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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陈培德，没有官派作风。在他的办公室里，正墙挂着那幅书法作品上写着“安危在所任，存亡在出令”，旁边是竖条写着诸葛亮的自勉词“宁静致远”，而墙角上挂的是一幅国画“出水荷花”。
“我在这个位置，如果不说自己该说的话，不做自己该做的事，我会有一种负罪感。邓小平说得好，我们要问问，我们做的事情人民到底答应不答应，我们做的事情人民满意不
满意。”这可能就是他对“安危在所任”的解释。“对扫黑，司法介入是唯一有效的办法，任何行规都应在合法的条件下进行，如果现在不进行司法介入，我们的足球就再也没有复兴的机会了”，这或许又是对“存亡在出令”的解释。
在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他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个不停。为了避免媒体的采访，现在要进入体育局大楼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他特意要求门口保安没有得到他的允许任何记者不得进入。有的媒体为了采访他甚至在电话中给他开出一个价，他礼貌地回绝：“别说钱，现在任何采访我都回绝。”本报记者能够在这个敏感时候独家采访到他，完全是靠连续几天“痴痴等”的精神感动他的。
自从阎世铎来杭州后，陈培德只接受了本报和《人民日报》的采访。没有宁静的心境，无法做到这一点。而他说：“我是福建省厦门市一个工人家庭出生，我可是陈家几辈子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惟一的一位官员。”没有背景，没有架子，没有虚荣，恐怕是他真正做到“宁静”的根源。
他说，自己没有特殊的社会关系网，更没有官官相护的交际群。正因为这样才可能如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在浙江师大时，学校里的人都送给我一个雅号‘平民书记’，我认为这样真的不错，我本布衣。”(本报杭州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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