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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暗访“黑哨”
电话联系涉嫌黑哨
摘自1月8日作者日记
晚9点40分，我躲在车里给龚建平打了电话。
“你是谁呀?”
“我是新华社记者杨明，想问你点事。”
“你怎么有我的手机号?我不记得认识你呀。你是哪的?”
听他的口气很硬，也很不客气，典型的京味儿。
“是方君让我打的电话。我一直跟踪黑哨报道，写了几篇内参。”
“谁是方君?不认识。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北京人吗?”
“当然，北京生，北京长的，原来我也是搞体育的。”
“真的，是咱北京的就好说了。你原来是搞什么的?”
“搞田径。北京队的，撑杆跳。听说你是××学校毕业的?”
“是呀，你哪年的?”
“我45了”。
“那我得叫你声杨哥。”
我和他开始拉关系，说了几个人都认识。他的口气中警惕的成分少了许多。
“我说咱也用不着见。足协不让裁判接受采访，真的。黑哨的事我也知道了一些，这时候我不想说什么，一说准成靶子。”
“你误会我意思了。我就是想和你随便聊聊，不涉及那些敏感话题，你看行吗?”
“那有什么意思呀。我说咱们不急。过段时间，我听你口气也是对路子的人，以后没准还交个朋友，杨哥，你说怎样?”
“那好吧，以后再约。”我不想逼你太紧，挂了电话。
我长舒一口气。一直就想给他打电话，听起来，这人身上有北京人典型特征，爱交朋友、说话直、似乎容易轻信人。我和涉嫌“黑哨”聊天摘自1月9日作者日记
今天晚上见到了龚建平!
事情是这样的。我晚上7点，车刚要进大院，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话的是龚建平。“杨哥”，他叫我杨哥，显得很亲热。其实，这是北京人的习惯。有时可能是第一次见面，或者是我们这样的还没见过面，只要对方比你大，通常就“哥”呀“姐”的叫，透着不见外。
“哟，是你呀。哥们儿。”我也显出很近乎的样子。
“你认识××报的阿二吗?”
“太认识了!那是我哥们儿!大学校友，我比他高两级。怎么了?”“我们两十几年交情了。我今天恰好见到他。我说和你打听个人你知道吗。我一提你，他说那是我铁哥们儿!你说多巧呀。咱哥俩还真有缘。”
“要不怎么说的呢!阿二人特仗义，我们也十几年了。”
“你昨天不是说想聊聊吗。我也不好掰你面子。你看这么好吗?咱仨一起坐坐，也别聊那话题，权当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好呀!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千万别相信记者，包括我在内。”
“杨哥，就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好，那咱们就8点在人民大学正门邮，那离阿二家近。”
“成，一会儿见。我开辆灰捷达，你是什么车?”
“红夏利。到了手机联系。”
我妻子替我担心，“这么晚了，你别冒险了。万一有事把你给弄了怎么办?”我说：“别扯淡了!人家是好人，别瞎想。”
“不行!我叫辆出租跟着你，阿二要是在，我就走。你把手机开着，你还是想复杂点好。”
到了大人门前，我停了车。后面有人摁汽车喇。我看到阿二从车里走出来。和他在一起的是个穿黑皮衣的人。中等个、体形匀称。
我和阿二亲热握手，“黑皮衣”见在有点生分，不像在电话里那样亲热。我和他打了个招呼。我注意到他没有叫我“杨哥”，只是招呼了句“你好”。
我们随着阿二走路去一家小歌厅。路上，“黑皮衣”嚼着口香糖，一副不在乎的劲。我和他基本没有说话，只是和阿二东拉西扯。
找了一个小包间，房子很小，没有电视和音响，是专门聊天的地方。
“你要点什么?啤酒还是饮料?”我问“黑衣”。
“别找事了，我还是喝茶”，他说。
阿二弄了瓶百威，我要了杯咖啡。
大家都脱了衣服，我把手机关掉。地下室收不到信号。
“哥们儿，你最近够火，听说整什么内参呢。别出这风头，我劝你。你看我就从来不搀乎足球。”阿二对我说。
我说：“咱今晚不聊足球，聊点别的行不行?”
我和阿二海阔天空地乱扯，“黑衣”坐在一边有些尴尬。
我开始和他搭讪，聊起我们认识的几个人。
“你怎么干起记者来了?搞体育的一般都不怎么会耍笔杆子。”
“我根本就不是干体育的料。当时主要是避免插队。后来我摔了个脑震荡，就下了决心上大学了，学的是英语，可最后还是落个报道体育。”
阿二开始插话，他特别能喷。我发现他和裁判们都很熟，认识十几年了。
“杨明，我就为裁判鸣不平。你知道他们早先多辛苦吗?就拿他说吧。当年骑辆破自行车，满城赶场。这边东单刚结束，那边北大又踢上了，大冬天冻得哈哈的，谁把他们当人看来着。他都吹了小20年了，当时吹的那帮人早淘汰光了，培养出一个裁判多不容易呀，谁不把自己的饭碗当回事。装丫挺的，现在都说裁判黑，我怎么就没看见一个裁判敢乱来的。满场几万双眼睛盯着呢，不吹错还饶不了你呢，你说是不是?”
我答应着，说我不怎么看国内的联赛，我不喜欢足球。
“现在我们裁判也不能说话，足协也不让我们说。杨哥，你说我们都上有老，下有小，熬了十几年才弄个国际裁判，谁真敢像外面人传的那么黑心?就说我吧，老婆生孩子我都回不去，一年到头在外面。有一次，我妈病了，我老婆又抬不动，只好几个朋友帮着送进知院。我在外面听着电话，眼泪哗哗的掉。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良心的事。”他说着说着激动起来。
“我希望司法尽快介入，好让我有个能说清问题的地方。我就担心弄个不清不白。足协今年让我停哨，又不说我是黑哨，找个其他借口，结果更恶心，人家肯定乱猜，你让我怎么面对大家呀，让我们全家都帮我背黑锅。我不怕调查，我就怕闪着我，弄我个不清不白。”“黑衣”激动地说着，给我的印象是他真的很无辜。
“杨哥，你也别瞒我了。我知道我的名字上了内参了。你也别问我从哪知道的。这倒好，我这下真出名了。我现在什么也不说，到该说的地方我就对该听人说。”
“听传言你就是那个写忏悔信和退钱的裁判，是真的吗?”
“谁告诉你的?嘴长在别人身上，怎么说我管不了，可是我相信我也有说话的地方，让最后的事实证明吧。”
“听说，你的问题比较特殊，你是拒绝收钱的，是他们硬塞给你的，宋卫平他们也感觉最对不起的就是你。”
“这用咱北京话讲就是装丫挺。知道对不起我还把我治了，上内参就上呗，我倒真出了名了。杨哥，其实这个宋卫平最阴。他导演的那场假球，你看了吗那场?两场比赛同时进行，他煽乎球员罢赛四分钟，利用时间差等另外那场球结果，然后又说我们不罢踢了，咣咣咣，最后几分钟连进3个球，你说丫孙子不孙子，现在，好人都让他做了。一边弄我，一边还心里过不去，什么人呀!”
看到“黑衣”着急的样，阿二说。“杨明，说实话，他我是了解的，都十几年了，他是什么样的人品我最清楚。我觉得现在把一切矛头都对着裁判不太对。足坛上的腐败多了，光让几个裁判抗公平吗?你说哪没有不正之风?就说咱记者新闻发布会拿红包，收下200块钱你把别人都抬了，你丫还能在这圈里混吗?我说这整个足球都有病，连球迷和媒体在内。怎么女足和田径没事呀，你们丫玩命炒，非上赶的迷，怨谁呀!”
“没错。什么事在足球圈里立刻放大好几倍，我也特烦那帮小崽儿，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瞎写。”这也是我的心里话。
阿二讲了个有趣的事。“有一次特逗。我忘了和谁在一起了。我们一说话，后面有个孙子就支耳朵。我说咱坑丫一把，编个故事。我们瞎编个事，那孙子真中计了，第二天网上就登出来。你说神不神。还有一次，有几个南方小报的小东西连球赛都没看，我听这哥几个商量，说他们编段事，要是有人说是假的，另外两人就证明是真的。你说这帮孙子的素质多低!”
接着，他又告诉我们一个新段子：“陆俊听说张宝华是黑哨，不高兴了，说‘他哪是黑哨，他哪有我黑呀’。你说这帮人多坏，段子都给人整出来了。”
我问那裁判说：“你看中远对吉利那场球了吗?从电视上看，进的那球可是明显地两次都越位了。”
“我真的仔细看了，从技术上看，第一个球绝对是没有越位。第二个球我认为是电视的角度使大家觉得是越了位，其实，边裁的位置站得很好，我认为不是越位。电视转播的角度常常造成偏差，我们常为这挨骂，你说我们找谁去说理去。”
“我听说李东升召集了一帮老裁判，把所有可能出问题的比赛录像都看了，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是没发现裁判执法有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觉得呢?”我继续问。
“球迷虽然懂点球，但毕竟真正踢球的人不多。你说我都吹了19年了，一步步上来，有球迷盯着你，有裁判委员会盯着给你打分，还有电视录像作证，谁吃了豹子胆敢吹黑哨。俱乐部说比赛前胜负就已经让裁判敲定了，那不是胡扯吗，裁判有那么大本事吗!”
“算了，不说这些了。你最近忙吗?”
“我这些天也上网看看，觉得把裁判说得漆黑一团真不是事实。今年这球还怎么吹呀?7个国际裁判3人上了内参，就二十几人，都停哨我看这球还怎么玩。”
我心想，看来他还挺认真，认为今年联赛没裁判不行。要是裁判真有问题，别说停哨，就是整个联赛停一年，这样的可能性都存在。
“好，不说这个了。我希望能给裁判一个说话的机会，内参里光是俱乐部的一面之词也不对，最好是了解一下裁判怎样说。但我和足协提过几次，在他们和裁判谈话时让我旁听一下，可是他们没有回音。”
“我们真的不敢私下接触记者，让足协知道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就是足协使唤的一群狗，我们怕足协怕得要命。”
“我还是要和阎世铎谈谈，希望他能让我们把来自裁判的情况以内参形式反映反映，这样好让上边对真实情况有个准确的把握。”
“要是那样就好了，肯定裁判有不少话要说。只是现在这种一边倒的声讨下，谁敢公开讲话呀。”
他的态度不像是装的，莫非他真是清白的?还是他已经铁心就是司法介入也不承认?我对他百分之百的怀疑开始动摇。我开始觉得可能有问题的裁判不在少数，但是性质和品行不见得如外界传说的那样严重。我决定不能再随便和追我的新闻记者说话了，有种感觉很强烈，裁判即便有问题，可能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黑，真正坏良心的人毕竟没有几个。
分手后，各自回家。车上发现我把手机关上了，忙给老婆打电话，传来她焦急的声音。“我都快报警了，你手机怎么一直关着，我都吓死了。”黑哨八人名单暂时不能公开
《北京青年报》：新华社记者杨明：“黑哨八人名单”暂时不能公开
手握绿城“情况汇报”的新华社杨明称：“黑哨八人名单”暂时不能公开，这样做是为了全面打击足坛腐败。
本报记者杨涛报道，新华社记者杨明日前接到“黑哨八人名单”和“情况汇报”再次把打黑”变成了焦点。昨天杨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还不能公开“名单”，除了新闻纪律和保密原则，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黑哨”事件解决足坛腐败的大问题。
我记得我在网站上回答这个问题时是非常策略的，绝不是这样的简单化。现在，我的意思被曲解，肯定有不少人把矛头指向我和新华社。这就是这场反黑斗争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大家都非常急迫知道谁是名单上的黑哨，但是，即便曝光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知道的东西算证据吗?能因此就判裁判的罪吗?哪里有那样的简单!我知道，扫黑在目前的阶段正是如火如荼之势，有这样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所以，现在还不是讨论冷静和理智的时机，主要是揭黑幕，舆论的导向要朝这个方向去把握，一讲冷静就会使人感到要草草收场，可能是来自高层的精神。我怎么办?我只能按照社里的指示，一步步地按照步骤走，不能太急躁。
黑哨裁判在国内到底占了多大的比重?这对我也是个谜。如果从绿城、吉利两家提供的场次看，场下交易占了70%左右。我相信，吉利绝不仅仅做了四场，绿城可能也没全部交代。从统计学的理论来说，一个现象在占据了30%以上的比例后，就不再是极少数或个别事情了，如果在50%以上，就已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了。由此看来，阎掌门的个别人“做错了事”一说显然说不过去。
我记得，1998年，一位广东某甲A俱乐部专管财务的副总说过一句话：“1997年的时候我们俱乐部的老总们碰面后，是问你给了裁判多少钱，但现在我们见了面还是问你给了裁判多少钱?”
还有消息说，有个记者前年在华东的一支甲B俱乐部和一支乙级俱乐部里听说过两位中国足协重点培养的“红哨”收取黑钱的故事。那个甲B俱乐部的老总说，他曾经给那位在中国足坛名气很大的裁判用信封送去了35万元钱，那位裁判在下榻的宾馆里数都没数，接过信封后就很自然地塞在了枕头下面；而那支乙级队的一位教练说，当时在冲甲的关键赛中，那位裁判两头收钱，结果他们队没能冲上甲级，老板一气之下，叫人把那位裁判堵在宾馆的房间里打了一顿。
前不久，有一位俱乐部的老总还通过媒体给阎世铎一封关于治理黑哨的公开信。在这封信里，这位老总算了一笔账，一个俱乐部每场联赛平均要给裁判4万元的“红包”，一年下来就要在裁判身上投入上百万。相当于养一个主力队的费用，这个老总算这笔账是按每场比赛的平均费来算的，因为在主场“红包”高达6万以上，从每年上百万我们也可以推算出黑哨在裁判中所占的比例，不敢说100%，也在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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