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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邦队长申花制造 董阳曾留学巴西与卡卡做邻居

http://sports.sina.com.cn  2009年08月20日10:46  东方体育日报

  在申花十年,董阳这个名字多少有些默默无闻。或许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曾经随申花少年队有过巴西求学的经历,甚至在那里和卡卡做过邻居。如今在中邦,董阳找到了他的新起点,手臂上的队长袖标让他体会到了肩负一支球队的责任。从中超到中甲,董阳不是在退后,而是在一步步更踏实地往前走。

  在申花 竞争激烈机会少

  1998年,16岁的董阳就入选了申花去巴西留学的那支少年队,直到2008年底转投浦东中邦。可是,在申花这十年,董阳首发的机会并不多,“谈不上主力,还是打替补居多。每次一打上主力就受伤,特别不顺,还都是要动手术的那种伤,都要休息一年多才能再上场。”

  从巴西回来后,董阳进了申花预备队,那时的他才19岁。但是,从预备队到一队的漫长过程远远超出了董阳的想象,直到2004年,董阳才正式加入了申花一队的行列。“从2001年底到2004年这期间,我总是在预备队和一队上上下下。就算正式进入一队以后,总共也只代表申花打了30多场比赛。”董阳说。

  在一支人才济济的球队,年轻人总是很难出头,更何况当时的申花后防线竞争尤其激烈。董阳说:“李玮峰、杜威、吴伟超、卞军、忻峰……都先后在队里。最多的时候,光这个位置就有八个人。”生不逢时让董阳在申花没有得到太多机会,于是他最后不得不选择离开申花。其实不仅是董阳,那时一起去巴西的少年队中大部分球员,后来都离开了申花,包括王柯、李大维。这要是在10年前,几乎是董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对申花的感情真的很特殊。是申花出钱送我们去巴西学习。那会儿真的没少花钱,一个月得3000美元。当时年纪小,我认定了自己这辈子都是申花的人了,要一直为申花效力,来报答球队对我的培养。大家也都是这样,从来没有想过会去除申花以外的其他球队。”董阳说,“但是,随着现实一样样地摆到你面前,我也只能慢慢从这种单纯的想法中走出来了。其实后来申花的老板都换了好几任了。人也在变,事也在变,我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在联城 兜了一圈又上榜

  在申花的郁郁不得志让董阳决定转会。“2007年我其实有机会去河南踢球,当时都快踢好了,我又接到了联城方面的邀请。在这个选择上,我当时的想法还是想留在上海。虽然我在申花没什么机会,但好歹上海的球队还知道我,我也想在这里重新证明自己。”正是抱着这种“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的心态,董阳最后加盟了联城。结果,事情不但没有朝董阳希望的方向发展,甚至更糟。

  转会到联城不满两个月,联城与申花合并,董阳又再次上榜。“两队合并是在联赛开始前14天,当时都觉得这事情不可能,所以我就一直没当真,结果没想到还真的合并了。”合并后的申花当时光训练就要分成四个队,连教练也分身乏术。而董阳在这个时候也只能削尖了脑袋往外走,寻找出路。“我本来离开申花就是为了找机会踢球,但是两队合并以后,变成了两个队在竞争11个人的位置。”不过当时距离联赛开始只剩下两个星期,大多数球队已经完成了转会事宜,董阳即便想再去河南,也已经不现实了。

  于是,一心想出去踢球的董阳不但没能出去,也没能踢上球。这样度过了两个赛季,其间董阳还做了一次脚踝手术,休养了半年。“其实我那时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想踢球。”董阳说。

  在中邦 感受队长的责任

  2008年底,董阳加盟浦东中邦。就算从中超屈身来到中甲,历经过2007年转会挫折的董阳也已经感到满意:“我觉得只要能踢球就好,所以来到中邦我只想好好踢球,帮助球队完成目标。”

  让董阳没不到的是,申思执教中邦后的第一场比赛,队长袖标就戴到了董阳的手臂上。而董阳也没有辜负申思的信任,在那场比赛中打进了中邦本赛季的首个进球,也为球队赢得了首场胜利。“当队长是教练对我的信任,我当初真的没想到。”最初在申花的时候,董阳在少年队,整天望着的就是申思这批一队的“偶像”。后来等董阳进了一队,申思已经离开了申花。

  现在,申思转身成了主教练,董阳也有了新的身份。戴上队长袖标,让他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这个转变挺突然的,我也确实感觉到戴袖标和不戴袖标差得特别多。一旦戴上袖标到了场上你就有责任,心态掌握得好的话,就能带领大家积极向上,要是戴袖标的人沉不住气,那其他队员的心态就更不好了。所以这其中的学问我还在摸索当中。”

  中邦提出了明年冲超的“宏图大志”,董阳觉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他说:“有目标的球队才是发展的球队,如果没有目标,队员就会渐失积极性。”当然,中邦如果明年要冲超的话,还需要在各方面的细节上不断完善。

  在巴西和卡卡做邻居

  和申花少年队一起在巴西的三年留学经历,让董阳眼界大开,更没想到曾和自己共用一片训练场地、共吃一个食堂、共住一栋楼的卡卡会成为世界足球先生这般的巨星。

  “当时我们是申花的三线队,卡卡、法比亚诺他们都在圣保罗三线队。大家就在一个山上的训练基地里一起训练。我们平时住的就是一个平房,卡卡他们住在头几间房,我们住在后几间房。”董阳回忆道,“那个时候就觉得他们踢得都好,不知道他们中的谁以后就成球星了,但没想到会出一个那样的巨星。”

  到了巴西,董阳才知道自己和巴西的同龄人之间存在的差距。“我们就比他们小一岁,但水平确实差挺多。我们当时除了自己训练,就最爱看他们训练。看看都觉得很高兴,很有收获。他们对足球的认识,在球场上的意识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当时就觉得,虽然大家踢的都是足球,但是认识上的足球差距大了。在那个环境下,出一个卡卡这样的巨星很正常。”董阳说,“当时巴西教练说我们的基本功都不错,但是场上的创造力,临场的应变能力,也就是对足球的认识上的差距。”

  因为对足球的领悟力有高低,董阳觉得在巴西的三年,他们其实也就学到了一点皮毛。如果回国后球队不解散,而是继续在一起踢球的话,或许能保留下来一些特点。“我们的命运和健力宝差不多,回来后就都散到各个队里了。”让董阳觉得可惜的是,好不容易在巴西学到的东西,回国后也渐渐地丢失了。“当时我们有个队员在巴西的时候,巴西教练花了半年时间为他纠正了一个比赛中的坏习惯,回国以后又被中国教练花半年时间再把习惯扳了回去。这不等于巴西白去了吗?这习惯是他花了半年改的,两年半熟悉了,结果绕了一圈还是回到了原点。”董阳回忆道。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何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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