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这些案例体现了司法的地步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因26日要赴加拿大，来不及提笔撰稿，建议我们看看他于2004年12月15日晚在华东政法学院交谊楼所作的学术报告。本文就是他当晚的学术报告，本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司法与传媒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自己过去有一次学术报告的题目叫做《支撑宪政大厦的九大支柱》，其中有一个是司法独立，有一个是新闻自由，这两者之间是唇齿相依

、唇亡齿寒的关系。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一个国家的司法无法表现良好，它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因为没有新闻对司法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司法独立，新闻也不大可能获得自由。

　　上海：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

　　[上海法官在我们的法律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公众人物的时候，我们上海法官就走在了历史的前头。在他们的判决里居然用了“公众人物”这个概念，而且这个判决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这是我们司法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法官探索着如何维护新闻自由。]

　　我最近一直在观察我们司法界判决的案例，我觉得这些判例会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教益，让我们思考许多问题。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的大法官说，一个优秀的法官不仅仅要是一个优秀的法律人，而且应当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要懂得历史，他又应当是一个先知，他还要是一个哲人，那就是对社会进行一种良好的判断。这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案例看到的情况。这些年来，我们发现中国的司法界也不断地在探索和摸索，也有很多优秀的法官，他们有感于我们的司法不能很好地保护公民实现他们宪法上地权利，人们也在做一些摸索或探索，其他一些案例非常有趣。在我们上海，有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指范志毅涉嫌赌球啊，范志毅先生怒不可遏，认为他根本没有这些事，于是他就告到法院。法官作出了判决，他的判决告诉范志毅，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范志毅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必须要接受媒体的更强有力而严格的监督。在这个案子的监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局部的失实，这样的失实是媒体监督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所以驳回范志毅的起诉。

　　这样的案例让大家看到第一次在中国的判决书中出现了“公众人物”这个概念。“公众人物”来自于英文。公众人物是什么，在美国的概念里也包括行使公共权力的那些人，包括社会中间非常知名的人士，包括影视界、体育界的明星们，也包括那些由于自己本身的原因而卷入公众事件中的人物，比如说莱温斯基。莱本人不是公众人物，本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白宫实习生，但是她个人和克林顿总统发展点异乎寻常的关系，于是这个事件一旦被报道，因为克林顿本人是公众人物，她因这样的事情也变成了公众人物。莱没有办法说你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地球人都知道了，你这个报纸老报道这些东西，她甚至肖像权也没有了，全世界各地的报纸随便登她的肖像，她不可能去主张这样的肖像权，这样的概念大家都知道。1964年在美国联邦法院作出了这样一个判决，是《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年这个案件对于美国的媒体如何去监督公众人物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案例，它甚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沙利文案件所确立的原则被意大利所接受，被德国所接受，一次次地被各个国家所接受。它的原则是什么？那就是一定要确保媒体在报道涉及公众人物的事件时，没有办法要求一个媒体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大家知道，新闻英语叫NEWS，前面是个NEW(新)，如果不NEW的话，它就不是NEWS。NEWS什么意思？就是要新，此时此刻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要保证公众都能知道，你们看到CNN这样的电视台，它已经发展出了所谓现场直播新闻。“9·11”事件的时候，我们领略了现场直播的新闻，正在发生的事件。所以对于一个媒体来说，我们不能苛刻地要求一个记者。他所见到的事情，他马上就发表的时候，更是如此！你们知道人都有局限性，人不是上帝，上帝才是全知全能的。一个记者只能根据他眼前所观察到的情况，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写成文字来发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地有许多东西他看到的可能是片面的。每一个人都是片面的，每一个人只有一张脸，一双眼睛，我们的背后没有眼睛。所以，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的，要及时迅捷地发布讯息，我们必须容忍记者的失实，《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是当一个公众人物要提起名誉权或诽谤案诉讼时，他必须要向法院提供证据，这个证据表明了报道者或者媒体有实际恶意。什么叫“实际恶意”？非常简单，就是明明知道一个消息是虚假的，但仍然发表出来。这个举证的责任是交由原告来举证的。那就是你告这家报纸，你要把证据拿出来，证明写文章的这个记者有实际恶意，这个证据几乎是没有办法拿到的。那就意味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经从根本上封杀了公众人物可能提起名誉权诉讼的机会，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公众人物能够打起这样的官司。

　　我曾经在北京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一(九个老人之一)的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有过一次座谈。他说我们现在对于状告报纸这样的案件受理得很少。因为状告报纸尤其是公众人物状告，法院如果轻易受理的话，就必然导致媒体不断应诉的情况。大家知道，即使是所有的案件都判这些媒体胜诉，但媒体要为这些案件所付出的律师费、差旅费，各种各样的费用，已经是没有办法承担了。这样的一种审查，法院不能很好地维护新闻自由的话，必然导致报纸谨小慎微，挑刺不如栽花。所以，这就会严重抑制新闻本身对社会的监督作用。上海法官在我们的法律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公众人物的时候，我们上海法官就走在了历史的前头。在他们的判决里居然用了“公众人物”这个概念，而且这个判决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这是我们司法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法官探索着如何维护新闻自由。

　　北京：余秋雨诉《北京文学》和肖夏林案

　　[这个案件也在认真地确立一个准则，一个人在写文章的时候，他必须认真地去核实事实，但这种核实不能要求太过分，不能超出一种合理的限度。]

　　接下来一个案件发生在北京，但是当事人和上海有关系，余秋雨诉《北京文学》和肖夏林案。余秋雨也是个公众人物，也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北京文学》的肖夏林编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文化中的文化》，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评论目前文化界的一些现象，但是文章的主旨是批评余秋雨，说余秋雨这样的人沽名钓誉，他根本不是一个文化人，他不是个像样的学者，比如说他在深圳，他说深圳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深圳将来会出现中国文化的深圳学派。大家知道，20多年前，深圳还是个小渔村。他怎么会说这么多的好话，肖夏林先生在文章里面说，哦，原来不是偶然的哦，因为深圳市政府免费送了他一套毫宅。余秋雨当然是非常的郁闷，非常地不高兴，然后他就开始诉讼，他起诉肖夏林和《北京文学》。然后这官司就打打打，最后判决出来了，这个判决我一看，啊呀，真是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一个法官，所作的判决里边，进行了一种非常详细的推理，他告诉案件的当事人，这样的案件到底是否是肖夏林本人在捏造事实，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浦志强律师(肖夏林的代理律师)就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哲学的教授叫黎鸣先生到法庭作证。说是这个事情，在肖夏林写文章那段时间，北京地区的学界、文化界都在传说余秋雨得了一套房子。这个证据被法官所采纳，法官说，这就表明，这不是肖夏林个人捏造出来的事实，不能完全说是空穴来风。而且这个案件也在认真地确立一个准则，一个人在写文章的时候，他必须认真地去核实事实，但这种核实不能要求太过分，不能超出一种合理的限度。比方说，这个案件所涉及到的一种情况，肖夏林作为一个普通的编辑，他如何能去核实这样的事实，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还告诉我说，当时法庭上还需要举证，你说你的名誉权受到了损害，所谓名誉权受到侵害就是社会公众的评价度下降，那原告方是否能举出证据来证明你的评价度下降了，这个证据几乎是没有办法举的，所以最后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惊堂木一拍，驳回起诉。余秋雨“法律苦旅”就此结束了。大家知道，这对于我们的作者、我们的媒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判决。

　　广州：《中国改革》杂志社案

　　[在这样的判决书里，三位法官，这三位法官的名字，一个叫巫国平、一个叫伍双丽、一个叫郭越。我准备今后无论走到哪儿，提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都要把名字说一说。因为好的法官，我们有义务让地球人都知道。]

　　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判决，又让我感到很振奋。那就是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案。《中国改革》杂志社是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所办的一份杂志，总部在北京，他们在刊物上对于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这样一个国营企业所出现的内部管理方面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批评，说他们的管理层在“分肥”，国有资产在流失，国有企业原来的那些员工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媒体进行了报道。报道完了，华侨公司觉得这是对他们的名誉权的侵犯，就起诉到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最后做出了判决。这个判决，我说我振奋，你们都想象得到，判决华侨公司败诉。在这样的判决书里，三位法官，这三位法官的名字，一个叫巫国平、一个叫伍双丽、一个叫郭越。我准备今后无论走到哪儿，提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都要把名字说一说。因为好的法官，我们有义务让地球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有这么好的法官。我想我们这三位法官是多么的优秀。他这个判决书里边，确立了非常有价值的几个原则，一个原则叫“合理信息来源”原则，如果根据实事求是原则来说的话，这个报道的确跟后来的真实情况有差距、不一样。但是，他们记者依据什么来做的这个报道，发现这是企业的年度报表啊，有一些广东当地报纸的内参啊，然后记者根据这些个材料做出了自己的报道，同时有些访问。法官说，一个记者报道一个事件，你不可能要求他变成一个科学家、一个侦探，永远这样侦察下去，他要及时报道一般的新闻界所公认的合理的信息来源，我们就不能够苛求他，他只能够走到这一步。你的企业报表本身，由于你们的原因，存在着缺陷、问题，不能怪罪记者。另外，确立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公正评论”原则，也就是说，媒体所做的评论是否侵权，要取决于他所作的评论是要追求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法院的判决书说，固然这些评论里有个别字眼有一些情绪化，但是他最终的目标是为了维护国营企业的利益，为了维护每一个国营企业的工人的利益，职工的利益。所以，这样的评论对这个国家是有价值的，不可以被认为是侵权。就这样驳回了起诉。

　　常常有许多朋友说，我们现在法院的情况怎么可能变好，就是对法院特别的失望。但我说你要看到这些个判例的话，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法院系统也有一些非常有追求的法官，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法官，他们在追求着能够用更加合理的方式来推动这个社会向前发展。

　　这些案例体现了司法的地步

　　贺卫方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因26日要赴加拿大，来不及提笔撰稿，建议我们看看他于2004年12月15日晚在华东政法学院交谊楼所作的学术报告。本文就是他当晚的学术报告，本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司法与传媒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自己过去有一次学术报告的题目叫做《支撑宪政大厦的九大支柱》，其中有一个是司法独立，有一个是新闻自由，这两者之间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一个国家的司法无法表现良好，它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因为没有新闻对司法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司法独立，新闻也不大可能获得自由。

　　上海：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

　　[上海法官在我们的法律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公众人物的时候，我们上海法官就走在了历史的前头。在他们的判决里居然用了“公众人物”这个概念，而且这个判决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这是我们司法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法官探索着如何维护新闻自由。]

　　我最近一直在观察我们司法界判决的案例，我觉得这些判例会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教益，让我们思考许多问题。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的大法官说，一个优秀的法官不仅仅要是一个优秀的法律人，而且应当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要懂得历史，他又应当是一个先知，他还要是一个哲人，那就是对社会进行一种良好的判断。这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案例看到的情况。这些年来，我们发现中国的司法界也不断地在探索和摸索，也有很多优秀的法官，他们有感于我们的司法不能很好地保护公民实现他们宪法上地权利，人们也在做一些摸索或探索，其他一些案例非常有趣。在我们上海，有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指范志毅涉嫌赌球啊，范志毅先生怒不可遏，认为他根本没有这些事，于是他就告到法院。法官作出了判决，他的判决告诉范志毅，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范志毅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必须要接受媒体的更强有力而严格的监督。在这个案子的监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局部的失实，这样的失实是媒体监督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所以驳回范志毅的起诉。

　　这样的案例让大家看到第一次在中国的判决书中出现了“公众人物”这个概念。“公众人物”来自于英文。公众人物是什么，在美国的概念里也包括行使公共权力的那些人，包括社会中间非常知名的人士，包括影视界、体育界的明星们，也包括那些由于自己本身的原因而卷入公众事件中的人物，比如说莱温斯基。莱本人不是公众人物，本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白宫实习生，但是她个人和克林顿总统发展点异乎寻常的关系，于是这个事件一旦被报道，因为克林顿本人是公众人物，她因这样的事情也变成了公众人物。莱没有办法说你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地球人都知道了，你这个报纸老报道这些东西，她甚至肖像权也没有了，全世界各地的报纸随便登她的肖像，她不可能去主张这样的肖像权，这样的概念大家都知道。1964年在美国联邦法院作出了这样一个判决，是《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年这个案件对于美国的媒体如何去监督公众人物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案例，它甚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沙利文案件所确立的原则被意大利所接受，被德国所接受，一次次地被各个国家所接受。它的原则是什么？那就是一定要确保媒体在报道涉及公众人物的事件时，没有办法要求一个媒体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大家知道，新闻英语叫NEWS，前面是个NEW(新)，如果不NEW的话，它就不是NEWS。NEWS什么意思？就是要新，此时此刻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要保证公众都能知道，你们看到CNN这样的电视台，它已经发展出了所谓现场直播新闻。“9·11”事件的时候，我们领略了现场直播的新闻，正在发生的事件。所以对于一个媒体来说，我们不能苛刻地要求一个记者。他所见到的事情，他马上就发表的时候，更是如此！你们知道人都有局限性，人不是上帝，上帝才是全知全能的。一个记者只能根据他眼前所观察到的情况，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写成文字来发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地有许多东西他看到的可能是片面的。每一个人都是片面的，每一个人只有一张脸，一双眼睛，我们的背后没有眼睛。所以，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的，要及时迅捷地发布讯息，我们必须容忍记者的失实，《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是当一个公众人物要提起名誉权或诽谤案诉讼时，他必须要向法院提供证据，这个证据表明了报道者或者媒体有实际恶意。什么叫“实际恶意”？非常简单，就是明明知道一个消息是虚假的，但仍然发表出来。这个举证的责任是交由原告来举证的。那就是你告这家报纸，你要把证据拿出来，证明写文章的这个记者有实际恶意，这个证据几乎是没有办法拿到的。那就意味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经从根本上封杀了公众人物可能提起名誉权诉讼的机会，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公众人物能够打起这样的官司。

　　我曾经在北京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一(九个老人之一)的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有过一次座谈。他说我们现在对于状告报纸这样的案件受理得很少。因为状告报纸尤其是公众人物状告，法院如果轻易受理的话，就必然导致媒体不断应诉的情况。大家知道，即使是所有的案件都判这些媒体胜诉，但媒体要为这些案件所付出的律师费、差旅费，各种各样的费用，已经是没有办法承担了。这样的一种审查，法院不能很好地维护新闻自由的话，必然导致报纸谨小慎微，挑刺不如栽花。所以，这就会严重抑制新闻本身对社会的监督作用。上海法官在我们的法律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公众人物的时候，我们上海法官就走在了历史的前头。在他们的判决里居然用了“公众人物”这个概念，而且这个判决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这是我们司法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法官探索着如何维护新闻自由。

　　北京：余秋雨诉《北京文学》和肖夏林案

　　[这个案件也在认真地确立一个准则，一个人在写文章的时候，他必须认真地去核实事实，但这种核实不能要求太过分，不能超出一种合理的限度。]

　　接下来一个案件发生在北京，但是当事人和上海有关系，余秋雨诉《北京文学》和肖夏林案。余秋雨也是个公众人物，也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北京文学》的肖夏林编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文化中的文化》，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评论目前文化界的一些现象，但是文章的主旨是批评余秋雨，说余秋雨这样的人沽名钓誉，他根本不是一个文化人，他不是个像样的学者，比如说他在深圳，他说深圳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深圳将来会出现中国文化的深圳学派。大家知道，20多年前，深圳还是个小渔村。他怎么会说这么多的好话，肖夏林先生在文章里面说，哦，原来不是偶然的哦，因为深圳市政府免费送了他一套毫宅。余秋雨当然是非常的郁闷，非常地不高兴，然后他就开始诉讼，他起诉肖夏林和《北京文学》。然后这官司就打打打，最后判决出来了，这个判决我一看，啊呀，真是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一个法官，所作的判决里边，进行了一种非常详细的推理，他告诉案件的当事人，这样的案件到底是否是肖夏林本人在捏造事实，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浦志强律师(肖夏林的代理律师)就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哲学的教授叫黎鸣先生到法庭作证。说是这个事情，在肖夏林写文章那段时间，北京地区的学界、文化界都在传说余秋雨得了一套房子。这个证据被法官所采纳，法官说，这就表明，这不是肖夏林个人捏造出来的事实，不能完全说是空穴来风。而且这个案件也在认真地确立一个准则，一个人在写文章的时候，他必须认真地去核实事实，但这种核实不能要求太过分，不能超出一种合理的限度。比方说，这个案件所涉及到的一种情况，肖夏林作为一个普通的编辑，他如何能去核实这样的事实，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还告诉我说，当时法庭上还需要举证，你说你的名誉权受到了损害，所谓名誉权受到侵害就是社会公众的评价度下降，那原告方是否能举出证据来证明你的评价度下降了，这个证据几乎是没有办法举的，所以最后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惊堂木一拍，驳回起诉。余秋雨“法律苦旅”就此结束了。大家知道，这对于我们的作者、我们的媒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判决。

　　广州：《中国改革》杂志社案

　　[在这样的判决书里，三位法官，这三位法官的名字，一个叫巫国平、一个叫伍双丽、一个叫郭越。我准备今后无论走到哪儿，提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都要把名字说一说。因为好的法官，我们有义务让地球人都知道。]

　　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判决，又让我感到很振奋。那就是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案。《中国改革》杂志社是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所办的一份杂志，总部在北京，他们在刊物上对于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这样一个国营企业所出现的内部管理方面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批评，说他们的管理层在“分肥”，国有资产在流失，国有企业原来的那些员工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媒体进行了报道。报道完了，华侨公司觉得这是对他们的名誉权的侵犯，就起诉到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最后做出了判决。这个判决，我说我振奋，你们都想象得到，判决华侨公司败诉。在这样的判决书里，三位法官，这三位法官的名字，一个叫巫国平、一个叫伍双丽、一个叫郭越。我准备今后无论走到哪儿，提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都要把名字说一说。因为好的法官，我们有义务让地球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有这么好的法官。我想我们这三位法官是多么的优秀。他这个判决书里边，确立了非常有价值的几个原则，一个原则叫“合理信息来源”原则，如果根据实事求是原则来说的话，这个报道的确跟后来的真实情况有差距、不一样。但是，他们记者依据什么来做的这个报道，发现这是企业的年度报表啊，有一些广东当地报纸的内参啊，然后记者根据这些个材料做出了自己的报道，同时有些访问。法官说，一个记者报道一个事件，你不可能要求他变成一个科学家、一个侦探，永远这样侦察下去，他要及时报道一般的新闻界所公认的合理的信息来源，我们就不能够苛求他，他只能够走到这一步。你的企业报表本身，由于你们的原因，存在着缺陷、问题，不能怪罪记者。另外，确立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公正评论”原则，也就是说，媒体所做的评论是否侵权，要取决于他所作的评论是要追求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法院的判决书说，固然这些评论里有个别字眼有一些情绪化，但是他最终的目标是为了维护国营企业的利益，为了维护每一个国营企业的工人的利益，职工的利益。所以，这样的评论对这个国家是有价值的，不可以被认为是侵权。就这样驳回了起诉。

　　常常有许多朋友说，我们现在法院的情况怎么可能变好，就是对法院特别的失望。但我说你要看到这些个判例的话，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法院系统也有一些非常有追求的法官，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法官，他们在追求着能够用更加合理的方式来推动这个社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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