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钱建辉杭州报道 陈培德一直是司法介入的积极呼吁者，他认为司法介入是打击黑哨进而清除足坛腐败的必由之路，观点始终没有改变过。在司法介入黑哨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人们发现《刑事诉讼法》中对裁判的行贿主体身份难以认定成为了司法介入的瓶颈，杭州检察院在被问及司法介入的可能性时也表达了相似的困惑，尽管有很多法律专家赞同司法介入并积极寻找依据，但终因是法理上的解释而不具备最终的裁断性。人们的目光最终聚焦在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和高院的司法解释上，因为后者具备可溯及力———可追究既往，同时 在操作上更为方便，因此高院的司法解释即成为司法介入足球的最根本性的依据，但如何推动高院作出司法解释？

　　据法律专家介绍，高院要作出司法解释的推动力有以下几种，一是由基层法院就办案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向高院反映寻求解答；二是高院根据自己的判断，启动法律所赋予的司法解释权，属于立法上的主动职权行为；此外，全国人大代表的质询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据了解，高院设有人大代表接待室，历来对全国人大代表的质询相当重视，按例也应当给予解答，人大代表的质询亦可推动高院作出司法解释。

　　而陈培德正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他一方面与浙江及杭州警方联系寻求介入，另一方面也联系浙江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向高院提出质询，要求高院就社会影响很大的足坛黑哨事件予以司法界定。作为省厅级政府官员，陈培德在这方面的工作因具有官方色彩无疑会有很大的力度，他的努力对于将扫黑工作最终引入司法介入的轨道致关重要。

　　在推动检察院介入受阻之后，警方真的有可能介入？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浙江华盛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忠咸的看法颇具代表性：“裁判若归入国家工作人员则应当由检察院介入，裁判若归入公司、企业人员则应当由警方介入。但问题是现在应将裁判归入两类中的那一类法律中无定论，存在争议，所以警方介入同样存在着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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