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卫平来到约定好了的咖啡厅时，几乎与事先定好的见面时间分毫不差，但落座没几分钟，又有人来告之新华社的记者也要对其进行采访，当其重新落座时，时钟已指向了午夜零点。于是，就在这新旧一天交接的时分，就在这一股股飘散过来的咖啡香气中，就在颇有几分清幽的萨克斯曲调的环绕下，我与这位“反黑斗士”开始了一番更多具有聊天意味的谈话。

　　金庸买过我的房子

　　看到桌上记者带来的报纸，宋卫平很客气地问：“能不能让我看一看?”拿到报纸后，他直接翻到了体育版，同时又将手臂伸直使得眼睛与报纸的距离拉得更开一些，然后便眯起了眼，专注地看了起来。

　　“老了，眼睛不好使了，看东西只能放到远一点。”做出这番解释的人其实只有44岁。“我是1958年生人，1977年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读书，毕业后当过6年的党校老师。我从小就很爱看书，印象较深的有《三国演义》、《水浒》、《说岳》、《七侠五义》等，后来还看过很多名著。”

　　也许正是因为看过了这么多的书，因此，宋卫平的谈吐的确不凡，虽然在说话时总有爱闭眼的习惯，但其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都不差。

　　“宋总爱看的书很多都与侠义有关，不知是否爱读金庸的书?”“特别爱看。”提到金庸二字，宋卫平的眼睛里突然放出了异彩。“我第一次看金庸的书是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拿到手的是《书剑恩仇录》，记得当时是一边走路一边看，就这么边看边走一直到家。我很喜欢金庸书里那种侠义的精神。”没想到，眼前的这位老板还是一位“金迷”，而他目前那种颇似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般的举动其实也很难与这种对侠义精神的崇拜脱离干系。据了解，金庸也曾在绿城房产中买过一套房子。

　　我们才陷到大腿“我是搞房地产的，也就是盖房子的。我们很善于破坏，但我们更善于建设。我对自己的手下人经常讲，住宅就是生命的一种转化，是把我们生命中的精华部分转进去了。如果住宅盖得漂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据了解，绿城房地产公司近日已升格为绿城集团，而其所建造的房子在杭州的口碑也相当不错。

　　“我对住宅的定义还有一定的研究，但对足球，特别是中国足球的定义就搞不清了。”话题不知不觉中又转入到了目前的扫黑风暴上来了。“早在去年的5月，我就对阎世铎说过，希望他能组织人力好好研究一下足球的定义，可惜……”

　　稍停，话题又重新回到了“侠义”上面。“有人说我破坏了行规，出卖了朋友，对此，我也曾苦恼过。如果单纯按侠义精神去理解，有人会认为我不够仗义，但我最终还是认为侠义要服从真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有人告诉过我，假球、黑哨文革前就有了，历史悠久啊，但我还是要站出来。至于大多数俱乐部至今还没反映，恐怕是因为他们的顾虑较多，他们陷得比我们要深。我们可能才陷到大腿，他们可能已陷到胸部了。”

　　“另外，我一直强调并不希望仅仅揪住几个裁判不放。我最大的顾虑就是一旦裁判成为惟一的目标，他们同样会成为牺牲品的。他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人到中年嘛，从江湖道义上来说也不应该这么做。但目前的形势发展却不得不如此，我不希望眼下把事情变得复杂化，一旦那样，这场斗争也就迷失了方向了。”

　　我只抽软包万宝路还在刚刚落座时，宋卫平就要了一桶可乐和许多冰块，谈话过程中，他就不停地喝着掺了冰的可乐。看得出，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一股火、一股焦躁之气的。

　　“有传闻，今年的甲B联赛，我们绿城会被做掉，其实，真被做掉了也无所谓，大不了我就再买一支，就怕足协不会同意。但我宁愿‘死’得更壮烈一些。”说到这，宋卫平又点燃了烟：“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固执的。”对此，记者倒也颇有同感。他抽的烟是软包装的万宝路，当记者拿自己的“555”牌给他时，他笑着摆了摆手，“我只喜欢这个牌子。”

　　“我是学历史的，从来就没想过发大财，搞房地产也是机缘凑巧。我们这一代人多少都还懂得什么是忠，什么是义，但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不做(裁判工作)，别人说你没资格发言，做了就是犯罪。这真是一个难解的悖论啊!但我可以保证，我们从此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会再做了。”

　　谈话已近尾声，记者要求他以一句话自评一下，宋卫平先是笑了笑，略一沉吟，“总体看来，我大体上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吧!”

　　记者刘长惠(新报杭州1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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