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洪军：“西安事变”勿和平解决 请司法尽快介入

　　江洪、朱永胜为讨债怒揭国力假球黑幕，该俱乐部老板王珀避其锋芒，警告足协“不要给我惹急了，否则我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曝光！”他语出惊人。江洪、朱永胜等人的行为可算是足球的“3·15”，而王珀要“急眼”的话，那将是足球的“9·11”！

　　我姑且把它称作足坛的“西安事变”。江洪等人为自己合法收入，怒揭“假球”，胁迫王珀就范，而王珀的第一反应是先放几响空炮，很麻利地把“足协”当成了“人质”， 想从这场“事变”里突围。

　　可以说，俱乐部老总威胁或者敲诈足协，王珀并不是第一人。回首十几年职业化进程，远的如渝沈之战、万达退出这样大事件，近的如去年的国安罢赛等，章健、王健林、杨祖武等老板们，都不同程度地“警告”过足协，不要把自己逼上绝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最后呢？足协采取的当然都是息事宁人的行为。

　　当然，“西安事变”令人侧目的不在于王珀能走多远，而是江洪等人对一场“假球”细致入微的描述。这不是简单的狗咬狗一嘴毛的问题，他们的“描述”不同于过去人们对假球的猜测，而是通过许多“细节”，让沉疴已久的中国足球最接近了司法介入的重要程序。

　　许多通过司法手段整肃足坛的美好设想，都无法突破“证据说”这个瓶颈。所谓的“证据不足”，一是面对假球黑哨，的确缺少支撑司法公正的证据，二是有些人面对丑闻所显露出来的蛛丝马迹，喜欢装疯卖傻，根本不想去寻找证据。贾秀权的“三号隋波”这一嗓子，断送了一个职业球员的运动生涯；渝沈之战“180万元支票”，也被许多人的麻木打了水漂；宋卫平掀起扫黑风暴时，许多俱乐部都露出“黑金”的尾巴，但最后只是小小的龚建平成了替罪羊……

　　足球如此成为了司法的“特区”，许多人悲观绝望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期待。足坛“疑案时代”会不会随着阎世铎时代的结束而画上句号？谢亚龙上任就背上奥运战略这个沉重的包袱，体现他政绩的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要奥运足球的成绩，二是维护联赛的安定团结局面。眼下看来，俱乐部经营的窘迫，以及球员和俱乐部劳资冲突的加剧，中超依旧遍布雷区。要知道，2007年足坛的动荡与2005年，其性质与影响是绝对不同的。

　　谢亚龙如果能抓住“西安事变”这个机会，让司法真正介入足球，至少对他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果断出手，处理阎世铎时代一桩“假球”案，尽管擦了别人的屁股，臭了自己的手，但这个政绩来得事半功倍，注定会赢得理解与喝彩；二是尽早排除中超的“暗雷”，净化联赛，等于把让2008的“安全期”扩大了，也增大自己的保险系数。

　　在这场“西安事变”里，我们还看到那种被扭曲价值观念。王珀理直气壮为“默契球”辩护，并且吵嚷着“中国队和香港队可以打7比0，为什么我们不能打？”之论调，这是对足协的极大蔑视。他的勇气是来自哪里？这是否也预示在强硬的王珀面前，足协继续上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闹剧？

　　从江洪等人描述“假球”的细节是很有魅力的！它有江洪呈现的职业操守，有卡洛斯渺小和悲怜，更有“假球”运作的清晰轨迹……足协依行业内部清规戒律“私了”只能遭到人们的唾弃。西北狼需要纯净的国力，中国足球更需要真正的法制生活——也就是说，足坛的“西安事变”没有任何理由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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