台每周只转播一场意甲比赛和一到两场德甲，而广东的电视台早在3年前就开始转播更为刺激的英超和西甲。在广东的很多地方，可以接收到香港有线、泰国卫星电视等频道的体育节目，所有的足球直播现在都开始实时介绍其他场次的最新比分。广东电视台曾经拍过一个打击赌球的新闻片，被抓获的赌球者告诉摄像：“我们就是看着你们的转播赌球的。”

　　事实上，在中国其他地方，几乎凡是足球氛围较浓的城市，成都、沈阳、重庆、大连、长春、上海，也都是赌球氛围较浓的地区。

　　根据澳门赌博公司去年底在网上发布的消息，每周来自内地的平均投注量超过80万人次，金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这其中大概有一半是从广东赌球者直接或由其他地方投注给广东庄家再流向澳门。

　　圈子里的稳定结构和暴利

　　“广州的赌球已经圈子化，而且这些圈子相当庞大。”《南方体育》主编龚晓跃说。面对官方的持续清查，过去赌球者和庄家在酒吧里现场下注、现场看球、现场结账的做法存在着被抓“现行”的巨大风险。据中山一路上一间酒吧的老板介绍，2000年欧洲杯前，他本以为酒吧的生意到时可以增加三到四成，但结果却是减少了三成。

　　目前比较普遍采用的方法是电话下注——尽管可能丧失现场火暴气氛的刺激，但通过电话赌球非常安全，而且同样方便和迅捷。这种办法与以往公开设赌最大的区别是它更为私人化。“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圈子赌球，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是朋友，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投注，除非你能找到朋友介绍。”顾剑说。在这样的圈子里，有一个是庄家或负责收投注的人，每次赌球时，这个人会打电话告诉你各场比赛的盘口、赔率以及相关资料，你只需告诉他自己压哪一场哪一个队，下多少钱的赌注。比赛结束后，他会告诉你输赢情况。至于结账，有的是第二天结钱，大家到一个酒楼里吃饭，你输了把钱带过去，赢了庄家赔给你，也有的每周周一周五见两面，或者一个月算一次，或者等应付、应收赌账累积到一定钱数之后，统一结一次账。

　　“先下注后给钱，也没有任何凭证，难道不担心赌球者或庄家输钱赖账吗？”记者问。

　　“这个圈子虽然在玩赌博，但非常讲究信用。”顾剑解释道，对庄家来说，不怕你赢，就怕你不玩；对赌球者来说，赖账或者出卖不仅意味着你在朋友中的信誉，“更重要的是带你进到这个圈子里来的朋友就有麻烦了。”——他就曾看见一个介绍人被打断了一条腿。

　　“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不违反这个行规。”顾剑说，“而且在这种圈子里，很少有输得家破人亡的，因为朋友熟悉你的经济状况，会根据你的经济条件接受投注，绝不会接让你家破人亡的投注。”

　　整个广州，这样的地下赌球圈子可能有许多个，它们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结构，一种相当安定的环境——每个人都依靠信任维持着一种秩序，少有因赌而起的命案，也少有因告密而起的覆灭。尽管一个人的暴露会很容易带来整个圈子的暴露，但事实证明，来自警方严厉的打击很难伤其筋骨。

　　在公开赌球曾经同样活跃的成都，暗访中记者发现，目前的赌球活动并非外界所认为的那样嚣张。就参与赌球的资金规模和参与人的身份地位划分，成都的赌球也自然分为三个层次：老板娱乐，中产活动和低层消费。尤其是为数不少的老板级赌球玩家开始以会员制的形式出现，参与者大多平时相熟，人员比较固定，一般是和港澳或广东地区的赌球集团直接发生联系，以银行划账方式或者更难以发现的网上下注赌球。中产阶层的赌球者也只是在接受赔率时才会在一些中档酒吧和茶楼里碰头，当得知记者是第一次参与赌球时，“老手”们还劝告：“悠着下注，慢慢来，不要把家当都赔进去了。”惟一容易引人注目的是大学生的赌球，但由于赌资普遍太小，而且大多发生在校园里，在社会上基本没有影响。据广州《足球报》编辑吕彤向记者介绍，目前全世界赌球主要有两种盘口，英国赌博公司开出的欧洲盘和澳门赌博公司开出的亚洲盘。欧洲盘给每场比赛双方的胜平负开赔率，亚洲盘则是让球。比如2002年世界杯外围赛欧洲区第二小组的一场比赛葡萄牙主场对荷兰，欧洲盘开出的赔率是葡萄牙胜1赔1.85，荷兰胜1赔3.5，平局1赔3；亚洲盘口则是葡萄牙让半球，即如果葡萄牙一球以上获胜，押葡萄牙者赢，如果荷兰胜或两队打平，则押荷兰者赢。在内地，相关的花样又有七八种，有就一场球下注的“独赢”，也有类似于欧洲盘玩法的“波胆”，下一注同时赌两场球、三场球输赢的“二串一”、“三串一”，还有赌进球数、赌谁先进球等。

　　“一般说来，亚洲人包括中国人都喜欢玩亚洲盘的独赢。”顾剑说，澳门赌博公司花了30年时间研究赌球，尽管所有的亚洲盘都是通过欧洲盘算出来的，“但亚洲盘可以说是最无懈可击的，它通过让球让两个队相对均衡，欧洲盘有胜平负三种选择，你赢的可能性是1/3，而亚洲盘输赢各1/2。”——更何况庄家开亚洲盘更为划算，像西班牙对法罗群岛按欧洲盘1赔15，即使赢了收的筹码也很少，而万一赔了就损失太大了。

　　经过朋友的辗转介绍，记者见到了一位已经收山的大庄家。“赌球坐庄必须保证投向两边的筹码尽可能相当，因为足球是圆的，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必须规避风险，但坐庄是稳赚的。”这位人称“强哥”的庄家告诉记者，这里面的奥秘就在“贴水”上，同样拿葡萄牙对荷兰那场球举例，盘口开出后还会有一个折扣，葡萄牙是0.95,荷兰是0.9。也就是说你投注100元，如果葡萄牙获胜，你押错了100元归庄家，你押中了庄家只赔给你95元；如果两队打平或荷兰获胜，你押错了同样要赔出去100元，你押对了只能得90元。

　　“按照澳门赌博公司的惯例，一场比赛两个队的贴水加起来一般是1.85左右，那么如果你往两边各下注100元钱，最后你只能拿走185元，庄家稳赚15元钱。”“强哥”的盘口就是完全按照澳门赌博公司的盘口开出的，而这个贴水折扣赌博公司会根据投注情况时时调整，他们需要保证投向两方的筹码大体相当，最高有1.1的，最低0.75。

　　据一些熟悉赌球的人介绍，凡是贴水下降，就说明有大资金进入，有的人对足球一窍不通，却专门根据这个指数的变化跟着下注。但强哥告诫道，某些时候这种变化也可能是赌博公司的故意误导，“所以真正的赌波高手会把亚洲盘和欧洲盘对比着看，然后自己作出判断”。

　　“一般来说，像澳门、欧洲的赌博公司是很少操纵比赛的。”顾剑说。一是比赛太多它操纵不过来，另一个原因就是它是坐地收钱，那么多人投注，一般没有必要犯众怒。但也有例外，比如1998年世界杯决赛巴西队和法国队那场，庄家开出的赔率是巴西让半球，但所有人都认为如日中天的巴西队赢定跌跌撞撞进入决赛的法国队，结果是法国3:0胜巴西。就那一场，据说香港人就输掉了124亿港元。还有尼日利亚对丹麦1:4的一场，在世界杯后不久就有印尼赌球集团指出那是赌博集团操纵的假球，赌博公司许下的黑钱比尼日利亚足协给球队开出的奖金高20多倍。

　　“强哥”不是最早的内地庄家，但也恰好在1998年世界杯国内赌球风起之前。“庄家大概可以分成两种，我属于自己坐庄。”“强哥”一方面在朋友圈里寻找投注者，另一方面也发展了一些下家，“前几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下注，境外的赌博集团也需要在国内开拓市场，所以会找一些人替我们到酒吧、卡拉OK或者到外地发展赌球，他们一般能拿到5%到10%的佣金。”

　　但很快这一行竞争者越来越多，尤其是大量外围庄产生。“所谓外围庄就是那些持有港澳护照或双程证的人，在澳门赌博公司开账户，存入10万港币的保证金，同时在国内银行也存入相当数量的人民币，就可以接受其他人的下注。”吕彤解释说，这种外围庄其实只是一个中介，一方面在内地接受下注，同时再打电话给澳门方面在自己的账户上下注，单场一般一注最少100元钱，最多下10万元，否则万一在内地这边一次赔得太多，澳门那边虽然同时赢了很多，但在短时间内资金周转上会出现问题。而外围庄赚钱的渠道也是吃贴水里的折扣，竞争的结果是目前广州庄家给赌民的贴水每场球统一到1.8左右，即独立庄家可以从每200元赌金中抽取20元，而外围庄去掉赌博公司剥削走的0.15的折扣，自己每笔钱只有0.05即2.5%的抽头。

　　“现在广州的外围庄要远比独立坐庄的多，但在沈阳等地，不把风险转移到澳门赌博公司的独立庄家占多数，他们后面往往有几千万的资金，带有一定的黑社会背景。”“强哥”说，大家都看中这里面10%的利润，“别看这10%利润似乎不太大，但架不住我每天都赚，我最高峰的时候一周可以接200多万的投注，每个月净赚七八十万。而现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外围庄也可以拿到这么多投注，每个月可以净赚20万左右。”

　　但是“强哥”还是最终放弃了这桩好生意，他的身份已经是一家餐饮公司的老板。“那里面的水越来越深，我害怕自己终有一天会拔不出来，还是及早脱身把钱洗白为妙。”“强哥”说。

　　太阳神落山的悲剧

　　在广州，有一家老牌的著名餐馆叫广州酒家，广州酒家养了一支业余足球队，网罗了一批退役的老球员，几年来一直蝉联着当地联赛的冠军。在这支足球队里，有两名球员，一位叫董国智，原国奥队和广州太阳神队主力门将，一位叫温俊武，原广州太阳神队主力中场，4年前曾经和大连队的孙继海、天津队的迟荣亮一起，被称为该年龄段除健力宝队员之外最有前途的未来球星。

　　当昔日的队友年收入从几十万跨越到百万的时候，董国智和温俊武只能每月从广州酒家拿到2000块钱的工资。

　　“他们的足球生涯彻底废了。”担任过太阳神俱乐部副总经理的广州青年商会秘书长刘孝伍面对记者，沉痛之情溢于言表。“1997年广东队获得全运会亚军，温俊武包办了预赛里一半的进球，要不是他在预赛最后一场最后3分钟打进一个球，广东队连决赛圈都进不了。但现在，他们都被赌球给废了。”

　　1998年底，一家足球报纸爆出猛料，广州太阳神队一名教练和4名队员参与赌球。尽管报纸未点名，但有心人通过报道的描述都能猜出所指是谁，一时全国舆论大哗，公安部门介入侦查。侦查的结论是董、温二人确实参与了赌球，但由于数目较小，未予拘留。然而，太阳神俱乐部却不得不对两人给予队内禁赛处理。

　　但是受赌球之害的并不仅仅是两名球员。赌球风波之后，太阳神俱乐部采取了军训等方法对队伍进行整顿。为了减少赌球对球队的干扰，俱乐部一方面设立举报奖金，对提供线索重奖，并与警方联手，另一方面与球员签订反赌球协议。另外，俱乐部还决定适当提高赢球后的奖金，尽量抵御“黑钱”对球员的诱惑。

　　“但从根子上摆脱还是很困难的事情。”原太阳神俱乐部总经理刘巍说，“广州赌球风之烈众人皆知，而这股恶风对球队的影响也是不言自明的——毕竟球员就生活在这种氛围之中。”

　　在1998年的甲A赛季，广州太阳神队连战连败，赛程刚刚过半，这支几年前还夺得过联赛亚军的老牌劲旅已经孤单地落在了最后。已经注定降组之后，主教练干脆派上年轻替补队员上场，居然还赢了前卫寰岛等强队，其中的味道颇让人琢磨。

　　2000年春，太阳神不得不宣布将主场由广州迁往南宁。刘巍坦承，有两个因素是太阳神选择远离广州的理由，一是俱乐部的经营，二是广州赌球的风气对球队的影响，“离开广州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在此之前，同样饱受赌球之苦的广州松日队也把主场搬到粤北的韶关。

　　广州太阳神是中国最早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之一，1993年初，以开发保健品著名的太阳神集团与广州市体委签署合约，双方以各占50%股份的合作形式共建广州太阳神足球俱乐部。1994年，俱乐部投入467万元，太阳神队获得了联赛亚军，当年球员每进一个球奖励1万元，胡志军踢进了17个球就奖励了17万元。“那时467万元的投入全国足球界都羡慕，现在连搞个乙级球队都不够。”当年具体负责俱乐部经营的刘孝伍说。然而随着太阳神公司经营情况的变化，广州太阳神在几年内从最富的俱乐部迅速变成最穷的俱乐部之一，球员待遇甚至不如一些甲B球队。

　　“英格兰超级联赛的球星对于一周4万美元的薪水不屑一顾的时候，他们的亚洲同行收入也还低于3000美元。所以，当赌博业主们扛着沉甸甸的现金口袋进攻时，球员、教练、裁判们那纸糊的防线很容易一下子完全崩溃。”这是路透社对东南亚泛滥的赌球所做出的解释。显然它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联赛。2001年1月31日，太阳神集团通知广州市足协：不再经营足球俱乐部，并将自己所持的50%股份无偿转让。照耀了8年的太阳神终于以悲剧形式退出足坛。与此同时，曾经在12支国内最高水平的甲A球队中占据4席的广东足球也跌入了低谷，广东宏远和广州太阳神落至甲B，广州松日1999年降为甲B，2000年再跌入乙级后解散，只剩下一个深圳平安每个赛季都在为保组而奔忙。

　　“现在搞足球俱乐部跟投入关系实在太大了，广州足球陷入低谷就是如此。”尽管已经不再操作足球俱乐部，但刘孝伍仍被认为是广东最懂职业足球的人之一，“足球发展可分成三个阶段，职业化之前是体委下属的单纯比赛项目时期，成立俱乐部之后是广告载体时期。”在刘孝伍看来，现在的中国足球还属于广告载体时期，企业利用足球的广告效应，因为这个广告肯定比在媒体上宣传的作用好，“但老板们其实最怕俱乐部自己有造血功能，如果俱乐部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他们就会被踢开了。随着俱乐部投入的增加，老板们也会吃不消，而一旦成绩不好，拿足球做广告的阶段也就到头了。”刘孝伍认为，职业足球要良性而可持续地发展，“应该回到国际轨道上去，成为博彩业的最佳载体——这么说可能没有人承受得了，但它确是足球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刘孝伍告诉记者，早在5年前他就曾提出过发行足球彩票，当时太阳神俱乐部与广州市政府、市足协已经达成了协议，用世界上最高的返奖率70%，除去15%的发行成本，剩下的10%给市政府用作地铁建设资金，5%给足协为青少年训练经费，俱乐部不仅分文不取，而且在球场设立用于抽奖的大屏幕。“当时我们就意识到火暴的球市是无法长久的。”刘孝伍说，中国足球从本质上缺少一种让人激动的气质，火暴是相对的，冷清是绝对的，就像成都球市当年需要两周前排队买票，现在没有一场爆满，“而发行彩票是很好的增长点，有了彩票，俱乐部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了。”但可惜的是，当时统管彩票的人民银行“适时地”对这种主动型彩票发布了一条禁令。

　　“博彩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从根本上解决赌球问题。”直到今天，刘孝伍仍然在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博彩救球论”。在他看来，“洪水来了，堵是不行的，只有疏导。赌球者永远抓不完，只能因势利导寻找一个切入点，使底下的赌变成公开的赌，无序的赌变成有序的赌，没有管理、大量流失金钱的赌变成国家统一控制和操作的有税收的赌，大量的税收与其流到赌场和私人手里，不如让它们为政府为社会做贡献，”刘孝伍说，“这是皆大欢喜。”

　　与刘孝伍心同此心的大有人在，在中国足协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从各俱乐部到中国足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地下赌球比假球为害尤烈——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假球解释为某些球队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而去操纵比赛，赌球的成长速度之快使人们还不习惯从这方面去考虑问题，但《足球报》已经以《赌桌上的中国足球》为题，从球员参赌、球员和裁判成为收买对象等方面揭破了被黑箱掩盖的真相。

　　足球彩票：千万别出什么乱子

　　20年前首夺世界冠军时的中国女排队长孙晋芳，发现自己又一次处于万众瞩目的境地。2001年3月8日，她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

　　此前，孙晋芳一直官居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没有多少人知道前任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是谁，而孙晋芳此番突然北上京城，一个最重要的使命是，筹备中国足球彩票上市。

　　在孙晋芳原任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18年期间，有10年时间具体分管江苏省体育彩票的发行工作，江苏省去年的体育彩票发行收入达到18亿，列全国之首。因此，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对自己当年的爱将委以重任，按照袁伟民的说法，足球彩票是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自己的儿子，“要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操作，做到万无一失”。

　　“人们对推出足球彩票的呼吁已经好几年了，我们在3年前就曾经把几个方案报到体育总局，有的方案是猜胜平负，有的是猜单场比赛，还有猜总进球数，甚至软件都编好了一起交给总局。”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副主任周准对本刊记者说。来自中国足协的推动也越来越强烈，但是体育总局一直保持沉默。“我们理解总局的考虑，”周准说，“足球彩票这个东西，要么不搞，要搞就要搞好。”

　　中国的球迷已经看到了太多关于足球的丑闻，足球被看作是一项姑息养奸的游戏，在长春、成都等地，对“假球”、“黑哨”的愤怒有过被激发和转化为社会矛盾的经历——人们把对腐败的不满转移到足球上并由此发泄不满。“首先要考虑社会稳定，只有人们对彩票的态度已经成熟了，只有相关的规则制定和筹备工作完全到位，恐怕才是足球彩票开通的时候。”周准非常谨慎地说。

　　如果拿这个标准衡量，至少到目前，尽管几乎所有的操作者都支持这个胎儿的诞生，但时机似乎并未成熟。事实上，1999年，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课题小组，对足球彩票上市的可行性和有关细节进行详细的论证，并结合几个有代表的城市和欧洲国家的足球彩票反复论证，在提交给体育总局并上交主管彩票发行的国家财政部的论证报告中，课题小组的结论是足球彩票尽早发行是完全可行的。《足球报》记者刘晓新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的理由是：一方面，从欧洲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足球彩票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对国家财政将起到相当大的补充作用，体育彩票的先行一步体现出从上到下都意识到这个市场不可估量的价值。而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地下足球博彩业已经愈演愈烈，参与人数和资金迅速膨胀，其规模早已超出了人们可以想象的范围。

　　2000年12月28日，国家财政部终于批准可以推出足球彩票，随后体彩中心迅速开始前期准备，北京、上海、辽宁、广东、四川、江苏等12个省市被选为首批试点。入主体彩中心之前的孙晋芳也先赴欧洲考察足球彩票的上市发行情况，并在国内大量调研，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当时的说法是，足球彩票将在2001年3月份开始发行。

　　到了2001年3月，足球彩票没有出世，但国家财政部彩票管理处透露了足球彩票的玩法，即国内比赛猜进球数、国外比赛猜胜负平的投注方式，每轮猜13场比赛。4月1日，全国彩票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讨论的重点就是足彩，只是3天会议结束，体彩中心仍然没有给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说法，只是成立了一个足球彩票筹备组。几天之后，孙晋芳即率领筹备组所有成员再次奔赴意大利考察谈判，据国家体彩中心办公室称，考察将持续到“五一”前后。

　　记者从几位与会代表的口中了解到，此次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在三个问题上，一是究竟在哪些地方开始试点，二是要不要包括甲A，是先猜国外再到适当时候猜国内，还是同时猜，与此相关的第三个是什么时候推出。而最重要的游戏规则大家没有什么异议，几乎是一致同意采用意大利的足球彩票玩法。第一个问题由于涉及到具体地方利益，所以争论最多，有关部门认为12个省市范围太大，不容易控制，比较可能的结果是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四省市中挑选三个。第二个问题大家倾向比较一致，先开国外，再开国内，国内联赛当然不能抛弃，但从“保证安全万无一失”的角度考虑，“不够稳定”的国内联赛应该先放一放。一位代表举例道：“花100万可能可以操纵国内一场比赛的胜利，但你1000万也买不动AC米兰为你踢假球。”而至于什么时候推出，体育总局的大原则是“筹备工作不到位，坚决不开通”，较大的可能是要等到9月份欧洲几大联赛新赛季的开始。

　　“相比较英国的赔率制和东南亚的让球制而言，意大利足球彩票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因为毕竟中国法律还是禁止赌博的。”1986年开始研究意大利足球彩票的意甲专家张慧德教授，也曾经受委托到意大利考察过彩票运作机制，“意大利独家发行足球彩票的罗马足球彩票公司总裁告诉我，意大利足彩跟英国的博彩完全不同。英国是豪赌豪夺，你可以对一场比赛下100万英镑的重注，赢了暴富，输了就倾家荡产；而意大利足彩的特点是低值高奖带有娱乐性，一张彩票1600里拉，合人民币6元钱，只相当于他们人均月收入的1/1500至1/2000，猜13场比赛，甲级9场，乙级3场，丙级1场，只猜胜、负、平，而且只有两个奖项，13场全中获特等奖，猜中12场获一等奖。因此意大利足彩只是一种没事儿找乐子的游戏，着眼于普通百姓的娱乐，而不像英国博彩那样是大户的豪赌。”

　　尽管购买意大利足球彩票想获奖很难，但意大利人似乎并不介意。这个不足6000万人口的足球强国每周有1900万人购买彩票，最高峰时期达到过2400万人。由于意大利《彩票法》规定除去38%的返奖外，26.5%上缴国库，26.5%上缴给意大利奥委会，4.5%作为彩票机构开支，4.5%上缴足协，意大利政府每年从足球博彩业中能够征收40亿美元左右的税收，奥委会下拨其他体育单项组织的经费中也有80%来自于足彩所得。

　　“采用意大利式彩票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止目前赌球的风潮。”张慧德认为，相当多的球迷会更愿意参加官办的活动，而且要同时猜13场比赛的成绩，涉及到26个队，赌球者想操纵都难，“更何况，球员也需要考虑全国数以百万计彩民的力量。”张慧德指出，过去在地下赌球，球迷们对假球只是愤怒，现在一切都在公开的环境下，又涉及到了彩民的经济利益，“这种无形的强大的监督力量，是任何人、任何组织都绝对不可小视的。”

　　有总比没有好

　　4月20日，湖北武汉发生了一次体育彩票舞弊案。根据本刊记者得到的消息，舞弊者在6个开奖的小球里用胶水沾上镙帽，结果因为一个极其偶然的细节而败露：一只小球被卡在下落口，公证员用手把球捅下去，现场的彩民们提出抗议，有人要求检查所有的小球，结果真的发现6只小球明显重一些，被彩民当场将球打开。当时现场一片混乱，公证员尴尬地站在一旁，正在直播的电视开奖被迅速取消。这是中国体育彩票发行以来已知的第一起舞弊案。目前记者很难对事实获得进一步了解，包括舞弊者是什么人，如何做的手脚，这次被发现的是第一次舞弊还是早已有之，以及在其他省市有无类似舞弊案发生或发生的可能。这一事件究竟会对中国的彩票业——包括正在关键时期的足球彩票带来多大影响，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只有在阳光照射到的地方，你才能看得见灰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相信，只有公开才能保证公平和公正。但是，尽管公开化确实使任何操纵企图的成本大大提高，一个冷笑着的例子已经站立在眼前：作弊在现场彩民的眼前和电视镜头前发生并被揭穿，然而从4月20日到记者截稿时的4月25日5天时间，没有一家媒体公开报道这一恶性事件。

　　对博彩这个主要以国家为庄家的行业而言，在国家公信力遭到挑战和玷污的时候，任何技术上的巧妙设计都不堪一击。足球彩票因为这次作弊事件所受到的戕害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已经在足球场的内外看到了太多的黑幕。虽然公开发行足球彩票之后，按照常理而言，必将使司法机构更深层次地全面介入到足球的运行发展中来，把中国足球全面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而不再是一个司法的真空地带，但没有人敢于打包票，我们对这一与金钱联系更为密切的行业有足够的控制能力。

　　“中国目前发行的彩票都没有立法，它的出现只是体育总局一个条例的答案。”张慧德警告说，没有立法将给足球彩票带来很多合法性的麻烦，一旦地方政府认为彩票有可能影响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时，可以禁止其发行——去年福州市就曾禁止彩票发行，“没有立法也使比例分成扑朔迷离，收上来的钱要用于何处，可能就是某个人一句话的事，有人连三峡移民资金都敢动用，你怎么保证他不动彩款呢。”即使离开严肃的制度问题，另一个决定足球彩票命运的重要因素是，人们对足球彩票的兴趣究竟会有多大，现在谁心里都没有底。中国人均每年彩票购买量只有6元钱，排在世界第97位。有关人士在分析中国彩票市场潜力时说，以我国人均购买彩票10美元即80元人民币左右计算，彩票市场至少会有1000亿元，而现在才发行160亿元，市场潜力远没发挥出来。但这只是一种主观预测。今年中国的彩票发行额度将达到创纪录的300亿元，比去年增加一倍多，但唱主角的体育彩票已经不像刚开始时那么火暴了。事实上，今年国家体彩中心分配给广东省的额度是12亿元，而全省每周体彩的投注量只有1500万元左右，剩下的1/3任务只能寄希望于发行即开票。而足彩一旦上市后，如果不能吸引足够的新增彩民，将面临着体彩和福彩巨大的竞争和分流压力。

　　即使是最坚定的意大利模式支持者，张慧德也对中国足彩采取意大利模式后的市场前景表示一定的担忧：“尽管返奖率号称也在50%左右，但返奖率和中奖率是两码事，它的中奖率比体育彩票还要低得多，人们对足球和博彩感兴趣，并不一定代表足球彩票能够热卖。”

　　每个球迷都知道，足球赛的胜负是世界上最难预测的事情之一，像贝利这样的专家，几乎每次对世界杯的预测都是错的——13场比赛能有6场比赛预测准确就很不容易，更何况全猜中或只错一场才能得奖，简直比登山还难。

　　“不要以为人家的苹果树结出来的是苹果，我们也能结苹果，嫁接的东西需要几年几代的反复实验、适应和完善，它不可能立竿见影。”张慧德提议说，“中国的足球彩票必须改变意大利足彩那种中奖率和中奖结构，中奖率至少要高于现在的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

　　没有人愿意看到，足球彩票只是又一支体育彩票或者福利彩票。这种不彻底的“革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善目前的赌球状况，仍然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导。事实上，在夹在《波盘至尊》里的一份报告中，澳门赌博公司对内地将要发行的足球彩票相当不屑一顾，他们用的是一个“太荒谬了”的字眼。在广东，一次赌两三场输赢的“二串一”、“三串一”都很少有人玩。澳门赌博公司最多只开到“四串一”，因为一次赌4场球同时猜中的几率已经非常小了。在他们看来，意大利式的“十三串一”简直不叫赌博，纯粹是白白扔钱。

　　意大利模式在意大利当然并不荒谬，50多年来，它形成了雄厚的群众基础、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绿荫豪门，萨马兰奇称赞意大利足球彩票的成功为发展奥林匹克精神贡献卓著。但中国人对尤文图斯或者自己的山东鲁能的感情并没有意大利人那么深厚和魂牵梦萦。“而且亚洲人对博彩的态度是越简单越好，最简单的自然是猜大猜小，一场球决输赢，又干脆又刺激。”刘孝伍说，“当然，肉要一口一口地吃，有总比没有好。”

　　足球彩票这样一个还没有落地的婴孩，就已经承载了太多的疑问：制度瓶颈、群众基础和足球本身，像三座大山一样等待着它逐个攻破。

　　中国人已经在为这项优美的运动而疯狂，而且，他们希望将这种精神上的疯狂转变为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这不是罪过，博彩是人类的天性——天性中放纵张扬的一面需要疏导，其脆弱的一面则需要法律的保护。但毫无疑问，这种天性栖身的社会土壤在改变，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在发生着变化，人们越来越宽容，尤其是对于那些人自身的欲望，就像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安乐死，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但又越来越鲜明。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在谈及香港赌球是否合法化的争论时说：“我担心普罗大众认为，政府罔顾社会风气已改变，令很多人犯法，这是更大的问题。”在一个以法治为荣的社会里，管理者进行公共政策抉择的时候，究竟是应该坚持至高无上的法令，用更为严厉的手段阻止越来越多的人踏向犯法的边缘，还是因应新的道德判断而改变，提供一个自由但开放的生存氛围？

　　这是一个在全世界都难以取舍的问题，但中国政府正在勇敢而谨慎地进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