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晓新评述 “对于每一名黑哨而言，为他打边旗的助理裁判都是‘从犯’”，熟悉裁判运作的俱乐部人士这一相当肯定的说法，其实揭示的正是黑哨事件中主裁判与助理裁判(俗称边裁)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法律暂时还没有将矛头指向这一群体，大概只是先主后次的程序问题，但作为关注者，我们早就应该把视线投向这些黑哨内幕的必然参与者。

　　边裁与主裁的关系

　　如果龚建平在调查中交待了多少受贿的具体场次，几乎就可以同时认定这些场次中的助理裁判也同时受贿，这不是一个法律上存在的逻辑，但却是一个现实中存在的逻辑。

　　中国足协在裁判工作上并不缺乏表面上的约束，比如说在派到赛区的四名裁判中不事先确定主裁人选、裁判到赛区必须上交通讯工具、裁判不得接受赛区请吃和卡拉OK的安排等，但这些约束在赛区却往往流于形式，因为该安排的照样安排，各赛区从来都可以轻易了解裁判的分工，手机等通讯工具也可以在形式上上交后再由赛区提供专用手机。但裁判组的成员不得单独活动这一点却可能是各项约束中贯彻得最好的一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裁判组从来都是一个互不避嫌的“作案团伙”。

　　在这方面，黑哨与假球似乎具有共同的“行规”。一般来说，打假球的对象都不太可能只是一名球员，而往往是数名后防主力球员协同作战，这样更便于“控制局势”。裁判同样如此，一家俱乐部绝不会弱智到只收买一名主裁判，因为不少关键性的判罚，比如说点球、越位等，都必须建立在边裁举旗的基础上才更具有说服力且更能掩人耳目，主裁判绝不会弃两名边裁于不顾自己事事包办，所以也绝不会光顾自己拿钱不管“兄弟”。

　　如果真有哪名主裁判想吃独食的话，他在场上带有目的的判罚即使瞒得过其他人，也不可能瞒得了另外的裁判，这样的事情有过一次，这名主裁在圈内便会名声扫地，这与那些习惯在卖球中吃独食的球员很快会遭到孤立是一个道理。也正因为如此，俱乐部送钱的习惯都是将整个裁判组的费用一起“打包”，至于分钱的事，自然由裁判们自己按规矩办。边裁中一向盛行“跟对大哥”的说法，大概是指要跟就跟那些会收钱也会照顾兄弟的主裁判。

　　边裁也是中间人

　　裁判圈内不乏那些混得滋润的助理裁判，他们通常都是主裁判们特别愿意带的对象，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不外有两个标准：一是从技术的角度上能够更巧妙地与主裁判配合达到目的；二是从利益的角度上能够更好地为小集体谋利，向俱乐部提一些主裁判开不了口的要求。

　　众所周知，俱乐部在做裁判工作时往往会选择退役裁判、教练或球员来当中间人，而从裁判的角度来说，则更多地是助理裁判来充当另一方的“谈判代表”。助理裁判的特殊身份使他们更容易与中间人或俱乐部讨价还价，因为他们既不是拿钱最多的人也不是作主的人，他们往往能够以“这场比赛太难吹”、“两队实力差距太大”以及“这场比赛有直播”等理由希望对方抬高价格，即使是在行情逐渐固定的时期，也并不妨碍他们提出一些额外要求。长期的实践已经使一些助理裁判深得此中之道，对主裁判来说，带着一名会做的助理，就相当于有一名合适的经纪人。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助理裁判也自觉地把“当好中间人”作为自己的“晋身之道”。按照裁判界不成文的规定，主裁带边裁通常都负有培训之责，所以一名助理裁判在晋级的过程中，除了业务能力，自己在圈内的口碑和国际级裁判的意见，都是很重要的环节，而那种在共同的利益中培养出来的关系才是最稳固的关系。当然，“我为你谋过利，你为我说句话”也是人之常情，当年，一位退役裁判到某俱乐部任总经理，老板后来明知他中饱私囊也不敢痛下杀手，因为他早就捏住了老板的把柄，这恐怕也是他在几年裁判生涯中的切身体会。

　　边裁的“甲B情结”

　　有相当一部分助理裁判宁愿长期在场边举旗而不愿意自己拿哨，这种现象在裁判圈内被称为边裁的“甲B情结”。这是一个值得考究的说法，数年职业联赛中，一些甲B球队的主力球员不愿球队升上甲A的心态早有所闻，因为这类球员相信甲B比甲A好“捞”，担心球队升级后自己踢不上主力。

　　每一个从事裁判行业的人的最终理想都是晋升为国际级，都是拿起哨子成为场上的最高指挥官，但是裁判中的“甲B情结”却很难用不思进取来加以解释。事实上，“举旗的”与“拿哨的”这两种不同的称谓在裁判界内存在巨大的差别，甚至含有某种歧视的成分。但是如果把这种差别放到一些具体的利益体系中也许就不值一提，就像那些甲B球员可以无视甲A与甲B巨大的市场差别一样。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当然在于对利益的考虑，某些助理裁判铁心举旗，甚至某些边裁宁愿晋升为国际级巡边也不愿转向主裁，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分到稳定的利益而不必承受太大的压力，中国足协历年处罚得最多的是主裁判，而主裁判同样也会成为赛场矛盾的焦点人物，但人们却不会轻易把视线投向那些站在场边却与主裁一样分钱的人。按照裁判的利益分配原则，一般边裁拿主裁的一半，即四万与两万的区别，但更多人却愿意拿边裁的“放心钱”。而且，对于一些有资历并且中间人做得好的边裁，甚至还可以“介绍费”一类的额外收入填补这方面的差别。

　　龚建平事件再次证明场外“助理”们的安全性，但是，法律绝不应该放弃对这个在黑哨交易中往往比主裁判能量更大的群体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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