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晓新报道 中国足协在塘沽会议上提出不升不降的设想后，有俱乐部总经理当时便给阎世铎提了一个意见，认为足协这一决定不明智。提意见者在这里抖了一处包袱，他并非想当然地指责不升不降的决定，而是认为足协给自己出了个难题，因为原来的政策便是只降不升，从15个队降一队的考虑来看，实际上“只降不升”与“不升不降”之间只差了一个队，如果足协换一个说法，把新的决定解释为“取消原来一队降级的规定”，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便能使足协既免了朝令夕改之名，也不至于让事情严重到“修改赛制”的地步。而在 心里面细细盘算过一番的明白人却知道，正在低头玩着大手笔的阎世铎，其实正希望看到眼前的局面。

　　花钱买平安

　　上赛季暂停升降级的决定几经摇摆后终于出台，一名俱乐部总经理当即受到了老板毫不留情的责骂，认为他白搞了这么多年足球，连足协的政策都没有弄清楚，害自己白白浪费了一大笔钱。可是今年的决定以更加突然的形式出台，老总们却再也没有听到类似的骂声。中国人总是这样习惯逆来顺受，第一次思想上接受不了，再来一次便内心坦然，尤其是听说上面有稳定足球的意思，老板们倒也感觉自己的钱算是为国家作了贡献。一位俱乐部的老板私下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搞俱乐部就像炒股的关心政策，是政策让你亏钱，也就“死得其所”了。

　　一般来说，各俱乐部的主要经营大项在于冠名权收入、胸前背后广告、门票收入和场地广告四项，托普给申花的天价冠名以及现在的官司纠缠只是一个特例，而大多数俱乐部的冠名权所得平均下降了3分之一，“市价”1000万的冠名费最多只能谈到600万；门票收入一项，俱乐部的平均下降幅度在50%左右，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像成都和西安这些往日的金牌球市更是出现了大滑坡的形势，全兴不惜代价的退出，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被观众的冷淡伤了心，虽然有部分俱乐部表示上赛季“人情票”减少弥补了不少损失，但就甲A400万左右门票收入的“小康水平”而言，上赛季的确只能徘徊在200万上下的标准上；胸前背后广告一项，除了几家俱乐部的球衣上自始至终打着“此处待租”的招牌，一般球队的卖价也只能保持在300万左右，这一项估计损失又达到了200万；至于场地广告，抛开辽宁抚顺这种仅到账5万元的特例不论，即使是力帆队这样有一定市场号召力的球队，全年也仅保持在300万左右，而之前一个赛季，他们这项收入稳稳超过400万。有人很形象地说了一个笑话，俱乐部上赛季与企业谈合同，不论是冠名权合同还是各类广告合同，一谈到关键之处对方往往便会抛过来一句话，“今年没有升降级，你们看……”，这正是俱乐部经营者的“七寸”。

　　如果以真正落到俱乐部财务帐目上的收入来看，恐怕绝大多数俱乐部真金白银的数字都只不过在1000多万的水平，与升降级赛季相比，整个甲A满打满算的亏损额绝对在1亿5千万以上，“稳定联赛”的招牌下，实际上这就是甲A俱乐部为足协的“花钱买平安”所付出的真正代价。

　　赔钱赚吆喝

　　与大面积亏损相对应的，却是甲A俱乐部强作镇定、粉饰太平的浮夸风。在记者试图就亏损这一问题作抽样调查时，得到的却是并不正常的乐观回答。一方面，一些俱乐部经营者似乎并不认为是赛制的改变带来了亏损，他们找到了一大堆原因，诸如十强赛分流球市、整体市场萎缩、甚至有俱乐部以取消升降作为经营困难的借口等；而另一方面，也有俱乐部表示，在暂停升降级的一个赛季里，整体收入不降反升。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悖论，但原因究竟在哪里？以鲁能俱乐部为例，据说上赛季是一个“好年成”，但在具体的收入帐上，我们却轻易地发现包括了鲁能集团给鲁能俱乐部的2800万冠名费。计算者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这个数字，因为在中国足协关于《职业俱乐部基本条件》的规定中，明确表明了俱乐部作为一个独立经营的实体，即使是买断了俱乐部的企业也必须支付冠名费。但谁都知道，这不过是把过去的企业拨款换了一个更职业化的名称，于是过去算作俱乐部支出部分的这笔钱现在却算进了俱乐部的收入当中。像鲁能一样，所有没有另外冠名的俱乐部都在奉行着同一种计算方式，在俱乐部上报给足协的有关收入报表中，中国甲A俱乐部的年收入一般都在4000万左右，可一些把冠名权拿出来最多只能卖到几百万的俱乐部，却全都堂而皇之地在这一项上收到了2000万，不难想象，我们的甲A俱乐部的年收成满打满算也就是1000多万，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浮夸更多了文件上、理论上的支持。

　　问一问老总们的内心话，恐怕谁都清楚自己现在真实的存在状态，“挺像过去天桥上一个卖把式的，穷吆喝”。连续的腰斩升降级正在降低甲A的受关注程度，正在打击大多数参与者的信心，这才是经营者们最担忧的事情，这才是更加难以估算的潜在亏损，所以赔钱赚吆喝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力帆队刚刚打进亚优杯四强，便全力争取四强赛的主办权，按俱乐部的意思，“先不管有没有夺冠的实力，先把主办权拿下来再说，一句话，就是要给支持者们一个信心，也是在给自己新赛季的经营寻找一个卖点，就算是投资绩优股吧”。

　　甲A的“货币”越来越不坚挺，这是每一个当年抱着金娃娃的经营者面前的事实，毁掉一个品牌太易，重塑一个品牌太难，生活在注意力经济时代的甲A，会不会被看不到头的调整从人们的视线中拽走呢？

　　国有化的舞台？

　　每一个愿意较真的人，包括一大群痛心疾首的经纪人，都在愤愤地说着一句话：中国足协的朝令夕改是在违背足球发展的规律。如果纯粹从足球的层面来考虑，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虽然升降级的优劣并无定论，但在缺乏市场化的资本运作机制、缺乏自身造血功能的前提下，升降级是目前国内联赛最朴素的激励机制，在没有改变市场体系的时候，对赛制的随意篡改，也就是对规律的随意践踏。

　　可是，甲A不是一个讨论规律的研究所，更多不愿意较真的俱乐部，实际上已经隐隐猜出了阎世铎与中国足协的真实意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俱乐部总经理谈了他对塘沽会议、对不升不降的真正认识，“阎世铎不是在整顿联赛，而是在放弃联赛，任何一个‘玩政治’的人都更容易理解阎世铎的心态，他在全盘否定前任留下的联赛，放弃旧的意味着重建新的，不破不立，他眼前只有一面旗帜，那就是中超，所有跟不上这趟车的俱乐部便只能自生自灭，至于规律，绝不是他所考虑的东西”。

　　这是一个有些阴暗却一针见血的理解，阎世铎有充分的条件去实施自己既定的步骤，一方面，十强赛的成功使他底气十足，另一方面，他手中打出的这张“稳定牌”更是无人可挡的“尚方宝剑”。更确切地说，许多人心目中在打的那套经济算盘，其实在策划者的心目中完全没有障碍，因为我们的甲A，正在被越来越多视亏损为无物的国有化大“托拉斯”所占有，对赛制的篡改正在成为一场急行军，而体弱者必然会在这场急行军中被彻底拖垮，理想中的中超，将是一个超大容量集团化的、比拼国有资产的群英会。

　　在新的理念的感召下，我们许多人都在等待着中超的到来，其心情有如当年10岁时等待着“四个现代化”，但是，在这样一个“当改制已成习惯”的时代过后，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中超绝不会是一个真正职业化时代的到来，而是一个国有资产重新垄断足球市场、一个“托拉斯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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