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喝了吗？今天你离了吗？今天你下岗了吗？今天你小资了吗？今天你姐弟恋了吗？……我们的生活中总是充斥了这样那样的时尚问候。也许，今天的今天，在我们这个并不很大却能翻天的足球圈子里，人们会开始习惯一句新的问候语：今天你自首了吗？

　　记得大学有一位室友，生得五大三粗，祖上湘西人氏，据说祖父和曾祖父都是标准的湘西土匪，而电影《湘西剿匪记》中那位土匪女司令的原形就出自他们村。有一次把酒夜话 ，他说了这样一件事：过去土匪得势时，山上下来一名小土匪都可以把全村搅得鸡犬不宁，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也没有办法。后来解放军的剿匪部队开进山来了，村里还有亲人的土匪大多都下山来自首了。再碰上一两个死硬分子偶尔到村里来想抢点粮食，村里人也能合力把他捉了送给部队，时局不同了，大家的心气也壮了。

　　不知道怎么，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反黑大潮中想到了这个半夜里听到的故事。打心里说，时局不同了，大家的心气也壮了，龚建平在里面已经呆了整整20天，“剿匪部队”显然还没有丝毫收兵的迹象，那些成天都受着足协保护的人却发现足协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龚建平的材料是一本变天帐，俱乐部的口是一面透风的墙，谁都不知道“下一个龚建平”会落到谁的头上，但剿匪部队嘴里“坦白从宽”的口号却注定会是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今天你自首了吗”，有几名黑哨能受得了这样的问候？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反黑部门把所有裁判及与裁判相关的人组织起来，去看一场王志文与江珊再度合作的电影《说出你的秘密》。女主角在自家的住宅区里开车撞倒了骑车下夜班的女人，然后抽身离去。可女人的孩子从此以后每天在小区的路口上站着，头上挂着一块写了“我要妈妈”四个大字的牌子。女主角在这样的场景面前经受了内心的反复煎熬与一次又一次的良心谴责，终于走进了公安局自首。我不知道，在集体看完这部电影后，会有几名裁判跟在龚建平的身后走进宣武区公安分局。但我可以肯定，那些被无辜篡改了劳动成果的比赛、和那些含冤降级的俱乐部，即使是每天扛着一块牌子，上写“我要真相”四个字站在裁判们面前，也不可能让那些用利益代替公平的人良心发现，因为所有陷身在利益的深渊里不能自拔的黑哨们，早已忘记了是非，早已蒙弊了良心。也许他们会每天探听龚建平的消息、探听龚建平嘴里的下一个是谁，也许他们每天买菜回来会下意识地看看身后有没有警车跟随，但他们绝不愿意主动去说出自己的秘密。

　　我想，只有这把注定会越烧越旺的火，总有一天会让他们坐不住。

　　我想起了这段时间里一些俱乐部给我讲的“新段子”。1999赛季的乙级联赛最后决赛阶段，一支参赛队的工作人员亲耳听到了老板给裁判的承诺：一场60万。这是我们闻所未闻的一个创历史新高的数字，但老板解释，这一场比赛决定球队的生死，升不上去一年白忙了。作为对手的另一支球队当时正为中国足协所不容，但对手凭多年经验想出了一个绝招———把当地电视台的转播车从一千多公里外开到了赛地。裁判最后的确帮了忙，但对转播车的顾忌使他没敢帮太大忙，只是让首回合一球告负的“买方球队”在双循环赛制的第二轮扳平了比分，可对手却靠加时赛中的一个进球升级成功。按照惯例，老板给了裁判一点小意思，但黑哨界丢了一个纪录。

　　2000赛季初，一名比赛监督到了广州后直接给南方某甲A俱乐部的董事长P打来电话，表示“聊一聊”，当时的P已是不堪重负求贷无门，以致于心惊肉跳地问手下“他想聊什么”，但他最后还是让手下人去赴了约。比赛监督很“关心”地问这名手下人：“足协让我来问问情况，听说你们还欠了足协100万，还能打比赛吗？”手下人也是个明白人，话里有话地回答：“打比赛没问题。”于是比赛监督免了客套，直接开出了自己与主裁各3万、两名边裁各1万以及裁判监督与替补裁判各1万共计10万的价码，并声明这是看在俱乐部没钱的份上特意打了折。这场比赛结果双方打平，俱乐部照例再给了半价。

　　也是2000赛季，一位知名黑哨前往昆明执法，没想到昆明媒体不解风情，周五的报纸便报出了这名裁判要来执法的消息，惹得这名裁判到赛区后相当生气，对俱乐部人士大发其火：“你们的保密工作怎么做的？你们这边的报纸怎么搞的？”可这并没影响他的收入，俱乐部的接待人员事后向相熟的记者透露，主裁4万，边裁2万，一分不少，而这场比赛裁判果然也判给了主队一个点球。

　　有人说，俱乐部不举报是因为可以举报的人本身就是吃碗饭的人，更多的人说，俱乐部不举报是因为俱乐部早已麻木、早已看不到希望，所以P会麻木地回答希望他站出来揭发的人：“如果我揭发会得到什么好处？”但更多的人却决心在龚建平事件后说出自己的秘密，最起码P的手下正在替他感到不值。他们愤怒地告诉记者，如果有必要，他可以拿出自己手上那张一次性汇给一名国际级裁判的20万汇票的底单。而在该俱乐部财务人员的办公桌里，至今还存着有当时总经理签字的、1999赛季这个俱乐部用于接待裁判27万元的支付证明。我想，这不是所有俱乐部中最后的绝版，事实上，在参加中国足球联赛的所有俱乐部中，将有无数这样的汇票底单与支付证明，它们哪一天会落到监察部的手中？我想这是那些正在惶恐中等待的黑哨们面前一个致命的问题。

　　当然，我们还可以想起一些另外的事实，比如说一场比赛中裁判强行给了“买方球队”两个点球，一个不进再来一个。一位足协领导还在比赛当中便给俱乐部老总打电话，意思是“裁判已经仁至义尽了，这样的球输了都应该给人钱”。他的关心，是因为他负责联系了裁判，是因为他也要从中分钱。这样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想起那些与黑哨密不可分的裁委会人士、足协人士甚至更高层的足协领导。如果他们可以在人们再次提起这些事情时不感到心虚，如果他们可以面对司法部门关于他们的豪宅和名车的质问，再继续回答是自己老婆炒股挣的钱，如果他们可以让所有的裁判和俱乐部都闭口不提他们的参与，那么他们可以继续保持沉默。

　　今天，还没有人自首，因为所有人都宁愿观望，就像当初没有人会相信阎世铎那句空洞的“交待了还可以再用”的话一样。但是，但是，在龚建平的“20天纪念日”里，我们仍然想问最后一句话：今天你想自首了吗？(刘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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