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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10月16日到今年1月上旬，反黑局长陈培德为扫黑努力了50多天。宋卫平之所以能够有勇气站出来揭黑幕，阎世铎之所以有信心揭开扫黑的序幕，陈培德的过人胆识是最有力的助推器。
在杭州守候多日后，陈培德终于被感动，于本月9日下午与本报记者长谈近一个多小时，首次对媒体公开陈阎宋“扫黑联盟”形成的真实内幕(以下就是他的谈话记录)：
10月下旬，与宋卫平达成“打响扫黑大战”共识后，我们接着到北京说服阎世铎……
10月16日中国足协公布对浙江绿城等五个甲B俱乐部的处罚，作为浙江省体育局局长，我也有责任表态对中国足协的处罚表示支持配合，并且要求绿城俱乐部整改。在整改的过程中，我发现，打假是必要的，但仅此还不够，应该更深一点地对中国足球本身进行整改。
打假只是第一战，在此基础上就要扫黑。对扫黑的认识，中国足协反应明显滞后，这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会面临着更多复杂的障碍和背景(除了“证据”外)。
作为地方体育官员，我可能只是站在一个小角落里，不像中国足协可以看到足球的全部，高屋建瓴，但我可以从地方足球的利益中更早地看到扫黑的必要性。应该说，中国足协是“身在庐山，难识真面目”，不是不知，而是难知。
绿城第一次介入联赛，在经济上觉得十分困难，光支付给裁判就有一个巨大的数目。我劝宋卫平，只有扫黑，进行彻底自我否定，整改才有说服力。
与宋卫平终于达成“打响扫黑大战”的共识后，我们意识到，扫黑能否顺利进行，主要看中国足协的态度。为此，我们一起去北京见阎世铎，与阎世铎进行了密谈。
此事发生在浙江绿城受到中国足协的处罚后(10月下旬)。当时阎世铎的态度是：扫黑就得要证据。我与宋卫平一起做阎世铎的工作，要他下决心，同时要求他解决绿城揭黑的后顾之忧。阎世铎表态：党的政策就是要保护揭黑者。
12月中旬，宋卫平曾想不了了之，但媒体攻势和裁判忏悔让他欲罢不能———
说服了阎世铎后，反过来我和阎世铎又开始做宋卫平的工作。现在想来，这个“扫黑联盟”的形成真有些意思。宋卫平是一个心善之人，他认为裁判都是有家有小，如果事情处理得不好就会家破人亡，只要自己的证据拿出来了，份量就十分重，不是简单抛出一两个证据的问题了。经过与阎世铎一起反复做工作，宋卫平终于同意公开两个证据，可是迟迟没有拿出来。
那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扫黑行动搁浅了。宋卫平甚至考虑就此了事，不惹也罢。
没料到，12月11日，吉利在广州发言，打响了扫黑第一枪。宋卫平通过媒体得到了吉利的态度后，十分激动，主动与我打电话，提出让吉利来杭州一起揭黑扫黑，并且邀请我也出席。
12日我还在外地出差，参加不了这个媒体见面会，但我承诺回到杭州可以接受媒体的采访。13日，他们在杭州正式揭黑，14日我回到杭州，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说了“要让收受黑钱的裁判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的话，这样也就有了后来央视的《新闻调查》。不过，我后来看了电视和报纸，那天宋卫平他们讲的只是些表象，没有实质性的东西，更没有点出具体人与事。
其实，宋卫平他们开新闻发布会前，我又与阎世铎取得了联系，并且希望他也来杭州。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阳谋而不是阴谋，可以让阎世铎也来听听俱乐部声音。阎世铎对我能够这样信任他，把俱乐部揭黑的消息告诉他十分感谢。
接下来，我不断地做绿城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把证据拿出来。在媒体的强大攻势下，个别裁判终于有了行动。这样也有了12月17日的《忏悔书》。
当时宋卫平对《忏悔书》和4万元赃款的处理相当冷静，他没有把钱自己收了，而是把忏悔书和钱交到体育局来。此时有部分媒体和主管部门对忏悔书的真伪表示怀疑。
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有必要呼吁司法介入，因为证据已经存在了，有了证据就可以反腐败到底。我从来没有怀疑信和钱是假的。
1月初，阎世铎在杭州说“我们现在已经拉开了胜利的序幕”
当我得到信后，许多媒体都想得到这份忏悔书，但是我都没有给。后来新华社主动介入写内参，我就给了他们，因为只有新华社的介入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内参肯定送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手中，后来阎世铎来杭是有大背景的，他是领命而来，可以说上层肯定是下了决心要整顿足球行规。
这一判断有迹可寻：阎世铎来杭州期间，某体育专业报关于足球的报道十分少，更没有阎世铎来杭的消息，直到两天后，他们才发了关于阎世铎来杭州的消息和与浙江省体育局联合扫黑的表态。这一变化，说明国家体育总局对此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化说明他们掌握了情况。所以，阎世铎在杭州说“我们现在已经拉开了胜利的序幕”。要注意，他已不是在说“拉开了扫黑的序幕”。
(本报杭州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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