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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日前的杭州之行，引起了“黑哨”事件当事人以及所有关心中国足球发展的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多种议论。有人认为足坛打黑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战果，有人认为事情已经进展了一半。实际上，足坛的“黑哨铁幕”才刚刚拉开，“打黑”更加任重道远。
狂欢的足坛 忧患的眼神
中国足球乃至中国体育存在的各种“黑”、“假”现象由来已久，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1年全国足球甲B联赛的最后一轮赛事，是足坛“打黑”的重要事件。10月6日，浙江绿城在杭州主场迎战长春亚泰，以0比6比分落败，被舆论斥之为“假球”，称为世界足球史上罕见的现象。赛后，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当场开除5名球员，引起极大的反响。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对足坛的丑恶已经达到极其愤恨的地步。某报评论说，“踽踽前行的中国足球在即将见到曙光的前一刻，陷入了黎明前的漆黑一片”。第二天，也就是中国队十强赛出线的日子，举国欢庆。当时已有不少有识之士以充满忧患的眼神凝视狂欢之中的中国足坛。
吉利集团的法律顾问、浙江星韬律师事务所主任楼韬已开始思考如何将司法介入引入中国足坛，以法律的力量促进中国足坛乃至中国体育的净化。甲B赛季结束不久，他就告诉记者，已经初步形成起诉中国足协的思路，并选择了适当的切入口。2001年12月11日，吉利宣布退出足坛，12月13日，吉利俱乐部亮出“底牌”，起诉中国足协侵害名誉。成为第一个将中国足协推上被告席的俱乐部。
当天，新华社浙江分社在第一时间发出这条独家新闻。《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等各大报纸和浙江省的几乎所有地方报纸刊登了新华社通稿。引起全国广泛关注。搜狐网一天时间就有5000多网友发表评论。吉利的揭黑行动先声夺人。12月14日，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和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来到杭州，和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一起，联合召开了“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开始了这场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的揭露足坛黑幕的战斗。
“神秘”的内部调查
作为担负着党中央“耳目”职能的新华社地方分社，长期以来对中国足球丑恶现象进行调查与思考，在掌握了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提炼素材，形成思路，在揭黑风暴开始后，记者和浙江分社另一同事以第一时间向北京发出了一份内部报告，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为足坛打黑打开了缺口。12月21日，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东升飞赴杭州调查。
就在宋卫平和李东升密谈的四个小时中，宋卫平拿出了又一个“重磅炸弹”——一封“黑哨裁判”的忏悔信。并称，该裁判已将从中间人处收到的4万元钱如数退还给绿城。记者通过有关渠道，在所有媒体中率先获取这封忏悔信，采写了第二份内部报告。不久，这封信向社会公开。在总社和分社领导的重视下，新华社国内部的重点报道栏目“新华视点”强力推出浙江分社长篇报道《看足球打黑如何破门》。国家通讯社以迅猛的姿态，介入这一被大小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事件。12月25日，在浙江分社领导的高度重视下，记者向中国足协正式提出采访要求。12月26日，已经被新华社内部报告惊动的足协经过研究，答复由中国足协法人代表、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在京与分社记者会谈。足坛打黑开始升温。次日晚，记者飞往北京。
28日上午，记者向总社体育部领导汇报。体育部领导高度重视这一报道，派出记者杨明配合浙江分社记者参与报道。在12月28日至29日两天中，新华社记者与阎世铎进行了广为外界关注的会谈。双方就目前的足坛打黑事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沟通，约定齐心协力，互相配合，为促进事态良性发展，净化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共同努力。
29日晚，记者回到杭州，继续就这一事件展开调查。为避开不必要的干扰，选择了一家很不醒目的某机关招待所住下。从去年12月29日到今年1月3日，记者跨越新年，在元旦假期展开了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中国足球如何健康发展问题，走访了事件当事人、法律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司法机关人士，与“黑哨”中间人、有关裁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接触。就此写出了一组内部调研报告，并随时滚动发出一系列的公开报道。元旦假期结束后，新华社的内部调研报告再次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国足协的态度逐渐明朗。1月6日，阎世铎飞赴杭州，除了约见陈培德和宋卫平之外，还专门利用中午时间会见浙江分社记者，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沟通。宋卫平也出于对新华社调研工作的信任，将全部的裁判“黑名单”于1月7日下午交给了分社记者，浙江分社当夜即赶发了内部报告。作为新华社的特殊职能，内部报道在本次事件中成为人们关注、猜测的焦点。实际上，新华社总社及各地方分社在日常报道中，就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和工作经验采写过大量的内部报道，很多关系复杂、矛盾尖锐的重大问题一经内部报道，就开始往良性方向发展，甚至直接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因为足球独特的社会影响，新华社的这次内部调研工作在社会上引起了更加特别的关注。
大家都很有信心
原本渺茫的希望，正在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原本信心不够充足甚至有些颓丧的声音，也已重新开始振作。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打击“收黑钱”裁判的呼声，事件的各有关当事人都表示，光是解决几个裁判的问题，不是这次打黑斗争的根本目的。阎世铎在杭州面对媒体着重指出，解决这一问题不在于处理几个人，关键是要通过这一事件加强教育。使人们知道，“黑哨”、“假球”是严重违法违纪的行为，要提高自律意识，提升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净化足球环境，这才是更重要的。他用乐观的态度对记者说，足坛上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并不可怕，关键是要以积极的态度勇于去面对。一些不良现象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复杂的社会环境在足球领域的反映，有矛盾才会有发展。恶，在某种情况下也会成为一种发展的动力。宋卫平说，破坏不是目的，建设一个新的、更加完善的足球环境，才是最终发展方向。他不断申明，打击几个“黑哨”裁判，并不是他揭黑的根本目标，关键是要关注整个大环境的建设。过多地关注裁判个人的问题，反而会偏离主方向。一些媒体报道，宋卫平现在很有信心。陈培德在杭州和阎世铎会谈后出现在媒体面前，两人紧紧握手，气氛热烈。他说，浙江省体育局和中国足协在一系列相关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今后在净化足坛的各方面工作中，双方的目的、方法、步骤将协调一致。双方决定，今后要“决心一起下，行动一起做”，“联手作战，全力配合”，向共同目标前进。他说，经过这次斗争，“打黑”、“防黑”的力度将得到增强，在今后的足坛上，“黑哨”现象起码会有所收敛，不再会有过去的那种胆量。他认为，这次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长征才走了第一步
中国足球的领导层从前就反复表示过坚定的打黑决心，阎世铎杭州之行再次强化了这一态度。良好的态度意味着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仅仅有态度还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落到实处。已经有人提出了如何避免“打白条”的问题。对目前的形势依然不抱乐观态度。桂生悦的声音比较典型地代表了这类观点。他认为中国足协始终不能正视自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说，什么时候管理层开始对自己的行为做检查，什么时候中国足球就真正有希望了。他形容中国足球已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光是揪出几个裁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打破背后的网。 整治中国足球存在的“黑”“假”问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彻底净化中国足球的环境，需要行业主管部门、俱乐部、媒体和广大球迷的共同努力。除了坚定的态度、决心和信心，更需要细致而扎实的实际工作。在具体实践上，比较有争议的就是司法介入的问题，第一个和中国足协打官司的楼韬律师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想法。他认为，裁判执法时和合同制民警和收费的大妈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执行公务。裁判和中国足协是委托关系，收了黑钱就构成受贿，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他认为足协是社团法人，应该说是准国家工作人员。楼韬说，根据《体育法》，中国足协被赋予行政管理职能，具有对全国单项比赛管理的职责。如果是行业团体，就不具有罚款的权力，只有行政单位才能罚款，可是中国足协具有对俱乐部和球员罚款的权力。此外，中国足协的经费来源有来自行政事业拨款部分，足协享受的是事业编制，不是民间法人社团。所以足协这个单位无论从人员还是从权力行使上看，都带有行政色彩。中国足协委派给裁判的权力不是私权而是公权，而拿人民的权力去交易无疑是犯罪。楼韬认为，裁判受贿构不构成犯罪的争议，主要是对《刑法》法条理解不一致造成的。法律上并没有什么盲点，不能说法律上没规定，只是理解不同而已。
1月8日，浙江省有关部门举行黑哨法律问题研讨会，来自浙江省高校、法学研究机构、律师所、检察院、法院、人大等机构的12名法学专家，和有关当事人及众多媒体一起，探讨了“黑哨”的罪与非罪、如果有罪应定何罪的问题。有人认为司法介入是完全有法律依据的，法律没有禁区。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陈有西认为，我国的刑法对于职务犯罪的惩罚指向，是国家公务人员的贪渎行为，其他行业中的贪渎行为没有经过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确认，并不能任意以“受贿”来追究。他说，我们迄今为止的观念是：体育是属于国家提倡的健身娱乐行业，对管理这个行业的协会行为，我们本质上没有将其看作是一种国家管理权。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足协官员利用权力直接受贿，按受贿罪追究没有问题；但对不在其编制中的临时约请和指定的裁判(尤其是外籍裁判)，其身份性质是很难界定的。能不能将其视为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一种委托管理关系还是一种聘用劳务关系？足球的现场裁判行为算不算公务？这些都是存有争议的，所以，根据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律解释没有明确之前，黑哨裁判暂时还只能受舆论法庭和道德法庭的裁判，或由足协按行业纪律进行处罚，并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介入尚有争议，行规的力量也还在期待中，打黑的大幕虽然拉开了，下一步怎么走，如何抓落实，依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了望新闻周刊新华社记者 方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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