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这个将市场规律视为行为规则的城市，在运作足球时依旧如此。1994年，广州足球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这一吃螃蟹的行为符合这个足球重镇的城市性格，足球成为政府行为的弃儿。只是，这样的行为却让这个曾经辉煌的足球城市慢慢滑落，甚至在生死线上风雨飘摇。

　　　　划时代的市场化

　　1994年，太阳神赞助广州足球，他们投入了两百万，从严格意义上说，这虽然是一个划时代的开始，但是，广州足球的本质没有变，太阳神只是一个赞助商，只管出钱做广告，球队的事情一概无关。这一年广州太阳神队在甲A联赛获得了亚军，太阳神品牌亦家喻户晓，区区两百万便获得如此广告效果，所有人都始料不及。

　　这一年的甲A联赛翻天覆地，但是，许多在今天看起来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在当时看起来仍然是不可逾越。1995年，广州太阳神俱乐部解雇当时的主教练周穗安的时候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开了国内足坛炒主教练的一个先河，其中一个说法居然是：“你一个乡镇企业，凭什么敢炒掉我们的国家干部？”闻听此言，太阳神俱乐部的一位领导大怒：“为什么不能炒？我告诉你们，以后太阳神俱乐部的事情就是我们太阳神集团说了算，我们要搞足球，搞个十年八年，炒掉一个企业员工有什么稀奇的？”

　　周穗安被炒掉，无非是太阳神方面想插手球队的管理，在今天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市场化刚刚起步时却是荒诞不经。主教练管球队，赞助商凭什么干涉？年轻气盛的周穗安和太阳神的关系迅速闹僵，但最终的裁决者广州市足协让周穗安离去后，换了个更倔的老头——张京天。

　　东北人张京天带广州队每天都要查夜三遍才能上床睡觉，后来把队伍拉到了长洲岛上，老张头才舒心。但是，几个广州队的队员居然在夜晚乘着小舢板离开长洲岛去玩，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老张头搞不好队员关系，和太阳神的关系更差，老张头只认体委，搞得太阳神心烦意乱：“这个倔老头，不知道谁为他们出钱打比赛呢？”抱怨归抱怨，可是太阳神的手的确还伸不到球队里面，太阳神的首任总经理为粱珊成，体委指派，自然是偏向于球队这边。

　　直到1996年，太阳神任命了王伟洲为总经理，太阳神才总算把球队的控制权拿到了手里。一个说法是，王伟洲曾与太阳神老板怀汉新一起参加过文革红卫兵组织，第一个在球队传播消息的人还撇撇嘴：“知道吗？他们两个人文革时一起扛过炸药包的”“扛炸药包干吗？”“谁知道，我要知道，我不也成了个副总经理吗！”

　　王伟洲当了总经理，主教练是从香港回来的老教练洗迪雄，太阳神俱乐部终于“政通人和”。每件事情都是太阳神说了算，洗迪雄见怪不怪：“当然是老板说了算，在香港，很多老板甚至直接指挥球队，教练不过是打工的，怎么敢不听话？”太阳神获得了球队的控制权以后，集团的一位领导很得意：“现在才是我们太阳神大展拳脚的时候啊！”

　　大逃亡，金钱引发的人殇

　　从1997年开始到2000年正式退出，太阳神每年投进去的钱都不少于1500万，最高峰的一年居然超过了2000万。但即使这样，还是留不住球员。1997年初开始，广州队有点门路的球员都闹着转会，好说歹说，太阳神才把两个台柱子彭伟国和胡志军留了下来，条件是打完1997年的比赛，1998年两人爱上哪就上哪，再也管不着了。

　　1998年，太阳神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放走了彭伟国和胡志军，同时出走的还有当初夺得联赛亚军的一大批队员。刺激彭伟国转会的是一件事情，这位广州足球的老大在职业联赛开始之初，收入也是全国老大，可是1996年客场挑战大连队的一天，他突然获悉，自己当年的收入只相当于万达队一个二线队员的水平：“你说我怎么能甘心？我们是吃青春饭的啊！”从1996年赛季结束开始到1997年整个赛季，彭伟国就在走与不走之间动摇：“就看看太阳神能不能增加我们这些老队员的收入。”

　　彭伟国难，太阳神也难。不同于作为大连市名片的万达得到了政府的强力支持，由于没有政府优惠政策的支持，太阳神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每年投入1000多万这不是个小数目啊！”给彭伟国加薪了，胡志军怎么办？彭胡二人加了，其他老队员怎么办？大家都加了，太阳神怎么办？

　　1000多万是什么概念，直到彭伟国在1998年以235万的“标王”身家转会前卫寰岛后逐渐明晰，前卫寰岛这个超级大鳄为了挖得彭伟国，除了明码标价的235万，加上签字费等等，一共花费了500多万，那是广州队整年投入的一半。世易时移，广州足球早已经成了穷光蛋！

　　于是彭伟国走了，虽然他走的时候，各种感情交杂而至：“想走还留，不愿意离开广州，可是又觉得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踢了！”彭伟国的出走，是广东足球人才金字塔开始坍塌的标志，紧接着是胡志军出走。此后，广东球员成了中国球员批发市场的抢手货。之后就是高健斌、温志军、胡志军、彭昌颖等当打的球员，然后轮到了李玉展、龙志伟、苏耀坚等刚刚接班的新秀，到了后来，连闵劲、麦广梁等刚冒出头来的年轻一代也相继转会，广东足球几乎被这样无休止的转会转空了。虽然从感情上看，每个出走的球员都不愿意离开广东。但是感情在钱面前，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

　　这是广东足球前所未有的振荡——人殇。时至今日，广东足球仍然没有生产出一个在中国足坛有一定地位的球员。一个从此没有了好球员，一个没有得到政府强有力支持的球队，一个从此没有了吸引力和号召力的城市，如何还能和别人抗衡，又如何不挣扎求存呢？

　　1998年赛季开始，大伤元气的太阳神一路垫底，联赛还剩下六轮的时候，从甲A降级已成定局。当时的主教练陈熙荣得到的指令：“剩下的老队员明年肯定都走了，就多给年轻人一点机会。”于是，大批年轻队员被顶上了最前线，这批以温俊武为代表的队员资质不错，广州市足协的一位负责人不禁喜上眉梢：“他们明年一定能踢出来的！”

　　最后一场比赛，越秀山最动人的口号是：“明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那些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球迷们淳朴地认为，以温俊武这批人的能力，明年是一定会打回来的，这一次掉级不过是一个意外，但他们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是广州足球长达八年的一次劫难，到目前为止，广州足球还没能“回来”，而且日子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

　　离地狱只有一分钟

　　2000年，因为越秀山体育场改造，广州队的比赛移师到东较场。队员们开始嘀咕了：“这可不是块好地方，它是宏远队的主场，跟我们太阳神是对不上的。”

　　果不其然，从赛季开始，广州队一路低走，名次一直在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之间徘徊。联赛打到末段，球队上下，从管理层到教练到球员都心急火燎。

　　有两个队员在比赛还剩下五轮的时候到三元宫去求签，结果两人求到的结果截然相反，一为大凶，一为大吉。去问解签先生，只求得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谓吉凶，一时难见。”从三元宫回来，求得“大凶”之人说：“完了完了，这回彻底完了，没准我们以后就成了广州足球的罪人了。”求得“大吉”之人说：“你求签时，心根本就不诚，我不是求得了上上签吗？保级没有问题！”

　　球员去求签，中途接手球队的周穗安更是坐立不安，外界一丝风吹草动，对球队就是一场轩然大波。偏偏在此时，时任俱乐部副总经理的刘孝五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不合时宜地语出惊人：“我倒希望广州队降级了，不然，政府怎么会关心足球，没有政府支持，我们拿什么跟别人竞争？”这段文字见报以后，周穗安十分愤怒：“我们在这里拼生拼死，你们管理层却说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啊？”最终，刘孝五暂时离开了太阳神俱乐部。

　　到最后一轮，广州队终于挣扎到了一线生机，只要主场战胜北京宽利队，那么去乙级联赛的将是宽利。9月25日，这场保级大战在东较场打响。比赛进行到异常艰苦，频频有人倒地受伤，于是，补时也达到了惊人的五分钟。最后一分钟，武汉人曾庆高禁区外一脚远射把太阳神留在了甲B，也把宽利队送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无数的球迷涌进了球场，本来已经绝望的太阳神总经理刘巍差点没晕过去，这样的比赛过程对一个总经理是怎样的一种折磨——下半场本来有一个进球，刚刚庆祝就被吹为无效，全场比赛进入补时的时候，观众已经像死人一样沉默，只是在曾庆高进球以后，这个巨大的坟场突然变成了一座突然喷发的火山!在球队回驻地的大巴上，求得下下签的人喃喃自语：“真是天意，原来真是一个上上签啊。”这回轮到求得上上签的人转了口风：“看来还是下下签啊，我们当年怎么会想到，今日连保住一个甲B资格都那么困难！”

　　这场比赛结束后，经历过94年甲A联赛亚军的温志军悲喜交杂：“当球迷们涌进球场的那一刹那，作我却突然感到了一种悲哀，那种悲哀已经超越了保级给我带来的喜悦和兴奋。我想，当年我们拿亚军的时候，球迷都没有这么兴奋，反而到我们甲B保级的时候却激动地失去理智。对于球迷的那种无条件的爱，我十分感动，但我却难以接受，因为从甲A亚军到甲B保级成功，实在太让人伤心了！”这场比赛还有一个伤心人物，已经离开了太阳神的温俊武也在看台的一角看完了这场比赛，他很希望亲眼看着太阳神降级，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恨，但是，一切都让他失望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到过现场看广州队的比赛。“有什么可看的？中国足球的水平差，广州足球水平更差，有这些时间，我还不如看五大联赛呢！”

　　这场比赛的生死攸关，甚至连负责执勤的交警都注意到了，那天东较场上有很多违章的车辆，但被交警截下来口头教育后都一一放行：“广州队保级了，大家高兴嘛，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两个圣地的生死遗言！

　　辽宁、广东，在中国旧的足球版图上，两地无论是位置还是价值，都相当于是意大利的米兰和都灵、西班牙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英国的

　　职业联赛开始之初，没有人会怀疑两支球队会在职业联赛中称王称霸继续优势，但他们却以令人们无法想象的速度滑落，辽宁第二个赛季就降级了，广东足球的代表广州队第五个赛季降级后至今与顶级联赛无缘，十年间，有关两队在死亡线上挣扎求存的消息淹没了两队的比赛，成为焦点。圣地的沦丧，怎不让人动容！圣地的沦丧，怎不令人费解。十年，他们怎么会走到今天？

　　我们为了寻找答案访遍了辽足的11任总经理，原董事长曹国俊、老教练王洪礼、被卖掉的或者残存的队员，甚至两位在辽足十年的工作人员，除了张桐坡还在狂热坚持辽足应该上市、坚持走市场外，大部分在抱怨，他们从来没有

　　我们为了寻找答案访遍了广州足球的五任接手者，谢育新和彭伟国这些不得不流浪他乡的人、陈亦明和周穗安这样的功勋教头，大多数人谈到了为什么广东足球独立特行，一直没有“市长足球”来搭救？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80年代初辽宁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广东的两倍，现在倒过来，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是辽宁的两倍多，不管谁是谁的倍数，双方此前都在坚持让球队直接面对市场——无论是经济发展飞速、以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征突出著称的广州，还是原来以重工业闻名、经济发展却显然要保守缓慢一些的辽宁，都在自己多年的市场化痛苦沉沦过程中抱怨同一事实：政府的扶持不够。他们不仅抱怨还给出了他们的理由：广州是因为市场化规律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行为规则，而辽宁一是因为穷，二是因为辽足不是本省球队在运作。“我们省长谈振兴计划的时候都说了，上世纪80年代初，辽宁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第三，1990年退到第五，2005年到了第八。想找个能烧钱的大企业很难……”一位辽足球员振振有词。

　　穷或者理念太先进都不是我们的专题讨论的焦点，在这样的广州足球的春天，辽足的冬天，回顾两个圣地过去鲜为人知的生存故事，我们只想纪念或者哀悼，如果这里所有主人公的讲述能引发中国足球到底是真的职业化还是假的职业化的争论，那纯属偶然。

　　12年联赛数据一网打尽 改变你看中国足球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