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第3次传出王俊生要调回体育总局的消息了，据说王俊生这回是走定了，只是眼下“黑哨事件”甚嚣尘上，为避嫌，王俊生将在足协对这一事件作以了断之后再离开足协小楼。

　　对于一直热爱和从事足球事业的王俊生来说，离开足球工作岗位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之上还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就像一个孕妇在经过了10年痛苦的“怀胎”之后 ，她却永远失掉了最终“分娩”的权利和快乐。

　　10年的时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代，而一个时代的结束往往可以引起人们沉重的反思。我们虽然无法透视王俊生此刻真实的内心世界，但我们可以站在历史与公正的立场上，审视他十年间在中国足球权力巅峰的功过得失。

　　王俊生有一句口头禅：“历史会证明一切。”是的，如果这一次他真的将与足球分手，那么我们决定用这句话送给王俊生作为临别赠言。

　　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

　　在中国足协执政8年、工作10年，王俊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当中国足球一次次面临窘境的时候，王俊生的内心比谁都痛苦。曾经有很多人邀请俊生出书，并且开出很高的价钱，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王俊生始终坚持他的观点：有什么可说的呢，历史将证明一切。

　　其实，中国足球职业化8年后今天的局面已经做了最好的证明：正是职业化的成功实施，才使中国足球在短短的8年内有了长足的进步。至于其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也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根治或杜绝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历史不等于现实，但现实中恰恰蕴藏着历史。王俊生在现实中注定了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历史当然也会如是记载。2001年10月7日，中国队终于杀进了世界杯，几代球迷在那一天流下了喜悦的泪水，相信那一刻王俊生也是悲喜交集，那应该是他永远难忘的时刻。

　　米卢率中国队实现了历史的突破，而当初米卢入主国足却是王俊生拍板决定的，只不过没过多久他就改抓党务和女足了。在中国队出线的那一刻，人们把米卢、中国队和阎世铎当成了英雄，而所有人几乎都已遗忘了王俊生，只有阎世铎例外，当时他把王俊生推到了中国队前面，让王俊生第一个向国家队讲话。王俊生用激动得有些颤抖的声音说：我们终于冲出亚洲了！命运如此啊，他虽然在这一历史时刻发表了讲话，但他只能是一个“见证者”。

　　他凭啥总能留下

　　2000年年初，媒体率先披露了中国足协要换掌门人的消息，阎世铎和另一名候选人的名字开始见诸报端。王俊生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不过这次由“批判”对象变成了下岗对象。

　　当时传言王俊生将到小球管理中心或水上运动中心任主任，但是当4月24日阎世铎正式入主足协的时候，王俊生却出人意料地留在了足协，工作改为主抓党务和女足，真正调离足协的是专职副主席王钧。其实，王俊生能够留在足协原因有三：一是他对足球事业的那份执著；二是国家体育总局总体的考虑；三是阎世铎的真心挽留。其中，阎世铎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王俊生作为中国足协领导层中惟一一名真正的足球专业人才，足球业务的确有着丰厚的积淀。王俊生留在足协可以使他的业务与阎世铎的管理形成优势互补，后来的情况也证明王俊生的留任客观上也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2000年岁末至2001年年初，外界再次传出王俊生要调回体育总局的消息，传说他的去向是总局综合司。但后来王俊生还是继续留在了中国足协，并到党校学习了三个月。其实，总局正局级干部轮换岗位是一项制度，每年都有一批在岗位上工作满4年的司局级干部换岗。当时王俊生在正局级职位的位置已经8年，按理早就该轮岗了。之所以8年后才考虑轮换王俊生，是因为1991年之前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泗在推荐王俊生时曾说：“新的主席人选一定要年轻，这样他可以有条件搞两三届世界杯，有利于足协工作的连贯性和系统性，避免某些短期行为。”

　　不过由于中国足协在2000年推出了暂停升降级的新政策，2001年又面临冲击世界杯的巨大压力，所以总局最后还是决定让王俊生继续留在足协协助阎世铎工作。

　　2002年1月28日，记者再此得知王俊生要调离足协的消息，这次换岗仍然是因为局级干部岗位轮换。不过，由于“黑哨事件”的影响，总局对王俊生的换岗也非常慎重，为了避免外界的种种联想，比如王俊生是“黑哨事件”的“替罪羊”的说法，王俊生可能会等到中国足协处理完“黑哨”后再到新的岗位工作。

　　他是中国足球种树人

　　王俊生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主要缔造者，正是在他的主张下通过与媒体的沟通之后，最终确定在中国开展先进的职业联赛。尽管当时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不像日本足球那样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后才启动职业联赛，但毕竟中国足球实现了自己的职业化，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王俊生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可能还要晚几年，中国足球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繁荣局面，虽然目前这种繁荣带有着很多虚假的成分。

　　王俊生敢于打破旧规，并成功地利用赞助商办起了具有升降级和主客场制特征的联赛，使中国足球成功驶入了职业化大道。由单纯依赖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足球管理体制和训练比赛的代表队制逐步过渡到了以俱乐部为主体的足球训练、比赛的新格局，教练员实行聘任制，运动员实行合同制，初步形成了竞争机制。

　　在建立了职业化的法规、制度等之后，王俊生又相继主持出台了中国足球的转会制度、限薪制度、绿茵工程战略，目的是为了形成足球后备力量，由足协独家抓改为以教委、足协为主体，社会各界齐抓共管的局面，足协采取了多项措施，其中最典型的是组建健力宝队赴巴西留学五年，规定每支甲级队必须有三支不同年龄的后备队等等。尽管这些措施当时并没有收到太好的效果，但目前它们的作用已经开始体现了。

　　阿维兰热在1991年认可中国女足之后，王俊生在自己的任期内意识到中国女足在国际足坛应有的地位，采取了多项特殊政策，包括健全女足的组织系统，逐步加大从人力、财力和物力增加投入等。并在1995年的世界杯之后，在1996年创造了中国女足的第一次辉煌。后来，中国女足的黄金一代在1999年登上中国女足的巅峰——世界杯亚军。

　　几次重大失误

　　在王俊生的任期内，他错过了几次很好的机遇，也因此有了几次大的“失误”。

　　在1997年之前，由于中国足坛的职业化发展较快，很快使人们淡忘了1993年兵败伊尔比德的伤痛，1995年和1996年中国甲A的繁荣升腾了人们对1997年冲击世界杯的渴望，王俊生面临大好机遇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幸的是，1997年的失利引发了中国足坛最大规模的足球批评，金州兵败后，王俊生成为众矢之的，。

　　在中国足协对1997年十强赛的总结中，明确写着几次失掉出线机会足协领导负有决策失误的责任。不过，王俊生并没有倒下去，他准备把1999年国奥冲击2000年悉尼奥运会当作一次翻身仗来打。

　　结局还是悲惨的，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一届国奥队”的霍家军最后还是没有冲破韩国这道壁垒。更不幸的是，1999年年底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渝沈案”，两罪并罚，人们对王俊生的信心指数降至最低点。“渝沈案”影响极为恶劣，外界对王俊生的批评也达到极点，许多人甚至开始怀疑职业化6年的成果。

　　因为王俊生被外界称作是“中国足球的象征”，所以当中国足球出现了较大的失误之后，受冲击最大的当然是王俊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王俊生的功绩应该大于他的失误。

　　历史好像总跟王俊生过不去，在王俊生接管中国女足2年后，铿锵玫瑰突然凋零了，虽然这并非全是王俊生的过错，但是作为主管者，在1999年的美国世界杯后没有及时调整中国女足的发展战略，结果落到今天的地步，王俊生还是应该负有一定的决策责任。

　　总挨骂的好人

　　外界对王俊生的“大批判”始于1997年，高潮在1999年，那一年霍顿指挥的国奥无缘悉尼奥运会及“渝沈案”的双重逼宫，使王俊生面临他执政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媒体大量报道中国足协管理混乱、内部存在廉正问题，据说有关领导也对这种混乱局面非常不满，甚至有人点拨王俊生说：“中国足球已经到了崩溃和失控的边缘，如再不改变现状，你就请辞吧。”王俊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但是，王俊生却以他严谨的工作作风和他特有的好人作派，在这巨大的旋涡中有了回旋的余地。

　　“渝沈案”曾在中国足坛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廉正风暴，王俊生作为足协当时的掌门人，必然首先受到质疑。不过，在风暴过后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时，大家发现居然没有任何关于王俊生为人为官的不利传闻。熟悉王俊生的人也许对他的工作能力有不同意见，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对王俊生的为人有所怀疑，有个曾长期同王俊生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这样说：“如果中国足协还有一个人没有去过歌舞厅的，那就是王俊生了。”这种评价虽然并不能说明实质问题，但它也可以生动地表明王俊生在足协内部还是有着良好的口碑。

　　作为一名从事足球多年的工作者，王俊生不辞辛苦、办事稳重不浮躁的作风给身边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也是几次危机都没使他离开足协的主要原因。一位足协的官员亲口对记者说：“从做人的角度讲，我真是不希望王俊生这样的人也被打倒，媒体一味攻击他我认为也不太公平。中国足球一输球或者在职业化进程中遇到挫折就怪俊生也有偏颇之处。你知道吗，他为了工作曾多次心脏病发作，大家最好不要太为难这样一个好人。”记者忆起了2000年4月18日的一幕：王俊生在向记者说明自己即将换岗后，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个药瓶，倒了一粒药放进口中说：“对不起，我必须吃点药了，否则我的心脏受不了，我就会倒在这里。”

　　有一次王俊生和家人一起乘坐出租车外出，司机正好是一个球迷，在他认出乘客是王俊生的时候，他非常气愤地开始边开车边不住地咒骂中国足球，同时也恨恨地责问王俊生，而王俊生则一直对他报以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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